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體毫髮無傷,心卻是破碎的:以巴衝突中被忽略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身體毫髮無傷,心卻是破碎的:以巴衝突中被忽略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他們身上也許不帶著有形的傷,但心理上無形、看不到且摸不著的傷害,有時候或許更錐心刺骨;這場從某些人看來似乎黑白分明的衝突,對這些人來說,也許都是灰濛濛的混屯。

七年前的7月17日、2014年加薩戰爭開始九日後,以色列國防軍地面部隊進駐加薩;20日午夜,地面部隊進入人口密度極高的舒加艾耶(Shuja'iyya)地區,一直到23日以色列國防軍宣布控制該區;儘管如此,這場為期幾日、被生還目擊者形容為煉獄般的地面戰,仍造成13名以國士兵陣亡、56人輕重傷。

當年19歲的伊齊克・賽義德恩(Itzik Saidian,或Itzik Saidyan)所屬的精銳部隊「戈蘭旅」(Golani Brigade),也是進入舒加艾耶的地面部隊之一。

這場為期七週的戰事,造成以色列國防軍67人死亡、469人受傷;賽義德恩「幸運地」活了下來,卻被診斷患上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

七年後,賽義德恩於今(2021)年4月12日,在位於以色列中部城市佩塔提克瓦(Petah Tikva)的國防部復健中心(Rehabilitation Department)外自焚;事發後,他隨即被送到位於附近城市特拉哈書默(Tel Hashomer)的希巴醫療中心(Sheba Medical Center);4月14日,以色列陣亡將士紀念日當天,當紀念陣亡將士的警鈴聲在上午11點響起時,數十位民眾在賽義德恩自焚的地點默哀,他們手持不同的標語,包括「我們都是賽義德恩」,默哀結束後,這些民眾留在同一地點,向國防部針對傷兵照護不周,持續進行抗議。

國防部事後調查發現,賽義德恩在退役後被診斷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但他在2018年10月接獲國防部通知,表示只願意認可25%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是由加薩戰爭的創傷所造成的,剩餘的75%是他童年創傷所引起。

三個月過去,現在的賽義德恩仍在醫院與死神搏鬥;同時,他自焚的行動持續受部分媒體與民眾關注;5月5日,許多退役傷兵集結在位於耶路撒冷的國會前抗議,接著遊行至1號高速公路,並擋住進入耶路撒冷的交流道,他們的主要訴求是政府增進對退役傷兵、特別是患上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者的照護。

這些抗議的聲浪也喚起社會及官方對軍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重視,國防部長甘茲(Benny Gantz)便多次在公開場合提到賽義德恩,並承諾國防部將會重視現役及退役軍人的心理健康;國防部也在今年5月初,決定撥款三億以色列新舍克勒(NIS)給旗下的復健中心,供傷殘退役士兵照護之用。

軍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簡易來說,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是一種因歷經或目睹創傷事件後,而引發的心理疾病,常見的創傷事件包括但不限於戰爭、攻擊、性侵、虐待、霸凌、意外等。

在人們的生命歷程中,心靈與身體多少都會遭受創傷,許多時候身體的創傷會隨著治療與時間復原,心靈的創傷也可能隨著時間推移、空間的改變等,逐漸淡化;但對一些經歷或目睹創傷事件者來說,這些經歷卻以不同形式永遠烙印在腦海或心底,並導致他們性格與行為的重大改變,即便創傷已經過去,生活中的各種刺激,都可能持續提醒他們,經歷創傷的瞬間;許多受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者,因此無法正常生活。

在武裝衝突、攻擊事件相對頻繁的以色列,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已漸成為一項媒體、學界、政府與民眾都關注的課題。

以色列官方統計顯示,目前約有4000位退役軍人,因軍旅生涯的經歷而患上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註1)。

一般來說,絕大多數的以色列猶太裔高中生,都會在畢業後立刻加入國防軍,這些年輕人面對實際武裝衝突的機率並不低,他們不是親眼看到同袍在眼前陣亡、就是聽聞認識的朋友在衝突中逝去,也有擔任醫官者授命前往救援死傷者時,目睹死狀淒慘的人間煉獄;身處這些現場,18、19歲的年輕人沒有餘裕處理自己的震驚,而是必須處理殘破的屍體,或對眼前的攻擊與衝突做出立即的反應。

此外,有專家指出,以色列是國土相對狹小的國家,且武裝衝突往往發生在離境內不遠處的邊界、甚至是境內,因此當軍人們退役或休假回家時,可能只需一小時車程便抵達熟悉的家園,這也讓戰時與平時生活的差距,看來似乎又更縮小一點。

這或許也解釋了,為什麼許多從國防軍退役的20歲出頭年輕以色列士兵,往往會選擇遠走他鄉,到東南亞、南亞等世界各地做為期數月或一年的背包客,也許這樣的遠遊,可以在潛意識中幫助自己遠離軍旅生涯經歷的衝突、緊張、攻擊、爆炸聲、血腥味、或殘肢斷臂的畫面。

由於歷史等緣故,以色列所面臨的「武裝衝突」並非單純的國與國戰爭,許多被派駐到西岸(West Bank)的18、19歲年輕士兵,在退伍後回憶面對向自己投擲石塊的平民,都表達了當時心底的困惑與不知所措;一方面,眼前的平民在攻擊著軍裝、代表國家及某種意識型態的自己,另一方面,眼前的「恐怖份子」可能只是個孩子或婦女;且對照對方投擲的是石塊,自己配備的是槍枝。

18、19歲,他們在這樣的場景中,必須迅速地決定要採取何種行動,但年輕、未經世事的心,又如何能迅速在這樣的「道德兩難」下輕易做出抉擇。

2005年8月,以色列國防軍進入加薩的猶太人定居點古什卡蒂夫(Gush Katif),強制撤離執意留在當地、不願配合政府從加薩全面撤出政策的居民。原本被以色列國民視為保家衛國的士兵,突然間開始驅逐自己人,對這些居民來說,自然難以接受這樣的轉變;當年在最前線參與撤退行動的士兵,包括18、19歲的年輕人,甚至也有來自當地的青年。

隨著驅逐行動正式展開,一些不敢置信的居民與抗議者,開始怒罵軍人。行動現場,充斥成年人的怒罵聲、祈禱聲,夾雜著孩子的哭泣聲;不少才高中畢業的年輕人,在執行命令與目睹居民的悲憤之間,心中發生了動搖,有些士兵臉上呈現悲傷的神情,有些開始哭泣。

這些畫面透過新聞媒體傳到以色列各地,對以色列社會造成不小的撕裂,也對一些參與的士兵造成不小的心理創傷。

  • 影片為2005年8月以色列國防軍對還留在當地的加薩居民進行強制驅離的紀錄片

一名參與2005年加薩撤退行動的士兵,在退役七年後,跳軌自盡身亡

十年前便有專家指出,以色列對軍人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具有世界上最先進的治療應對系統之一;然而在實際上,要獲得國防部對因從軍而引起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認可,卻可能並非易事。

首先,根據以色列軍方的規定,申請者必須在退役後3年內,向軍方報告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情況,才有可能獲得認可,進而得到協助或補助,但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發作,不見得都會在3年的期限內發生。

其次,不少向軍方表達自己患上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士兵,常會被軍方認定,是從軍前其它因素所造成的,或是由於從軍或退役後其家庭、經濟等狀況造成的,就像是本文開頭提到的賽義德恩一樣。

根據以色列媒體最近的調查,不少向軍方申請自己因從軍患上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退役士兵,會被認為是在裝病以換取國防部補助款;有些軍醫會認定,這些士兵在從軍以前的不良經驗,如父母離婚、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家暴等,才是他們患上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元兇,或認定其軍旅生涯只是部分原因。

幾位曾代表士兵就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認定、與國防部打官司的律師都認為,國防部在面對這些個案時,多從想要抓到「騙子」這種角度出發,而非真心為士兵的福祉著想。亦有曾任職國防部復健中心的律師或醫療人員表示,部內在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認可率較高的醫療人員,會面臨來自上司的壓力。

一篇針對退役士兵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報導中指出:「這些士兵僅管毫髮無傷地從戰場歸來,但心卻是破碎的。」(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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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界孩童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在每一場以巴武裝衝突後的死傷統計數字中,僅受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影響、無生理外傷的士兵,並不會被列入死傷統計數字中;而同樣的狀況也發生在平民。

在靠近加薩邊界的以色列城市斯德洛特(Sderot),根據歷年的研究,該市近半數的孩童與青少年長期受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困擾。

幾個以色列與加薩邊境的社群,過去20年間不時遭受來自加薩的各式攻擊,也發現類似的現象。近幾年,以色列軍隊統計發現,出生於2001年後、且住在以色列南部加薩邊界的年輕士兵,在加入軍隊時,創傷壓力症候群發作的比例相對較高;這很有可能是因為他們自幼,便居住在受來自加薩砲火襲擊不斷的地區所導致。

必須注意的是,以色列著名的鐵穹防禦系統,目前為止還算是有效地攔截了來許多自加薩的火箭攻擊,加上這些來自加薩的火箭精準度常有待加強,讓以色列加薩邊界長年面對火箭等攻擊的社群,實際傷亡相對小得多;但每當火箭示警警報響起時,不論居民正在從事什麼活動,不論白天或半夜,居民還是得就地迅速地尋找避難所。

此外,連年斷斷續續的武裝衝突中,從新聞看到偶爾出現傷亡的以色列民眾,多少還是有可能思索,自己或親朋好友,是否會是下一個從機率看來、相當不幸的「倒霉鬼」。

專門研究孩童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學者表示,幼小的孩子通常無法用言語,精確表達他們從武裝攻擊中受到的心理創傷,而是會展現在行為及發展的改變上,比如:發展退化(如原本能自行如廁的幼兒突然退化成必須使用尿布)、性格改變(如原本內向的孩子突然變得多話)、突然開始害怕一些事物(如以前不怕黑的孩子瞬間變得怕黑)、開始害怕新事物、突然展現學習障礙等。

有些孩子也可能會突然害怕從事日常生活的慣例行為,如上廁所、刷牙、洗澡等,因為他們害怕在進行這些活動時,示警火箭攻擊的警鈴可能突然大作;也有些孩子可能會因為警報響起時,恰巧在社區公園或祖父母家,開始對這些地點心生抗拒,從此不願意拜訪祖父母、或去公園玩。

這些外在的行為展現,即便是父母、身邊的主要照顧者、親人或老師有時都不易察覺,父母也可能覺得這只是一個過渡期;有時候父母、特別是母親自己,也因為衝突的情況而患上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就更難以給予孩子、尤其是幼童在這方面必要的協助。

在如此亟需專業醫療人員及相關資源的地點,2019年的資料卻顯示,以色列南部較易受加薩砲火襲擊的地區,在心理衛生方面的資源相對匱乏。

結語

本文著重於年輕以色列軍人及部分平民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但筆者絕無意忽視在以巴問題中的另一邊,巴勒斯坦男女老幼所承受的各種創傷(註3);純粹由於篇幅及筆者資源等限制,故選擇以部分族群作為這項議題的切入點(註4)。

以巴問題的武裝衝突、歷史脈絡、及政治算計等,常成為媒體等聚焦的議題,這些議題固然十分重要,但在這些吸睛議題之下,此一衝突時時刻刻影響著太多無法直接或間接影響決策、事件發展,但直接深受衝突所害的平民與年輕士兵,他們不僅被動地承受後果,甚至可能必須被牽涉其中,面臨困難的抉擇。

他們身上也許不帶著有形的傷,但心理上無形、看不到且摸不著的傷害,有時候或許更錐心刺骨;這場從某些人看來似乎黑白分明的衝突,對這些人來說,也許都是灰濛濛的混沌。

對最前線的士兵、趕赴死傷現場的醫官、及居住在邊界時常躲空襲警報的孩童來說,再多關於1917《貝爾福宣言》(Belfour Declaration)、1947《聯合國巴勒斯坦託管地分割方案》、數個聯合國安理會決議、國際刑事法院(ICC)等層面的辯論,都可能淪於抽象而遙遠;對他們來說,同袍近在咫尺的陣亡、充斥殘肢斷臂的攻擊現場、及空襲警報聲的迴盪,才是這場衝突最直接卻也殘酷的現實。

註釋

  • 註1:根據一項2013年的以色列官方報告,該國軍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診斷比例在世界排名偏低,但後文提到的一篇以色列媒體報導,可能讓讀者對這項官方統計的準確度抱持懷疑。
  • 註2:當然,受影響的不只在前線實際作戰的軍人,他們的家屬與身邊的親友,也常受到不小的影響;10年前的著名以色列影集「俘虜」(Hatufim)就針對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對退役者及其對家屬的影響,有許多琢磨。
  • 註3:有學術研究指出,四分之一的巴勒斯坦青少年曾企圖自殺,將近四分之一被診斷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必須注意的是,有巴勒斯坦學者認為,這些研究使用的是西方發展出來的測量方式,可能並未精確地反映巴勒斯坦人的心理健康,因為不同於許多西方世界面臨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退役軍人,不少是在離開戰場、返回家園後才發作,巴勒斯坦人在以巴情勢下所面臨的恐懼是每天持續著的,也有學者稱之為「持續性的創傷壓力症候群」(ongoing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 註4:一份針對1973年贖罪日戰爭以色列戰俘進行的長期研究發現,當年戰爭中及被虜時遭受的創傷,戰後45年仍在各方面影響他們的健康;舉例而言,該研究顯示,這些戰俘發生代謝綜合症的比例,比一般人(對照組)高出2.85倍。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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