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次於上帝的不死老兵(中):麥克阿瑟「亞洲優先」的遠見,反襯出華府決策者目光短淺

僅次於上帝的不死老兵(中):麥克阿瑟「亞洲優先」的遠見,反襯出華府決策者目光短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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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杜魯門和艾奇遜對韓戰是一場「有限戰爭」的設定,對麥克阿瑟來說宛如一道緊箍咒。部分是因為它仍然相信,冷戰以及任何地方的熱戰的決定性戰場都將在歐洲——這恰恰是麥克阿瑟要否定的舊思想。

杜魯門與麥克阿瑟的根本分歧:歐洲優先,還是亞洲優先?

對朝鮮戰爭設限、將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免職,導致美國未能贏得朝鮮戰爭,這是杜魯門(Harry S. Truman)政治生涯中,除了放任中國赤化之外犯下的第二大錯誤。

杜魯門沒有受過正規高等教育,任何人都不認為他配得上小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副手的位置。小羅斯福對杜魯門所知甚少,他選擇杜魯門作為競選搭檔,只是為了得到中西部的選票。

當選之後,小羅斯福毫不客氣地對杜魯門說:「除非情況非常危急,否則不要煩我。」兩人從未開展過重要合作,一些主要計劃如曼哈頓原子彈計劃,杜魯門從未被告知。這個政府中的閒人,在小羅斯福去世後意外地升級成了總統。(註1)

在內政上,作為小羅斯福新政的支持者,杜魯門提出延續新政的「良政」,但其「良政」並未獲得普遍支持,當中只有一項主要法案獲得國會通過。

在外交上,杜魯門不像小羅斯福,他對蘇聯不抱任何幻想。從一開始起,他就將納粹德國和蘇俄看作是兩個可怕的極權主義體制,在它們之間,道德上沒有什麼選擇可言。史達林(Joseph Stalin)「像希特勒(Adolf Hitler)或黑幫頭子卡彭(Al Capone)一樣不值得信賴」,蘇聯是一個強盜國家。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二日,杜魯門在國會發表演講說:「我相信,美國的政策必須是支持那些自由的人民,他們正在抵抗那些企圖通過武裝少數或外部壓力來實現征服的人。」這就是「杜魯門主義」之雛形。他對戰勝共產主義有堅定的信念,因為共產主義的社會存在一個致命缺陷,「那是一個無神論體制,是一個『奴役體制』。」

但是,杜魯門繼承了威爾遜-小羅斯福政治模式的慣性。作為一名「威爾遜國際主義者」,他受民主黨傳統左翼思想影響,一度對中共抱有幻想,認為中共具有民族主義性質,可容納資本主義思想。即便中共投入蘇聯懷抱之後,杜魯門仍宣稱:「美國將不以任何方式干預中國目前局勢,或進行足以使美國牽涉於中國內爭的措施。」

杜魯門及艾奇遜(Dean Acheson)接連發表聲明,表示美國的「防禦半徑」將不包括朝鮮半島及台灣。艾奇遜說:「必須明確的是,沒有人能保證那些地區免於軍事攻擊。」民主黨參議院、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湯姆・康納利(Tom Connally)的說法讓這個嚴重的錯誤變得更糟:「俄國也許會佔領朝鮮半島,而美國不會做出反應,因為朝鮮是非常不重要的。」

這一系列公開聲明,激發了金日成的野心,是朝鮮戰爭的導火線。冷戰史學者約翰・劉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指出,保衛台灣、印度支那和韓國,對美國的聲望和可信性的考慮,與對這些地區本身重要性的考慮佔據同等比重。杜魯門政府在過於精確地規劃其戰略方面犯了錯。到一九五一年,就所有意圖和目的而言,「環形防線」(艾奇遜防線)的概念已經死亡。(註2)

杜魯門從未料到北韓會在蘇聯和中國的支持下不宣而戰,他對韓國和美軍初期的失敗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雖然他的辦公桌上放著寫著「責無旁貸」一詞的牌子。戰爭爆發之後,他繼續為前線統帥麥克阿瑟設置重重障礙,違背了從南北戰爭以來總統一般尊重前線指揮官決定的傳統。

麥克阿瑟曾說:「如果華盛頓方面不阻礙我的話,我一隻手縛在身後也完全可以對付他們。」這並非自誇。他認為杜魯門設定的「有限戰爭」是「軍事史上沒有先例的阻礙。」

杜魯門將麥克阿瑟解職,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報紙發表社論說,當一個前國民警衛隊上尉(杜魯門擔任過的最高軍職)開除一位五星上將時,彈劾這個上尉是符合規程的。共和黨人和大部分美國民眾將麥克阿瑟視為一位英雄,一位有魄力的將軍,這位英雄般的將軍先是受到膽小如鼠的民主黨人的束縛,然後又被他們無情拋棄,正是這些民主黨人對外奉行綏靖政策,並在雅爾達會議和波茨坦會議上出賣了美國。

全國響起了「彈劾白宮中把我們順手出賣給左翼分子的猶大」的呼聲。各地報社的電話鈴響個不停,人們紛紛要求聲討「那個破產的服裝零售商(杜魯門)」和「叛賣的國務院」。(註3)

蓋洛普民調顯示,百分之六十九的投票人支持麥克阿瑟,支持杜魯門的只有百分之二十九。杜魯門在國內變得極不受歡迎,支持率驟降百分之二十六。在格里菲斯體育場,杜魯門受到喝倒彩——這是大蕭條期間的胡佛(Herbert Hoover)總統以來,第二位在任總統受到如此羞辱。

其直接結果是,杜魯門被迫宣布放棄參加一九五二年總統大選、不再尋求連任。在大選中,共和黨推出的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大獲全勝,共和黨還奪回國會兩院的控制權,終結了民主黨長達二十年的連續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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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魯門(左)與麥克阿瑟(右)|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杜魯門與麥克阿瑟的決裂,不單單是因為兩人的性格和氣質存在巨大差異,更是因為兩人國際戰略和觀念秩序的根本分歧。自建國以來,美國的外交重點即是大西洋主義或歐洲中心主義——十九世紀之前,歐洲確實是現代世界的中心。但是,二戰開啟了美國的太平洋時代,美國是太平洋戰爭的卓越力量。

對於杜魯門、艾奇遜、馬歇爾(George Marshall)等人而言,從整體上他們要追求從克里姆林宮奪回主動權並確保西方在歐洲大陸上擁有優勢。朝鮮乃至整個亞洲只是這一總體目標中的一小部分內容而已。艾奇遜在國會作證時說,美國絕不能允許蘇聯擁有任何機會,控制歐洲舊世界的資源以實現其目的。(註4)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在第六十八號決議中論述說,由於資源有限,美國的主要關注點是歐洲。美國決策者心中,實際上有明確的利益順序。

在參謀長聯席會議一九四七年五月就「美國站在維護國家安全的立場上對其他國家提供援助」問題所發出的一份文件中,根據「對美國安全的重要性」對計畫援助的國家排列的順序是:一、英國;二、法國;三、德國;四、比利時;五、荷蘭;六、奧地利;七、義大利;八、加拿大;九、土耳其;十、希臘;十一、拉丁美洲;十二、西班牙;十三、日本;十四、中國(在台灣的國民黨政權);十五、朝鮮;十六、菲律賓。(註5)

文件指出,首先要對那些具有頭等重要性的國家提供援助,確保它們保持獨立,與美國保持友好關係,並完成經濟復甦。至於中國,文件指出:「共產黨中國一定會成為嚴重問題,即使與蘇聯開戰也是如此,但我們還是有可能通過對中國實行經濟封鎖,在遠東孤立共產主義。」多年之後,回顧這張名單及這段論述,不禁為政策決策者的短視以及被思維慣性所束縛而長長歎息。

另一方面,杜魯門和艾奇遜對韓戰是一場「有限戰爭」的設定,對麥克阿瑟來說宛如一道緊箍咒。行政部門拒絕了麥克阿瑟升級戰爭的建議,部分是因為它害怕中美衝突擴大化會讓莫斯科獲利,部分是因為它無法指望得到盟國的支持,部分是因為它仍然相信,冷戰以及任何地方的熱戰的決定性戰場都將在歐洲——這恰恰是麥克阿瑟要否定的舊思想。(註6)

在戰爭中不尋求完勝,以及忽視共產黨集團在蘇聯老大哥吹起魔笛時即翩翩起舞的整體性,本來就是一種荒謬可笑的做法和想法。這種「自我設限」,歸根結底是出於對蘇聯戰爭能力的恐懼。

歷史學家和國際關係學家馬克・特拉亨伯格(Marc Trachtenberg)指出,美國對蘇聯整體軍事能力的評估,影響了杜魯門政府為追求感知到的利益而採取行動的決心。(註7)

杜魯門及其顧問未能看到,二戰之後美國的國內和國際形勢已發生劇變,美國不單單是大西洋國家,更是太平洋國家。西岸的人口和生產力超過了東岸——戰爭期間,有八千萬人遷移到密西西比河以西,加州成為工業產值第一的州,西部一夜之間實現了工業化。

一九八九年冷戰結束時,加州奧蘭治縣(橙縣)的生產總值超過六百億美元,放在世界各國中足以排在前三十名以內,與奧地利、阿根廷齊平。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史達林曾企圖按照美國模型開發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但如後來人們所看到的,世界上只有一個美國模式。(註8)

與此同時,戰後亞太地區的重要性也超過歐洲,一個日本的能量就足以相當於大半個歐洲,還有另一頭亞洲巨象在慢慢爬升——實行民主制度的、人口眾多的印度。如果美國全力幫助中國的國民黨政府穩定局勢、避免中國走向赤化,日本、印度和中國這三個亞洲大國成為美國在亞太的忠實盟友,美國就不必擔憂蘇聯在亞洲的挑戰了。

麥克阿瑟對美國的全球戰略看得比杜魯門更深刻和準確。他反對歐洲中心主義,提出歐亞並重乃至「亞洲優先」、「亞洲第一」政策。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麥克阿瑟發電報給魏德邁(Albert Coady Wedemeyer)將軍說:「在與共產主義的軍事競爭中,將遠東當作一個靜態的、安全的側翼,似乎已不再切合實際。」一九四九年,他嚴厲指責華盛頓「歐洲第一」的思維及相應的「壓制太平洋」傾向,將這些傾向歸結為受馬歇爾及他周圍「聰明的年輕人」(後來所謂的「外交賢人」們)的影響,歸結為參謀長聯席會議在「理解」東亞問題上的無能。

這一失敗源於他們在二戰期間及之後對歐洲事務的專注。他的參謀們準備的一份研究報告認為,華盛頓未能看到蘇聯的攻勢已從歐洲戰場轉移到東亞,這部分是由於在歐洲成功地實施了遏制。但美國的軍事策劃者卻沒有相應地發生變化。(註9)

麥克阿瑟以直言不諱的口吻指出,長期以來,華盛頓重視歐洲而忽視亞洲,他的觀點在邏輯上源於利益無差別的觀念:「如果我們著手一項修築抵抗政治專制主義入侵的自由防線的總體政策,那麼一條主要戰線與另一條主要戰線將是同等重要的,而對任一戰線的決定性突破,都會不可避免地造成使整個防線趨於崩潰的危險。」

因此,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勝利就是蘇聯人的勝利;它們為美國安全帶來的威脅不亞於共產主義在世界其餘地方所進行的擴張。同時,他批評那些一心只關心自己大陸安全問題的歐洲領導人都是「目光短淺的」。

韓戰爆發後,麥克阿瑟在給菲律賓外長卡洛斯・羅姆勞(Carlos Romulo)的一封信中指出:「有人顛倒事實,使公眾認為中國共產黨乃因我們出戰才加入戰爭,這樣的中傷令人憤慨。挑起是非的主要勢力,自然是共產黨及其盟友,但那些如此癡心於歐洲的安全,寧願犧牲亞洲而不願看到歐洲對之進行援助的人,卻成了他們最得力的幫手。」

他強調說:「我的觀點當然眾所周知。如果美國的力量可以幫助保證它們的安全,歐洲或者亞洲就都不該被放棄。這是個全球性的問題,我們必須將之納入全球範圍來考慮。歐洲迷們不明白,亞洲是共產主義勢力的試驗田,如果亞洲整個陷落,那麼不論有無美國的支持,歐洲都不會有一點機會。……他們正在幫歐洲的倒忙,並播下可能導致最終毀滅的種子。要想達到全球和平,亞洲必須和歐洲一樣得到自由。」(註10)

後來,麥克阿瑟在國會的演講中再度反駁了「放棄亞洲」的論調:「有人宣稱說,我們沒有足夠的能力同時保護歐洲和亞洲,還說我們不能分散自己的力量。我想像不出還有什麼能比這樣表示失敗的更妙的說法了。共產主義的威脅是全球性的。它在一個地區的成功,構成對其他地區的毀滅。你在亞洲對共產主義綏靖或投降時,也只能削弱我們為防止共產主義在歐洲蔓延所作出的努力。」(註11)

這一判斷極具前瞻性——美蘇對峙在歐洲以柏林危機為頂點,但遠未走到戰爭邊緣;而在亞洲,隨後發生了兩場讓美國損失慘重且未能取勝、對民族自信心及國際威望影響甚巨的戰爭——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美國沒有打贏這兩場戰爭,不是國力和軍力無法支撐勝利,而是政府事先缺乏足夠的物質準備和心理韌性。

直到半個多世紀之後,亞太崛起,歐洲衰微,證明了麥帥的遠見卓識,而歐洲人仍然不願承認這一事實。

德國歷史學家海因里希・奧古斯特・溫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tler)堅持認為,歐洲是美國最重要的盟友,美國的重心應當保持在歐洲:「美國在亞太地區沒有如其歐洲盟友那般的夥伴。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是出於共同的利益而與美國結盟的,但無論是這兩國之一還是它們加起來,都遠不能企及歐盟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分量。」他說得好像歐洲與美國結盟完全是處於「無私」的目的。

他更對日本充滿偏見:「日本與美國之間存有共同利益,但只要這個東亞的天皇之國依舊留有激進民主主義的烙印,依舊對西方的普世主義價值若即若離,那麼它同樣不能像歐洲民主國家那樣在實質上成為美國的夥伴。」(註12)實際上,戰後日本的民主化優於德國。經過麥克阿瑟改造的日本,在價值觀上比歐洲更加離美國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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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克阿瑟(左)與昭和天皇(右)|Photo Credit: Lt. Gaetano Faillace@Wiki Public Domain

「我們需要那些能領導我們的領導人,而不是阻礙我們、使我們流血的人」

從一九五○年十月到一九五一年六月,中國軍隊與朝鮮軍隊為一方,聯合國軍隊與韓國軍隊為一方,進行了來回拉鋸式的五次戰役;雙方把戰線穩定在三八線附近,戰爭進入漫長的相持階段。

當時,每一個身在朝鮮的美國陸海軍士兵得到重達五噸的裝備支持,每天的生活補助高達六十英鎊。由於幾乎所有東西都要通過海上運輸,在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一年間封存起來的兩千艘小艇都被當做運輸船,並成立了由十三艘航空母艦和兩艘戰艦組成的艦隊,美國海軍稱之為「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低保險政策」。二戰後處於休眠狀態的戰爭機器再度開動起來。

一九五○年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初,美軍與中國軍隊爆發了一次兩軍對壘以來最大規模的交戰——長津湖戰役。戰役在北韓狂風呼嘯的冰封的群山間打響,氣溫驟降到零下三十攝氏度。陸戰隊一師的一萬五千名士兵和第七步兵師的三千兩百人發現,他們被十萬中國大軍包圍。

戰鬥非常殘酷,即便是參加過二戰的老兵也承認,這是他們所經歷過的最糟糕的戰鬥。十七歲的三等兵約翰・哈蒙德在給家人的一封信中寫道:

激戰進行了三個晝夜,雙方傷亡都很大。我們人數佔劣勢,以一敵十。我們被敵人包圍,大約有兩百多人受傷。我看著一個好夥伴因傷勢過重又無法治療而死去。我哭了。我覺得非常無助。

十二月一日,我們接到命令,殺出去和八英里外的陸戰師會合。我們有大約三十輛卡車裝傷員。我們走了大約兩英里,突然一顆子彈打中了我的膝蓋,打進了我的骨頭。我上了救護車,上面有十六人。

我們行進得很慢,過了幾個路障,很快天就黑了。他們把我們四面圍住,開始攻擊我們。我們的司機被打死了,卡車翻到溝裡。機關槍射穿了救護車,打死了坐在我對面的一個老兵和一個尉官,他跌倒我身上,我推開他,想打開救護車的後門。門被關住了,但幾分鐘後我撬開車門,下了車。(註13)

二等兵里夫斯是一名虔誠的基督徒。十二月四日,中國軍隊包圍了他們的卡車,他的戰友全都陣亡。當有人搜他的口袋時,他假裝死人直挺挺地躺著不動。那個中國人感到他還有熱氣,就朝他臉上揮拳。他們將他扔到地上,用槍托狠狠地毆打他。他告誡自己:「不要眨眼,也不要呼吸,要死死盯著公路。」結果,他們將他扔到屍體堆中就走了。

里夫斯的膝蓋嚴重受傷,掙扎著在結冰的長津湖上爬行,一邊爬一邊唱童年時代學會的聖歌:「耶穌真愛我,聖經上這麼說。耶穌真愛世界上所有的小孩子。無論紅皮膚、黃皮膚,還是黑皮膚、白皮膚,在祂眼裡都是小天使……」他唱著這首聖歌,靠著聖歌給他的力量在厚厚積雪的冰面上爬行了整整三英里。他甚至感覺不到身體的劇烈疼痛。

他不知道十二月五日的黎明什麼時候才能到來。然後,美軍的飛機發現了他,從他頭頂掠過,向他身後的敵人猛烈掃射。有一架飛機呼嘯而過後又升空飛轉回來,它降低機翼,只在他頭上盤旋,飛行員還打出「OK」的手勢。不久,海軍陸戰隊的士兵駕駛著吉普車前來將里夫斯救回。(註14)

中國軍隊採取人海戰術,向美軍陣地發起密集衝鋒——被驅使充當炮灰的,很大一部分是被整編的前國民黨軍隊。毛澤東的一個陰險伎倆是,難以利用這次戰爭消滅那些他並不信任的軍隊。這就是為什麼數萬被俘的志願軍官兵,後來堅決去台灣而不願遣返的原因。

當時年僅十五歲的志願軍戰士程幹遠,後來成為南京師範大學法學教授,多年後回憶說:「我是第五次戰役的尾聲進入朝鮮。我參與了上甘嶺戰役,總共四十多天,我全程都投入了戰鬥。」上甘嶺戰役發生在相持階段中的一九五二年十月至十一月。由於死傷慘重,此戰役被林彪稱為「絞肉機」。程幹遠當時在志願軍第九兵團炮兵第七師後勤運輸連服役,在躲過了美國空軍對運輸線的狂轟濫炸之後,僥倖存活下來。

程幹遠在接受海外媒體訪問時指出:「美國在此役陣亡四千多人,李奇威(Matthew Bunker Ridgway)將軍有一本回憶錄記載是四千人。志願軍這邊死亡的是兩萬多人,是用兩萬多人去換四千人啊!」他認為,志願軍參戰的正規部隊,包括輪換的,將近兩百七十萬人,後勤運輸還有五十萬人,總共兵力超過三百萬,占當時全國兵力五百萬的近七成。

志願軍在韓戰中的總共死亡人數,至今仍眾說紛紜。中國國防大學教授徐焰少將在一篇文章說,中國軍隊的死亡人數是十八萬人。據美國估計,這個數字應該超過四十萬。目睹了戰場殺戮的程幹遠認為,真實數字有可能更高:「我的判斷是超過七十萬人死亡,這個是絕對有根據的。比如,後勤部隊的犧牲在烈士名單上是沒有的。我所在的運輸連犧牲了四十九個人,烈士名單上一個都沒有。」(註15)

砥平里戰鬥是志願軍人海戰術的典型之作。志願軍集合三個軍的四個主力師五萬餘人,企圖包圍全殲砥平里的美軍一個加強營加一個法國營,以及一個炮兵中隊和一個坦克中隊,共四千人。五萬對四千,似乎穩操勝券。

然而,美軍和法軍被圍後並不慌亂,在美軍中校營長指揮下,全部火力搭成一個環形圈,榴彈炮、坦克炮對付志願軍外層後續兵力,重機槍、擲彈筒、衝鋒鎗構成內層火網,火力遠近搭配,密不透風,結果志願軍付出巨大傷亡而一無所獲。

一名美軍士兵如此描述當時的場景:「當夜幕降臨,四周響起了淒厲的軍號聲,他們從地平線滿山滿谷地湧出,不畏生死地往前衝。他們一排排地像麥捆子似的被機槍火力擱倒,後面又一排排地往上衝,又被擱倒。我們的機槍狂吐著火焰,槍管打紅,臂膀打酸,看著滿坑滿谷的屍體,我對自己說:這不是戰鬥,這簡直就是屠殺!」

美軍不斷撤退,一度被迫讓出漢城,並不是美軍被中國軍隊的人海戰術嚇倒了,也不是前線官兵缺乏繼續戰鬥的勇氣,而是華府缺乏明確的戰爭目標,杜魯門缺乏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那樣的遠見卓識和堅強意志。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李奇威將軍寫信給美國陸軍參謀長柯林斯(Joseph Lawton Collins)的副參謀長海斯利普(Wade H. Haislip)中將說:「力量就在這裡。我們具有實力和手段——只要蘇聯不進行軍事干預。我的一個壓倒一切的問題——一個佔主導地位的問題,就是要達到精神上使指揮者認識到其潛在的才能的目的。」

然而,參謀長聯席會議發電報給麥克阿瑟,拒絕其對中國進行全力以赴的戰爭的要求,他們說幾乎沒有可能將更多部隊派去朝鮮,也不可能對中國進行軍事封鎖——其實這兩件事都是「可能」的。

電報中居然還作出一個荒誕的限制——唯有中國人進攻朝鮮以外的美軍部隊,才能批准使用海軍和空軍攻擊中國。彷彿此時此刻美國沒有跟中國處於戰爭狀態(杜魯門的說法是「警察行動」),美國全盤接受了中國入朝軍隊是「志願軍」的說法。

這封電報甚至告訴麥克阿瑟:「如果人員和物資將遭受更嚴重的損失,那麼你就要從朝鮮撤到日本去。」這分明就是投降主義了——跟一九四一年法國的貝當(Philippe Pétain)元帥的思路差不多。

麥克阿瑟收到這份電文,勃然大怒,他用急件發出嚴厲的反駁:「這個問題實際上歸結到美國是否打算撤離朝鮮的問題,也涉及國家和國際上最具重要意義的決定,遠遠超出戰場指揮官的權限。指揮官在擴大戰場時大都受到小事的支配而影響到戰術的地位。這個決定也不應把戰鬥的主動權讓給敵人,實際上這也是你們的電文合情合理闡明的指導下確定下來的判斷標準。因此,我的疑問是這樣的:美國當前政策的目的,是在一定期限內明確的在朝鮮維持它的軍事存在,還是盡快完成撤離任務以求最低限度減少傷亡?」

麥克阿瑟重要的夥伴惠特尼(Courtney Whitney)將軍,看見麥克阿瑟發電報給華府時,「臉色窘迫而惱怒」,麥克阿瑟追問說:「他(杜魯門)究竟怎樣才能把問題說得更清楚些?華盛頓和聯合國是打算留在朝鮮還是一走了之?」(註16)

就連基層官兵都知道誰是責任人。第二步兵師的中士約翰・惠勒在給父親的信中直率地批評了杜魯門的政策:「杜魯門的觀點和舉措大概代表了大多數心慈手軟的美國人的態度,他們不願放棄舒適的生活,去支持一支足夠強大的軍隊來保證和平與自由,他們認為和平與自由是理所當然的。只有那些到過國外的人才會明白和平與自由的意義……」(註17)

二十一歲的中士唐・戈爾在寫個女友的信中說:「麥克阿瑟將軍對他們說,朝鮮戰爭是場愚蠢的不合憲法規定的戰爭,因為他們不願意讓我們贏也不願意讓我們打敗。他們所想做的只是要把我們送到那裡,送到戰爭機器中去傾軋那些赤著腳的農民,讓美國士兵被敵人俘虜,餘生在共產黨的戰俘營裡度過。麥克阿瑟說他們是一群該死的傢伙,結果他因為不肯順從而被解除了職務。我很贊成他的看法。我們需要那些能領導我們的領導人,而不是阻礙我們、使我們流血的人。由於麥克阿瑟將軍被解職,我也成了個沒用的軍士。我憎恨、蔑視華盛頓的每個人,沒有麥克阿瑟領導,我不會去作戰。」(註18)

而此時此刻,平庸的杜魯門對前線浴血奮戰的官兵們無感,他在乎的是女兒瑪格麗特(Margaret Truman)的表演遭到音樂評論家保羅・休姆(Paul Hume)的負面評價,他給後者發去一封恐嚇信,說如果他們遇見,後者將受到皮肉之苦,需要個「新鼻子,或許還要一副拐杖。」

美國公眾對總統的自私、粗魯和特權感到震驚。一對夫婦的兒子戰死在朝鮮戰場,他們給杜魯門寄去一封信,連同他們的兒子死後被授予的紫心勛章——「我們此時的主要遺憾就是,您女兒沒有受到我們兒子在朝鮮所受的待遇。」這句話痛苦而尖銳地呈現了以杜魯門為代表的美國統治階層的敗德境況。

在前線的麥克阿瑟,不僅要面對戰場的兇狠野蠻敵人,還要應付綏靖主義的華府官僚及「末人化」的歐洲盟友的掣肘。

比如,美軍轟炸機轟炸朝鮮一側的目標時,遭遇敵機的開火,敵機開火後掉頭飛回中國境內,而美軍戰機卻不能追擊。一位轟炸機飛行員身負重傷,臨死前滿口血沫,喘息著問麥帥:「將軍,華盛頓和聯合國到底站在哪一邊?」這句話刺痛了麥帥的靈魂,使他與白宮交涉時不再顧及「禮貌」。

  • 僅次於上帝的不死老兵(下):麥克阿瑟若沒有被扯後腿,自由世界就不會在亞洲面臨災難

註釋

  • 註1: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正當杜魯門在國會和議長山姆・雷伯恩(Sam Rayburn)開會時,突然被傳召到白宮。到達白宮後,第一夫人埃莉諾告訴他,總統已身故。杜魯門詢問說:「我可以為您做些什麼?」小羅斯福夫人反問道:「我們有甚麼事可以為你效勞嗎?你現在可正身陷困境。」當了八十二天副總統的杜魯門告訴傳媒:「我的感覺就像月亮、星星和所有星球都要墜落到我身上。」
  • 註2:約翰・劉易斯・加迪斯:《長和平:冷戰史考察》,頁121。
  • 註3:約翰・托蘭:《漫長的戰鬥:美國人眼中的朝鮮戰爭》,頁415。
  • 註4:艾奇遜指出:「除我們自己的國家以外,自由的歐洲在世界上擁有最多的科學家、最大的工業產量和最多的熟練勞動力。歐洲的煤炭、鋼鐵和電力資源非常豐富。此外,它還擁有巨大的造船能力,對於控制海洋不可或缺。通過其海外聯繫,歐洲可以獲取大量的原材料供應,這對於美國的工業絕對生死攸關。作為盟友,西歐各國代表著超過兩億自由人民,可以為共同防禦事業獻出技能、資源和國家。但在侵略者的統治之下,西歐各國將代表著兩億多名奴隸,並被迫為為毀滅美國和殘存的歐洲文明而釋放它們的能量、耗費它們的資源。」
  • 註5:理查德・克羅卡特(Richard Crockatt):《五十年戰爭:世界政治中的美國與蘇聯(1941-1992)》,(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頁113。
  • 註6:艾奇遜對工會出身的英國外交大臣歐內斯特・貝文(Ernest Bevin)保證:「我們在韓國的目標仍保持不變,也就是抵抗侵略,把敵對行動限制在局部地區,根據恰當的聯合國原則,用一種不會在那一作戰行動中無限期地投入大量美軍的方式來結束朝鮮問題。」換言之,就是努力將戰線穩定在三八線或其附近,一旦實現這一點後便尋求通過談判結束戰鬥。後來,艾森豪勉強達成這一結果。韓半島分裂局面維持至今,北韓仍是美國外交的重大麻煩。
  • 註7:杜魯門不清楚自己手上有一手好牌,同時誇大了蘇聯的力量。蘇聯軍隊規模比美國更大,軍工產業不亞於美國,但克里姆林宮無法擊敗美國。任何美蘇衝突都將變成一場消耗戰。蘇聯刻板僵化的計畫經濟模式難以支撐一場與美國全面而持久的戰爭——就好像碩大無朋的俄羅斯帝國在一戰中首先發生革命和崩潰一樣。美國的經濟實力和核優勢將壓倒一切。當時,蘇聯擁有不足二十五枚原子彈,且缺乏有效的投送手段。在一九五零年末,美國擁有超過五百枚原子彈和至少兩百六十四架具有核投送能力的飛機。
  • 註8:布魯斯・卡明思:《海洋上的美國霸權:全球化背景下太平洋支配地位的形成》,頁493。
  • 註9:約翰・劉易斯・加迪斯:《長和平:冷戰史考察》,頁100。
  • 註10:安德魯・卡洛爾(Andrew Carroll):《美軍戰爭家書》,(北京)昆侖出版社,2005年版,頁279。
  • 註11:道格拉斯・麥克阿瑟:《麥克阿瑟回憶錄》,頁403。
  • 註12:海因里希・奧古斯特・溫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tler):《西方的困局:歐洲與美國的當下危機》,(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頁72。
  • 註13:安德魯・卡洛爾:《美軍戰爭家書》,頁277。
  • 註14:約翰・托蘭:《漫長的戰鬥:美國人眼中的朝鮮戰爭》,頁325-327。
  • 註15:〈朝鮮戰爭:歷史的正劇與悲劇〉,自由亞洲電台中文網。
  • 註16:約翰・托蘭:《漫長的戰鬥:美國人眼中的朝鮮戰爭》,頁368。
  • 註17:安德魯・卡洛爾:《美軍戰爭家書》,頁272。
  • 註18:安德魯・卡洛爾:《美軍戰爭家書》,頁291-292。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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