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次於上帝的不死老兵(下):麥克阿瑟若沒有被扯後腿,自由世界就不會在亞洲面臨災難

僅次於上帝的不死老兵(下):麥克阿瑟若沒有被扯後腿,自由世界就不會在亞洲面臨災難
麥克阿瑟(左)與日本首相吉田茂(右)|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麥帥指出,美軍約有五分之三的傷亡,是在他被免職事件之後那段舉棋不定的時期產生的。放棄原則的做法令美國一個半世紀以來奉行的軍事學說發生了倒退,從進攻轉為防守,它以慘痛的代價接受了一種維持僵局的政策。

麥克阿瑟與共產黨勢力的三次交鋒

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不僅是軍事家,更是政治家和思想家。他相信戰後的競爭在於基督教民主主義和集權的共產主義之間。大部分美國人都認同他的觀點。(註1)

他認為,對「那些支持奴役、反對自由,支持無神論、反對上帝的人貪婪的思想」予以還擊是必不可少的,如同參議員亞歷山大・史密斯(H. Alexander Smith),在一九四九年九月與麥克阿瑟會晤後所指出的那樣,「他強烈反對任何形式的共產主義,不管它在哪裡出現。他會支持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反共產主義力量。」(註2)

在其漫長的軍旅生涯中,麥克阿瑟代表美國保守的、戰鬥的清教徒傳統的繼承者,與共產勢力三度交手,英勇無畏,寸步不讓。

第一次交手是在一九三○年代初,麥克阿瑟在胡佛(Herbert Hoover)政府擔任陸軍參謀長(當時軍方的最高職務),他受命調兵壓制共產黨煽動的、包圍首都的退伍老兵請願運動。左派媒體將麥克阿瑟描繪成盛裝披掛,跨著一匹白色戰馬揮著血淋淋的軍刀、率領著喪心病狂的騎兵隊,衝向手無寸鐵的無辜民眾的屠夫。

實際上,所謂請願的老兵中,只有不到一成是退伍老兵,大部分都是共產黨組織的地痞流氓。整個過程無人死亡,警方逮捕了多名共產黨領袖,暴亂力量就此瓦解,殘黨作鳥獸散去。

一九四八年,共產黨人本傑明・吉特羅(Benjamin Gitlow)承認,當年的時間是美國共產黨的陰謀。次年,當時被捕的共產黨人佩斯(John T. Pace)在國會作證說:「胡佛總統調來了陸軍,但卻沒有開一槍,也沒有殺任何人。麥克阿瑟將軍沒有造成傷亡便撲滅了一場莫斯科指揮的革命。正因為如此,共產黨人才對他恨之入骨。」

麥克阿瑟在回憶錄中寫道,當時暴徒們就宣稱要將他在國會大廈的台階上當中絞死。「這掀開了一場無休無止的戰役:無論要耗上多久,無論利用何種手段,共產黨及其盟友,追隨者們都要將我打倒。」(註3)

第二次交手是在戰後,麥克阿瑟力主美國單獨佔領日本,排除蘇聯的染指,壓制日本的共產黨的發展,將日本打造成「美國遏制政策在亞洲的拱頂石」以及「在亞洲地位的戰略關鍵」。此後,日本共產黨從未像西歐的共產黨那樣,成為多黨制和議會制下一股舉足輕重的政治勢力。

戰爭快要結束時,杜魯門(Harry S. Truman)的財政部長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曾經起草了一份嚴懲日本人的計畫,但身為盟軍駐日最高統帥的麥克阿瑟卻對他說:「如果未來的歷史學家能從我的貢獻中找到一些值得參考的地方,我希望他提起的不是一位征戰沙場的指揮官,而是一個在槍炮停歇後把安慰、希望與基督教道德信仰,帶到屈服的敵人的國土上、並把此舉當做自己神聖使命的人。」

當時,蘇聯促使成立了遠東委員會,企圖像盟國分別佔領德國那樣瓜分日本。麥克阿瑟抵制了這一企圖。當蘇聯大使對其發動詆毀中傷時,麥克阿瑟回應說:「蘇聯的如意算盤是通過讓日本人四分五裂,使該國民不聊生、哀鴻遍野,從而將信奉無神論的集權奴役制度強加於他們。多虧了日本人與生俱來的理智和骨子裡的保守,以及在佔領期間根植於心的只有民主理念,加上其生活狀況的逐漸改善,蘇聯的企圖落空了。蘇聯的憤怒和挫敗最終交織成了一種肆無忌憚的粗暴宣洩,這是其宣傳攻勢的一貫作風,也是其失敗的明證。蘇聯滔滔不絕地大談暴虐、解放勞動力和經濟自由,其厚顏無恥足以令亞拿尼亞(聖經中的撒謊者)汗顏,後者至少沒有賊喊捉賊的偽善。」(註4)

早在密蘇里號的受降儀式上,麥克阿瑟就對日本的民主化有了規劃並深具信心,他在這篇歷史性的演說中指出:「我相信如果能夠得到正確的指導,日本民族的力量就能在縱向而不是橫向上得到延伸。只要將民族的智慧轉到建設性的軌道上,這個國家就能從目前淒慘的境遇中自行站起來,找回尊嚴的地位。一個解放了的嶄新世界將展現在太平洋地區的前方。」(註5)

六年後,當麥克阿瑟離開日本時,他高度評價日本戰後的民主化成就:「日本人民在戰後經歷了現代史上最偉大的變革。他們憑藉著可敬的學習意志與渴望以及出色的理解力,從日本戰後的廢墟中建起了一座人身自由與個人尊嚴的豐碑。在隨後的過程中產生了一個真正代表民意、致力於促進政治道德、企業自主和社會公正的政府。在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今天的日本已經與地球上的許多自由國度比肩,不會再辜負全世界的信任。」

而日本首相吉田茂亦通過廣播向全國人民發表演說,代表日本人民向麥克阿瑟表示感謝:「麥克阿瑟將軍為我國造福謀利的成就堪稱名垂青史的奇蹟。是他把我國從投降後的混亂和衰敗之中挽救過來,引上恢復和重建的道路。是他將民主深深根植於我們社會的各個階層。」

至今,日本仍是美國最忠實的盟友,遠比三心二意的歐洲國家忠實,而日本從戰後重建計畫中得到的美援遠遠少於歐洲國家。麥克阿瑟畢生研究東方人的心理,知道「東方人的心理,是尊重和服從那些敢作敢為、堅定有力的領導」——這正是麥克阿瑟在日本成功和馬歇爾在中國失敗的原因之一,麥克阿瑟知道日本人在想什麼,而馬歇爾對中國人在想什麼一無所知。(註6)

第三次交手是韓戰。麥克阿瑟腹背受敵,不得不耗費很多時間精力回應美國的左派媒體和左派文人的攻擊、誹謗。假新聞並非始於今日:當中共軍隊發起猛烈攻擊、美軍遭遇重大挫折時,美國媒體的諸多危言聳聽的報導中,最惡劣的一個例子是第三十四兵團所謂「消失之營」遭到全殲的報導。

實際上,該營的損失僅為兩人陣亡、七人負傷、十二人失蹤。西方媒體還幸災樂禍地預言說,聯合國軍將被趕下大海,麥帥憤怒地指出,他遭到了「近代為曲解真相而展開的最可恥的一次宣傳攻勢。」(註7)

事實真相是:在韓美軍地面部隊正在進行的戰鬥堪稱史上最巧妙、最英勇的殿後阻滯行動之一。他們的對手擁有壓倒性的數量優勢,某些情況下甚至達到二十比一的程度,但他們給敵人造成的傷亡遠遠大於自己的損失。他們填補了一道空缺,如果沒有這段緩衝時期,韓國早已被朝鮮軍隊蕩平,不復存在。(註8)

麥克阿瑟的傳記作者曼徹斯特(William Manchester)也認為,朝鮮半島撤退是麥克阿瑟最成功的軍事行動之一:「在首當其衝慘遭中國軍隊重創的美軍之中,只有第二師受到了嚴重的挫敗,但其百分之二十五的傷亡比例,和美軍在歐戰突出部戰役中喪失百分之六十兵力的案例相比,簡直就是小巫見大巫。撤退行動進展得井然有序;一九四五年的硫磺島戰役所付出的代價是此役的兩倍,而沖繩一役的傷亡總數更是第八軍團和第十軍的五倍。事實上,自麥克阿瑟登陸朝鮮半島九個半月以來,他的全部損失僅是二戰中歐洲戰區同期的五分之一。而中國軍隊為從美軍手中奪取陣地所付出的代價則更令人震驚。」(註9)

儘管左派作家曼徹斯特認為麥克阿瑟是反共的偏執狂,也不得不承認麥帥關於其戰略行動被洩露給敵人的懷疑是真的。一九五○年秋,麥帥寫道:「所有人心中都清楚,情報被洩露出去。沃克持續向我抱怨,敵人通過華盛頓方面的消息來源提前知曉了他的行動。」五角大樓對此不以為意。《紐約時報》的卡貝爾・菲利普斯聲稱,麥帥的話指控「牽強附會」,這表達了新聞媒體和政府共同的心聲。

然而,後來事實證明,英國駐日本大使館的高級外交官菲爾比、伯吉斯和倫敦白廳美國司主任麥克萊恩三人都是被蘇聯策反的特工。

菲爾比和白吉斯都是盟軍內部董事會的成員,前者還是中央情報局和英國秘密情報局之間的聯絡官。而麥克賴恩名列華盛頓發往倫敦的所有機密材料的分發名單榜首。這三人間諜小組直到一九六三年才被破獲,菲比爾逃過天羅地網,叛逃蘇聯。

一九五六年,美國陸軍部長布魯克(Wilber Brucker)承認,該間諜小組手中的秘密對共產主義陰謀來說是「無價之寶」。國防部的高級軍官加文認為,麥克阿瑟的所有計劃都是經過英國外交部之手遞入敵人手中的。

比如,杜魯門簽字的一份中央情報局備忘錄中,命令麥克阿瑟不要對進入朝鮮境內的中國軍隊採取行動,不要轟炸水豐電站等鴨綠江沿岸設施。菲爾比和伯吉斯在這一重大決定作出後幾個小時便得到了消息。第二天一早,這份文件的副本就被遞交到麥克萊恩的面前。最多不出一個禮拜的時間,莫斯科便得知這些情報,並隨即將它直接轉發北京和中國入朝軍隊總部。

據此推斷,中共軍隊能夠預測麥克阿瑟的行動並做好挫敗他的準備,也就沒有什麼好稀奇的了。(註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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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克阿瑟尊重美國憲制,尊重杜魯門的最高統帥權——通過選舉產生的民事權力,高於功勛卓著的戰爭英雄。其副官惠特尼(Courtney Whitney)少將告訴記者:「他莊嚴地接受了總統的解職令,聲色不為稍動。他的軍人品質這次表現得尤為突出,這是他最光榮的時刻。」但麥克阿瑟退伍後沒有保持沉默,以布衣之身對杜魯門政府的外交政策發出猛烈抨擊。

他認為,他被解職一事所繫非小,「原因並非在於其中牽涉的人物,而是由於它象徵著美國自參加朝鮮戰爭以來對亞洲的態度發生了根本變化。隨後產生的種種災難性事件影響更為深遠。由此引發的連鎖反應已經動搖了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鬥爭的根基。」

麥帥指出,美軍約有五分之三的傷亡,是在他被免職事件之後那段舉棋不定的時期產生的。放棄原則的做法令美國一個半世紀以來奉行的軍事學說發生了倒退,從進攻轉為防守,它以慘痛的代價接受了一種維持僵局的政策。(註11)

一九五三年七月七日,麥克阿瑟聽說朝鮮停戰協定一事時說:「這是東南亞、中南半島的死亡判決書。」艾爾索普兄弟時候得出結論:「越南危機日益加劇的結果之一就是證明了麥克阿瑟將軍的判斷是正確的。如果麥克阿瑟不是在朝鮮戰爭中遭遇人為的限制,自由世界就不會在亞洲面臨災難。」

如果白宮聽從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的建議,「遏制共產黨需要在他們顯示出滲透跡象的每一個點上,實施堅定不移的軍事打擊」,韓戰和越戰都將出現不同的結局。

麥克阿瑟晚年看到了美國清教秩序弱化的危險趨勢——全國各地有異樣的聲音在詆毀愛國思想,他們說愛國主義已被某種更全面、更具包容性的哲學取代。資本主義制度成為眾矢之的,政府權力爆炸式擴張,人們為了追求所謂的變革,摧毀私人資本主義和自由企業制度。

「很多人已經不再信仰美國早期的理念,轉而相信社會主義、集權主義的統治,信賴某種老大哥般的神靈來替我們安排生活。他們不再相信自由人可以管好自身事務。他們認為一小撮集中於政府內的人即便大多未經選舉且作風官僚也能比我們這些創造勞動果實的人更好地利用它們。此等對政治權力的盲信在歷史上任何時代都站不住腳。它是最古老、最反動的社會組織形式,在古巴比倫、古希臘和古羅馬,在墨索里尼的義大利、希特勒的德國等過都曾嘗試過。」

「然而無論何時何地,它都無權無法保障經濟安全,而且基本上都以舉國遭難而告終。這種社會組織形式從本質上而言愚蠢透頂:那些做老百姓時無法支配自己收入的人卻在公職崗位上搖身一變,成了掌管世界大事的超人。」

麥帥發出忠告,在左派赤潮席捲西方的今天,仍然振聾發聵:

最生死攸關的根本性問題卻在於自由本身——在於自由與暗中滲透的社會主義在國內每一個領域所做的較量。只要最低限度的約束,自由自在地生活!這是一場庸才組成的最小公分母與個人主義廣為證實的進步性之間的對抗!要麼是自由企業制度,要麼是唯命是從的個人崇拜!

其結果將決定人類文明的未來,將影響每個人的生活,將以絢麗多彩的顏色銘刻於蒼穹之上。(註12)

誰是韓戰的勝利者,誰是韓戰的失敗者?

朝鮮戰爭是美國參與國際秩序以來第一場沒有打贏的戰爭,軍事歷史學家、軍事戰略專家貝文・亞歷山大(Bevin Alexander)稱之為「我們的第一次失敗」。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拉德利(Omar Bradley)上將,在國會作證時說了一段此後被廣為訛傳的名言:「紅色中國不是一個追求世界霸權的最強大的國家。開誠布公地說,在參謀長聯席會議看來,我們應該避免以此假設出發的戰略而被拖入到錯誤的戰爭——在錯誤的地點,錯誤的時間,去反對錯誤的敵人。」

聯繫上下文,布拉德利並不是否定朝鮮戰爭的意義與價值,更不是承認朝鮮戰爭失敗了,而是強調美國最大的敵人不是中國而是蘇聯,美國不應被蘇聯利用去跟中國作戰。

以杜魯門和艾奇遜(Dean Acheson)的觀點而言,美國沒有勝,也沒有敗,因為他們的戰略目標達到了——將戰線維持在三八線附近,並讓南北韓各安其位。而以麥克阿瑟的觀點而論,對於戰爭而言,不是勝利,就是失敗。

韓戰是美國被動應戰,但美國應戰的理由確有對其「昭昭天命」的持守。歷史學者普勒斯頓從清教徒傳統的角度闡釋韓戰之意義——從美國的「正統」史觀來看,朝鮮半島戰爭是美式清教主義與東方共產主義的殊死一戰:

美國的使命是上天註定,上帝授權,是美國人無法放棄的責任。杜魯門不是喀爾文主義者,但他堅信對於美國公民宗教至關重要的預定論教義。

為了爭取美國人對聯合國和北約這兩個與美國氣質不符、與美國歷史格格不入的國際承諾的支持,杜魯門多次說到「這個責任我相信是上帝打算讓這個偉大的共和國來承擔」,這個「責任是萬能的上帝」賦予美國的。這與林肯所說的天意何其相似:美國是上帝在地球上的工具,無論美國人自己是否意識到這一點。(註13)

普勒斯頓自己不是喀爾文主義者,其研究美國靈魂、信仰與戰爭、外交關係的專著,時常言不及義——他未能意識到,杜魯門的上帝與麥克阿瑟的上帝,有很大的差別。

早年翻譯和引薦諸多西方基督教文明經典著作的劉小楓,如今儼然是反基督教和跪舔中共的「新國師」。他從反面意義上,引用普勒斯頓已有很大偏差的有關韓戰之基督教背景的論述,乃是為中國參戰尋找理由:「由於有『道德和民主』乃至『對人權的深切關注』之類的語詞,杜魯門動用武力的決斷讓人以為美國很『正義』。一旦人們意識到這些語詞的歷史含義來自清教信仰的界定,那麼,我們『過去的思維模式』認為朝鮮戰爭是『美帝』挑起的,又錯到哪裡去了呢?」(註14)這就是錯上加錯了。

學者賣身投靠,其論述就只剩下施密特式的「決斷」,事實和真相全都可棄之不顧。

韓戰是冷戰時代第一場熱戰,影響美國戰後對外政策甚巨。凱南的好友、國務院負責戰略規劃的查爾斯・波倫(Charles E. Bohlen)認為:「是朝鮮戰爭而不是二戰使我們成為世界政治軍事大國。」這種說法略顯誇張,卻不無真實成分。

韓戰末期的一九五四年,美軍的數量擴充了一倍,達到三百萬人,國會批准了大幅對外軍事援助計劃,美國經濟進入「油汁欲滴的繁榮」。

冷戰史學者德瑞克・李波厄特(Derek Leebaert)說:「朝鮮戰爭是在全世界引爆美國力量的雷管。」他認為,美國在這一真正的模糊的戰區採取的報復行動,將過去四年來積累起來的主動出擊力量一併發洩出來,而這次行動既不是為了美國利益,也不是為了歐洲利益,卻是拯救野蠻社會。朝鮮北方的侵略迫使美國做出艱難的決定。在這個混亂不堪的舊世界面前,作為富有和遙遠的國家,美國本應成為一個年輕而具有主導權的夥伴,但卻承擔起一個公認的全球大國角色。冷戰作為一場全球性的鬥爭雛形初現。(註15)

韓戰對壘雙方各有所得,亦各有得失。就朝鮮戰場來看,付出五百萬人喪命的代價,戰線停滯在跟戰前差不多一樣的地方,基本是無用功。但遠東這場熱戰卻對此後持續四十年的冷戰產生巨大影響,甚至使之獲得綿延不絕的動力,特別是它加速了兩大陣營的建構。(註16)

對於北韓、蘇聯和中國這一方而言,三國只是暫時達成一個脆弱的聯盟,反目成仇在指顧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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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戰的挑起者和造成數百萬人傷亡的戰爭罪犯是金日成。金日成的戰略目標非常清晰:統一韓半島,打造一個以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為包裝、實際上是東方專制主義的世襲王朝。

金日成的前半個目標未能達成,後半個目標卻達成了——韓戰之後七十年,金氏家族三代世襲,從未讓北韓政權脫手過一天。它比東德共產黨政權更長命,挺過了蘇聯東歐共產黨政權漸次崩潰的危機;它拒絕越南式或中國式一黨獨裁之下有限的政治和經濟改革,比伊朗、古巴專制程度更高。

韓戰後遺症比越戰更糟糕:雖然韓戰算是打個平手,越戰才算慘敗;但如今越南因抗拒中國的天下帝國主義,轉而與昔日的仇敵美國結盟,越南在美國印太戰略中已是「準盟友」。

對蘇聯來說,韓戰確實誘使美國陷入東亞的一片貧瘠土地,讓自己在歐洲的擴張有機可乘——此前,史達林(Joseph Stalin)挑起第一次柏林危機,在西方強硬回應下無疾而終(史詩般的柏林空運,讓被蘇軍封鎖的西柏林免於崩潰),不得不另闢戰場。

一些學者推測,史達林希望把朝鮮作為抵抗日本人的跳板,因為從其經驗而言,日本與德國都不是他所信賴的對象——長久以來,對於俄羅斯來說,德國是其在歐洲最大的敵人,日本是其在亞洲最大的敵人,如今美國重新武裝這兩個國家,無疑就是希望驅使這兩個國家再次夾攻蘇聯。

這正是史達林最初不同意金日成冒進,後又為之開「綠燈」的原因。史達林收到金日成的電報後,思考了十一天才回電,將金日成召到克里姆林宮通宵密談,確定戰爭方略。

此前,西方學者對蘇聯代表缺席六月底的聯合國安理會會議——此次會議將北韓列為侵略者,並決定支持美國採取軍事行動擊退北韓入侵——感到迷惑不解,蘇聯若出席,可投出反對票,讓美國出師無名。有分析家認為:「蘇聯沒有制定總體規劃,其政策是『現用現定』的。」(註17)這一說法是被蘇聯放出的煙霧彈迷惑了,當時就連艾奇遜也錯誤認為,「蘇聯為北朝鮮的行為感到遺憾,急於擺脫干係,並積極阻止戰爭以任何形式蔓延。」實際上,此時蘇聯早已派遣大量軍事顧問和飛行員加入北韓人民軍。

二○○七年,俄羅斯公布了一份檔案,該檔案署名是史達林的化名「菲利波夫」,內容為一九五○年八月二十七日史達林向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總書記哥特瓦爾德(Klement Gottwald)發送的電報。

史達林解釋了蘇聯代表缺席六月二十七日安理會會議的原因:「我們退出安理會後,美國陷進了對朝鮮的軍事干涉……很明顯,美國的注意力從歐洲被引向了遠東。從國際力量對比的觀點來看,這一切是不是對我們有利呢?當然是。假設美國政府還繼續被牽制在遠東,並使中國加入『解放』朝鮮和爭取本國獨立的鬥爭,那會是什麼樣的結果呢?」(註18)

英國歷史學家理查德・克羅卡特(Richard Crockatt)認為,中國下決心與北朝鮮人並肩作戰,似乎主要出於三個方面考慮。第一個是朝鮮若在西方的支持下重新統一,將有可能威脅中國邊境安全。第二,在國共兩黨內戰期間,曾有數千名北朝鮮志願者與毛澤東的軍隊作戰,一九五○年中國對金日成的支持是毛對這一援助的回報。第三,毛認為可藉此機會壓倒蘇聯,增強中國對朝鮮的影響,建立中國在這一地區的大國地位。(註19)

近年來,若干身在中國國內的歷史學者,慢慢梳理出韓戰的真相及中朝關係扭曲與荒謬的歷史脈絡。當年,中國參與韓戰,既不是保家衛國,也不是主持國際正義,甚至也不是維護共產黨國家之間的「兄弟血盟」關係。

冷戰史權威學者沈志華指出,一開始,毛澤東是被金日成和史達林「兩駕馬車」所「綁架」。一名前北韓高級軍需官回憶說,在戰爭爆發前,所有蘇聯援助的武器都是從海路,而不是通過中國鐵路運抵朝鮮,這樣做的特別目的是不讓中國獲知朝鮮的戰爭準備工作。

直到戰爭爆發後第三天,金日成才派遣一名武官來通報情況。毛很生氣,對其俄語翻譯師哲說:「他們是我們的近鄰,戰爭爆發也不和我們商量,現在才來打招呼。」(註20)可見,戰爭初期,史達林認為金日成能夠靠自身力量取勝,不必讓中國介入。這樣朝鮮就是蘇聯獨自控制的保護國。

但美軍仁川登陸、北韓人民軍潰敗,蘇聯不願直接出兵、與美國發生正面衝突,這時就想起中國,要將中國當炮灰——史達林之毒辣,可見一斑。

毛為此召集政治局擴大會議,大部分政治局成員不贊成出兵,會議前期的主要傾向是,「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最好不要出兵」。但善於揣摩毛心態的周恩來和彭德懷支持毛出兵。

據楊尚昆回憶,彭德懷發表慷慨激昂的講話後,毛為了進一步說服眾人,將中、朝、蘇三國比喻為三駕馬車,說這輛車是三匹馬拉的,那兩匹馬執意向前跑,你又有什麼辦法呢?正說著,師哲帶著蘇共中央代表科瓦廖夫來找毛澤東。毛在豐澤園會見蘇聯客人後又返回現場說,「你們看,果不其然,那兩匹馬一定要拉,我們不拉怎麼得了!」會議隨即做出出兵的決定。

耐人尋味的是,毛澤東對史達林心中的算盤有所知曉,不願對韓國、美國和聯合國公開宣戰。中共在東北結集百萬大軍,入朝主力為十三兵團,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高崗召集高級將領開會,宣佈說:「到朝鮮去的是以志願軍的名義出現,穿朝鮮服裝,用朝鮮番號,打朝鮮人民軍的旗幟,主要幹部改用朝鮮名字。」(註21)如果韓戰是正義之戰,何須遮遮掩掩?中國式的厚黑學,比起蘇俄毫不遜色。

中國參加韓戰以及持續至今的處理中朝外交方式,完全不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卻符合共產黨這一統治集團特別是其黨魁的利益與虛名。中國領導人(尤其是毛本人)在處理中朝關係時的出發點,從表面上看是世界革命理念,其內核則是傳統的中央王朝觀念,把包括朝鮮在內的周邊國家(尤其是東亞)都視為同一陣營或可能聯盟中的被領導者,試圖打造革命的「天朝」。因此,中朝兩國的特殊關係根本不是現代國家的正常關係。

毛澤東具有極強的領袖欲——在中共建政之初就開始考慮如何恢復中國對周邊國家的主導權和領導權,又熟讀古代史書——深諳歷代皇帝作為「天朝大國」天子的統治術。在他處理與朝鮮關係的理念中,有意無意地閃現出帝王以宗藩體制統治周邊地區的「天朝」意識。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方興未艾和東西方兩大陣營對抗的現實條件下,這種理念和意識以革命的形式表現出來。讓中國成為亞洲革命乃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自己擔當亞洲來自世界革命的領袖,始終是毛追求的人生目標。(註22)史達林在世時,毛猶抱琵琶半遮面;史達林死後,毛一飛沖天、不惜跟蘇聯翻臉。

這場戰爭中,毛失去了可以傳位的兒子毛岸英,中國卻因此避免了北韓式家族世襲制(二○一二年,毛的「精神之子」習近平卻登基稱帝)。對於普通中國民眾而言,這場戰爭製造的悲劇不止在戰場。中共借對朝鮮戰爭的動員,在國內進行大規模鎮壓反革命運動。

鎮壓延續三年,時間與朝鮮戰爭幾乎重疊。據官方公布的資料,鎮反運動處決了七十一萬人,其中多數為舊政權的菁英。趁此機會,中共加緊進行土改運動,導致非正常死亡民眾在一百萬至五百萬之間。用時任中央政府副主席劉少奇的話說,就是「因為抗美援朝的鑼鼓響起來,響得很厲害,土改的鑼鼓、鎮反的鑼鼓就不大聽見了,就好搞了。」(註23)

而中國與美國的敵對和隔絕狀態,一直持續到一九七一年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秘密訪華。

對於美國和自由世界來說,韓戰的正面遺產,是銘刻在華盛頓韓戰紀念碑上的兩句話——「自由並不是免費的」、「我們國家的英雄兒女,他們響應號召去保衛一個他們從未見過的國家和素不相識的人民。」

韓戰也讓台灣被納入美國保護的範圍之內,台灣得以擺脫中國的魔爪,此後蛻變為亞洲民主自由的燈台和良善力量。

註釋

  • 註1:威廉・曼徹斯特:《美國的愷撒大帝:麥克阿瑟》(下),頁243。
  • 註2:約翰・劉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長和平:冷戰史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頁99-100。
  • 註3:道格拉斯・麥克阿瑟:《麥克阿瑟回憶錄》,頁96-99。
  • 註4:道格拉斯・麥克阿瑟:《麥克阿瑟回憶錄》,頁296。
  • 註5:威廉・曼徹斯特:《美國的愷撒大帝:麥克阿瑟》(下),頁109-110。
  • 註6:當馬歇爾使華,致力於在中國建立聯合政府和推動國民黨政權實行民主改革之際,麥克阿瑟有不同看法。他認為安全問題優先於內部改革,他在一九四八年三月寫道:「儘管這些改革是可取的,但其重要性不如現在席捲整個大陸的內部衝突。這兩個問題不可能同等關注,當房屋正被大火吞噬之時,是不可能去改變房屋的結構的。」換言之,在美國施壓下,蔣介石匆忙「行憲」,舉行選舉,卻不足以收拾人心和緩解共產黨的武力攻擊。麥克阿瑟並不喜歡蔣介石,但他說:「即便他有犄角、有尾巴,只要他是反對共產主義的,我們就應該幫助他,而不是讓事情複雜化。」
  • 註7:威廉・曼徹斯特:《美國的愷撒大帝:麥克阿瑟》(下),頁327。
  • 註8:道格拉斯・麥克阿瑟:《麥克阿瑟回憶錄》,頁339-340。
  • 註9:威廉・曼徹斯特:《美國的愷撒大帝:麥克阿瑟》(下),頁322-323。
  • 註10:威廉・曼徹斯特:《美國的愷撒大帝:麥克阿瑟》(下),頁303-306。
  • 註11:道格拉斯・麥克阿瑟:《麥克阿瑟回憶錄》,頁394。
  • 註12:道格拉斯・麥克阿瑟:《麥克阿瑟回憶錄》,頁424-425。
  • 註13:普雷斯頓:《靈魂之劍、信仰之盾:美國戰爭與外交中的宗教》,(北京)東方出版社,2015年版,頁456。
  • 註14: 劉小楓:〈戰爭紀事與戰爭的歷史真相〉,觀察者網站。
  • 註15:德瑞克・李波厄特(Derek Leebaert):《五十年傷痕:美國的冷戰歷史觀與世界》(上),(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版,頁109。
  • 註16:貝恩德・施特弗爾:《冷戰:1947-1991,一個極端時代的歷史》,頁85。
  • 註17:理查德・克羅卡特:《五十年戰爭:世界政治中的美國與蘇聯(1941-1992)》,頁124-126。
  • 註18:電報轉引自沈志華:《蘇聯未否決聯合國出兵朝鮮議案真相》,愛思想網沈志華專欄,2011年11月29日。
  • 註19:理查德・克羅卡特:《五十年戰爭:世界政治中的美國與蘇聯(1941-1992)》,頁127。
  • 註20:沈志華:《最後的「天朝」:毛澤東、金日成與中朝關係(1945-1976)》(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頁206。
  • 註21:沈志華:《最後的「天朝」:毛澤東、金日成與中朝關係(1945-1976)》(上),頁210。
  • 註22:沈志華:《最後的「天朝」:毛澤東、金日成與中朝關係(1945-1976)》(下),頁703-704。
  • 註23:〈朝鮮戰爭:歷史的正劇與悲劇〉,自由亞洲電台中文網。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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