鴻海、台積電購得BNT疫苗,行政院:參考日本捐贈模式,秉持「原廠製造、原廠標籤、直送台灣」三原則

鴻海、台積電購得BNT疫苗,行政院:參考日本捐贈模式,秉持「原廠製造、原廠標籤、直送台灣」三原則
Photo Credit:行政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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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秉成表示,採購契約由鴻海、台積電兩捐贈單位委託裕利醫藥向香港復星實業購買,由BNT德國原廠出具確認書,確保本案的疫苗由原廠製造、直接運送台灣。政府公權力行使的事項(如免責條款等)則在捐贈契約處理。

鴻海、台積電有意採購BioNtech(以下簡稱BNT)和美國輝瑞研發的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疫苗並贈與台灣政府一事,繼昨(11)日中國上海復星醫藥發出公告已簽訂「銷售協議」後,鴻海、台積電也於今(12日)早發布公告證實此事。

行政院也在今日中午召開記者會說明,發言人羅秉成表示此次採購、捐贈專案採取雙元多方的契約架構,分別成立採購和捐贈契約,並堅持「原廠製造、原廠標籤、直送台灣」三原則。至於疫苗相關的到貨期程,羅秉成表示,(預)採購契約訂定了之後,兩捐贈單位會盡力爭取排入製造時程。他表示,「台灣買的不是存貨和現貨」。

鴻海、台積電發公告證實,捐贈還包含必要的冷鏈物流及處理費用

鴻海與台積電皆在今天上午發出公告,表示將個別捐贈500萬劑BNT162b2疫苗作為COVID-19防疫使用。

鴻海表示,該公司與永齡慈善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簡稱永齡基金會)共同捐贈,捐贈的金額不超過等值約美金一億七仟伍佰萬元,這包含疫苗採購、必要之冷鏈物流及處理費用與保險。其中,鴻海公司不超過約美金一億伍佰萬元,永齡基金會不超過約美金七仟萬元。

台積電表示,此次捐贈的金額不超過等值約美金一億七仟五佰萬元,這包含疫苗採購、必要之冷鏈物流及處理服務與保險等。

鴻海與台積電皆表示,這次捐贈的對象為行政院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且由於此次捐贈屬於重大天然災害所為急難救助之公益性質捐贈,將提兩間公司董事會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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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鴻海、台積電已簽約的BNT疫苗數量,目前台灣訂購加上受捐贈的疫苗種數為4470萬劑,已到貨的數量為702.106萬劑。

《路透社》報導,上海復星總裁吳以芳在聲明中表示,「我們非常樂見由復星醫藥和BioNtech公司共同研發的疫苗,能夠對台灣在控制及預防疫情扮演正向的角色。」

上海復星也引用BioNtech執行長沙辛(Ugur Sahin)的說法,表示BioNtech公司「很感激能夠提供台灣民眾在歐洲生產製造的疫苗」。

行政院也在今天上午11點半召開記者會,由政委兼發言人的羅秉成說明兩間公司(預)採購與捐贈過程。

行政院:專案架構參考了日本捐贈AZ模式,公私協力達成目標

羅秉成表示,此次專案採取雙元多方的契約價格,也就是分別成立採購和捐贈契約,多方訂立並且同時生效。此次專案的三原則為「原廠製造、原廠標籤、直送台灣」。

羅秉成表示,採購契約由鴻海、台積電兩捐贈單位委託裕利醫藥向香港復星實業購買,由BNT德國原廠出具確認書,確保本案的疫苗由原廠製造、直接運送台灣。政府公權力行使的事項(如免責條款等)則在捐贈契約處理。

羅秉成表示,此次專案參考了日本政府捐贈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以下簡稱AZ)疫苗的模式,由疾管署負責專案輸入許可和緊急授權、也給原廠免責條款。羅秉成表示,這樣安排符合國際疫苗大廠只提供疫苗給政府使用此一原則,也符合政府在捐贈案的目的,由政府取得所有輸入、取得疫苗的所有權來供給中央統籌運用的原則。

至於疫苗相關的到貨期程,羅秉成回應目前大部分的疫苗都是預排時程,受限於國際疫苗的供給情形,以製造或賣方角度,他們不會想承受契約上的責任和風險,因此疫苗採購不是「有現貨就現買」,以這次的專案而言也不是如此。羅秉成表示,(預)採購契約訂定了之後,鴻海、台積電會盡力爭取排入製造時程。羅秉成表示,「台灣買的不是存貨和現貨」。

有媒體詢問契約簽署的過程,是否在文件字樣上出現有損國格、矮化政府的情形。羅秉成表示,此次專案的契約分為採購和捐贈個別成立。(預)採購契約是由鴻海和台積電直接和香港復星進行商業磋商和談判而訂立,此部分台灣疾管署並非契約當事人。

羅秉成表示,鴻海和台積電在談判過程是以買方身份去談判,是否有其他因素干擾,台灣政府不得而知,也無從了解。羅秉成表示,他相信兩間公司在簽約的過程,不會、也沒有做出有損台灣國格的事情。對此羅秉成表示,政府不想加以猜測和影射,能夠順利完成契約、讓疫苗進入台灣,是大家要追求的共同目標。

至於疾管署在簽約的過程,一定是使用正式的官方名稱,不會有媒體提及的疑慮。

有關慈濟也有意購買並捐贈BNT疫苗,羅秉成答覆慈濟也已經在7月1日另外成立專案,9日時就已決定循鴻海和台積電模式,政府先跟慈濟簽署了採購前所需的前置法律文件。羅秉成表示,如果鴻海和台積電的模式可行且能夠順利完成,可預期慈濟500萬劑的採購,應可縮短時間,達成預定的目標。

羅秉成表示,此次捐贈專案若疫苗順利來台,政府會承擔一切的行政作業。羅秉成也透露,台灣在今年年底前除了原先購買的莫德納(Moderna)疫苗,目前也在尋求加購一定數量的莫德納疫苗。明、後年也預計各購買1500萬劑的次世代莫德納疫苗,目前都已在進行相關的程序。

延伸閱讀:

新聞來源:BioNTech COVID-19 vaccines coming to Taiwan, Chinese agent says(路透社)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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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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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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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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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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