為什麼不該問作者是怎麼想的?不只是「作者已死」的問題而已

為什麼不該問作者是怎麼想的?不只是「作者已死」的問題而已
Photo Credit: 誠品提供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作者的想法,多半只能作為分析文學作品的參考而已,我們所有評論與解讀的依據,側重的還是以「文本」為主,藉由閱讀到的東西,再去思考它表現與表達了什麼樣的內容。作者有沒有這樣的想法,很多時候真的並不重要。

文:歪文系why_literature/歪編/張國勳

老師,你怎麼知道作者是這樣想的?你有問過他本人嗎?

每次在課堂上檢討閱讀理解的題目時,常常遇到學生提出「作者真的有說過他這樣想嗎」的疑問。如果選文的作者是現當代作家倒也還好,但如果是古人或是已經過世的前輩作家,都會令我不禁莞爾一笑(老師會觀落陰的話可能就不會站在這跟你上課了哦)。

或是每當大考公布國文考題時,時常看見新聞報導說,連被選入考題的作者都寫不出答案!有的時候是詩人,有的時候是藝文評論者,也會在社群媒體上分享自己被選入考題的文章,然後笑說連自己都不知道正確選項。

誠然,考題有的時候不盡理想,會出現稍有閃失的選項或敘述。但每當解析文學作品時被問起「作者真的有這樣說過嗎?」、「你有沒有問過作者的想法?」我的心裡總會警鈴大響——詢問作者意圖真的是分析文學作品、藝術作品的大忌之一,這不只是文章寫完後「作者已死」的問題,而是有的時候你問了作者,甚至還會得到一個完全相反的答案......

連作者都不知道的答案

「口誤」才是真心話,因為它反映了潛意識的念頭,是最為人所熟知的心理學說法之一。文學創作畢竟是心理活動,創作許多時候會有單純「就是想寫」的念頭。除了有意地企劃外,作者可能是潛意識、前意識、下意識、無意識地,圍繞在某些主題而沒有緣由。

也許某個作者橫亙了許多本書,總有各種形式上質疑、取代父親在家中地位的情節。這時候你也許可以說他有佛洛伊德(Freud)認為的「伊底帕斯情結」,但他本人可能並不這麼想。因為就佛洛伊德的說法,這種戀母弒父的欲望/情結,是被社會壓抑所以不能顯露的,每個人會以不同的方式呈現。

精神分析應用在文學批評上,已經漸次發展成另一個用以分析文學作品的研究領域。各個社會學、文學理論大師,大抵以佛洛伊德、拉岡(Lacan)兩個不同流派為主,衍生出各自一套分析文學的說法與理論。

當然,我們並不一定要完全地接收這類分析方法,最主要還是要說,我們能透過各種方式剖析文學作品的表層,到達甚至連作者都沒有意識到的深層思想。所以當我們把創作者的想法奉為圭臬跟唯一,那麼極有可能就會忽略掉這一部分。

所以前面說的「潛意識、前意識、下意識、無意識」並非充字數XD,而是它們分別對應到了不同的概念。

那些說了會死的秘密

  • 政治的高壓環境

詢問作者有一個最大的風險在於,作者可能刻意迴避了他作品中真正想表達的意涵,說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答案。這在承平時代有點難以想像,但如果作者身處的年代是個政治高壓的環境,可能就會把線索留在文本裡,讓真正「內行」的人自行推敲出端倪,絕對不會承認自己內心的想法。

日治時期以及白色恐怖時期,是台灣兩個因為政治環境,最好印證作者不能「說真話」的年代。日治時期台灣作家龍瑛宗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可以作為其中一個「不該問作者」的最好範例。

這篇小說的故事情節,講述的是殖民地知識分子陳有三,原本積極向上的性格,最後因被南國小鎮的氣息感染,漸漸墮落、失去動力的過程。陳有三是中等學校畢業的台灣人,卻內化了日本政府歧視台灣人、台灣文化的價值觀,認為自己的故鄉盡是些沒有水準的落後地帶:

陳有三經常穿著浴衣(按:日式浴衣),笨拙地繫著寬條布帶,毫無目的地漫步街頭,看著如同石罅中的雜草那般生命力的人們,想著自己與他們之間有某種距離,一種優越感悄悄而生。

搖搖晃晃的漫步中,看到咻地用手擤鼻涕的纏足老婦女,或者毫無條理、高亢的金屬性聲音叫喚的媒(婦人)們,便蹙起輕蔑的眉頭。

小說裡陳有三與同樣接受日文教育的台灣知識分子,都認為自己的同胞(台灣人),是「吝嗇、無教養、低俗而骯髒的集團」,可謂複製了當時日本人看待台灣人的視角。

就故事情節來看,〈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表達的思想似乎是向殖民體制靠攏,認為台灣即是落後的象徵,必須向殖民地政府(日本)學習「現代」的種種知識,才能晉升為一個進步的民族,進而合理化日本的統治政策。

這篇小說刊載於1937年日本的雜誌,該年份剛好實行了皇民化運動,日本政府希望台灣人能認同日本人/文化,成為真正的日本民族。如果這個時候有名記者訪問龍瑛宗的創作意圖,基於政治氛圍,他的答案應該是會倒向殖民地政府一方的沒錯。

然而,如果我們把視角轉向這個種有木瓜樹小鎮的空間描寫,會發現小說隱隱顯露對殖民地政府的批判與質疑。這個在台灣的小鎮,起初作為理番政策的要地,讓這個小鎮呈現興興向榮的景象,然而隨著時間推移,也漸漸凋零、腐敗:

市場前的馬路叫「大街」,但兩側燒焦似的黑柱子、腐朽的廂房,狹窄的亭仔腳下,豆粕與雜貨類雜亂並陳,傾斜的屋頂上處處長著雜草。封滿塵埃的雜貨店裡,商人像長了青苔的無表情的臉,終日沉坐著。滿臉縱橫皺紋的老人,在亭仔腳的地上,伸出枯枝似的腳,啣著長長的竹菸管,懶懶地打盹著。

故事中間的細節,我們也能看見台灣人被日本人壓迫、剝削,甚至只要入贅到日本籍,薪水直接增加六成。居住在小鎮的台灣人生活困苦,蝸居鄉鎮一角、生活條件極差,租賃的房子可能座落在散發惡臭的垃圾場附近,高知識分子如陳有三的薪水只夠打平每個月的生活所需;另一頭的日本人,當然是住在乾淨整齊的日式房子。

因此皇民化運動的當下,詢問龍瑛宗本人的意見可能對解讀文本不太有助益,因為在整個殖民地都被戰爭動員的時刻,身為被殖民的台灣人,是不可能明確點出他蘊含其中的批判意味。

不被社會接受的傾向

從前作者因為政治高壓環境不得表達自己真正的想法,現當代作家同樣也可能因為社會氛圍的不友善,把自己的「秘密」藏在文本的細節裡。白先勇的〈樹猶如此〉就是一個什麼都沒說,但其實什麼也都說了的最好例子。

我們都知道白先勇跟王國祥是情同家人的同性伴侶,但其實白先勇很少談及他跟王國祥的關係究竟為何,在《樹猶如此》的散文集裡也是說送給他的「摯友」王國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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