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普賢《詩經研讀指導》:我們為什麼要讀《詩經》?

裴普賢《詩經研讀指導》:我們為什麼要讀《詩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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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本書為經學名家裴普賢指導學生研讀《詩經》的專著,乃其講授《詩經》積十年之經驗所寫成。舉凡研讀《詩經》之目的與方法,研讀詩經應有知識之具備,均有精確之說解。

文:裴普賢

我們為什麼要讀《詩經》

(六十三年十一月臺大中文系三年級《詩經》課上所講的整理與補充)

這學期來,我們已讀了《詩經》好多篇,也分發過「《詩經》的研讀與欣賞」等幾篇講義,做過一次「《詩經》研讀報告」,但我們還沒有討論過「為什麼要讀《詩經》」?當然也許有人會簡單地回答說:

「因為學校開了這門課,而我們對《詩經》有興趣,所以就選讀了。」但我發問的用意,不僅是為你們可得學分,而是提出研讀《詩經》本身的功用問題。我的答案,可從「接受文化遺產」六個字擴充為:「增進文學修養,接受《詩》教。」十個字。而這十個字也可綜合為「學做人」三個字,並可用孔子的話來代表。

孔子以詩、書、禮、樂作教材來教學生,《詩經》中各國國風,本來是方言的土腔歌謠,他都改用中原標準音的雅言來誦讀,所以《論語・述而》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而他教學生的時候,並且是用琴瑟彈著來歌唱的。所以《史記・孔子世家》說:「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而孔子的學生子游,更以弦歌來教導人民。《論語・陽貨》篇載: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這就是說,子游本孔子之意,在武城地方已弦歌《詩經》來教百姓「學做人」了。而「《詩》教」的名稱,正式見於《禮記・經解》篇: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

這就是說,大家研讀了《詩經》,可以提高人品,養成溫柔敦厚的性情,因為詩歌是感情的流露,《詩》教即本於性情,注重於純真情思的表達,所以增進文學修養,就有陶冶性情的功能。這「溫柔敦厚」四字,也可說是《論語・八佾》篇「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及〈為政〉篇:「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兩章綜合的發展。

至於孔子從文學修養來談《詩》教的,則應舉析論詩的功用的《論語・陽貨》篇第九章來細說: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這裡「四名」說的是文學修養的興,而「四可」就是從文學修養來實施《詩》教。「兩事」就以君、父二倫來提示學做人的要領。

賦、比、興是三百篇做詩的方法,而三者中以比、興的運用較為重要,而比、興二者中尤以興最為靈活而為《詩經》特點之一。《詩經》中以眼前鳥獸草木的感觸為開頭,來興起一章一篇的就稱為興。例如: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周南・關雎〉)由鳥而興起對淑女追求的熱衷。

「麟之趾,振振公子。」(〈周南・麟之趾〉)由獸而興起對公子讚美的詠歎。

「牆有茨,不可掃也。」(〈鄘風・牆有茨〉)由草而興起對醜聞厭惡的諷刺。

「南有喬木,不可休思。」(〈周南・漢廣〉)由木而興起對游女追求的惆悵。

所以我們可以說:孔子讓學生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不單是增加博物的知識,也是在提示學詩要從多認識鳥獸草木之名的興詩來著手。

「四可」的興,何晏《論語集解》就引孔安國對「興詩」的義疏說:「孔曰:興,引譬連類。」故邢昺注疏《論語》這句時就說:「《詩》可以興者,又為說其學詩有益之理也。若能學詩,詩可以令人能引譬連類以為比興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言詩人多記鳥獸草木之名,以為比興。」而朱熹《論語集注》,則更發揮興詩的作用以注「可以興」說:「感發志意。」

「可以觀」句,何注:「鄭曰:觀風俗之盛衰。」朱注:「考見得失。」

「可以群」句,何注:「孔曰:群居相切磋。」朱注:「和而不流。」

「可以怨」句,何注:「孔曰:怨刺上政。」朱注:「怨而不怒。」

我們參看何、朱兩注,何注乃所學者為何的基本解釋,而朱注則更發揮其所學的成果。

錢穆《論語新解》,則又將興、觀合解,曰:「《詩》尚比興,即就眼前事物指點陳述,而引譬連類,可以激發人之情意,故曰可以觀,可以興。興者,興起,即激發感動義。蓋學於《詩》,則知觀於天地萬物,閭巷瑣細,莫非可以興起人之高尚情志也。」並將群、怨合解曰:「《詩》之教,溫柔敦厚,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故學於《詩》,通可以群,窮可以怨。事父事君,最群道之大者。忠臣孝子,有時不能無怨,惟學於《詩》者可以怨,雖怨而不失其性情之正也。」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兩句,何註僅云:「孔曰:邇,近也。」朱注也僅說:「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邢疏則指實言:「《詩》有〈凱風〉〈白華〉,相戒以養,是有近之事父之道也;又有〈雅〉〈頌〉君臣之法,是有遠之事君之道也。」

朱子所謂「舉重而言」,就是說孔子舉君臣、父子二倫,就包括其他夫婦、兄弟、朋友三倫了。邢疏舉〈凱風〉〈白華〉以為事父母詩之例,我們認為不妥當。因為〈白華〉是有聲無辭的笙詩,不能僅憑小序的「〈白華〉,孝子之絜白也。」來體味詩義,更何況《毛詩》的小序,往往與詩篇本文的詩旨是不符的。高明在《孔學管窺》一書的「《詩》教」章中,他就改用〈凱風〉〈蓼莪〉兩篇來作教孝的實例。《詩經》中關於五倫的詩,我以前在菲律賓華僑師專曾做過一次專題演講,有暇時當整理出來提供同學們參考。

從《論語》中這章孔子的話的解釋,我們可以明白研讀《詩經》是可從增進文學的修養中來學做人,而得到性情之正,這是誦《詩》三百的最大功用,也就是孔子的《詩》教。

高明說孔子《詩》教,分析:

  1. 興、觀、群、怨「四可」,是從人的情志,來說明詩的功用。
  2. 君、父二事是從人的倫理,來說明詩的功用。
  3. 鳥、獸、草、木「四名」,是從人的智慧來說明詩的功用。

而他特別注重「興」字。他說:

可以興,就是可以啟發人的情志。可以觀,就是可以審察人的情志。可以群,就是可以溝通人的情志,可以怨,就是可以宣洩人的情志。而這四句裡面,又特別注意『興』字,因此擺在第一句裡講。何以見得孔子講詩,對「興」特別重視呢?《論語・泰伯》篇裡,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這裡講《詩》,單單提一個「興」字,可見孔子最重視「興」。

另外,根據《論語》,孔子讚美他的學生可以言《詩》的,有子貢、子夏二人。《論語・學而》篇記載有讚美子貢的一段話,「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聽了孔子的話,說:「《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貢從〈淇奧〉的詩中,得到啟發,領悟到愈研究愈精緻的道理,所以孔子非常讚賞他說:「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子貢能從詩句中啟發出另一個道理來,也就是可以興。

再談子夏:《論語・八佾》篇載,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夏所引係《詩經・碩人》篇中的句子,但今本《詩經》中缺「素以為絢兮」句,想係佚句)孔子回答說:「繪事後素。」意思就是說繪畫是先以素色做底,再加上各種顏色的。古代天子夫人,諸侯夫人所穿的象服,都是以素色做底,再加上繪畫的。儘管「素以為絢」的本意在這裡,但孔子是就詩而講詩的,而子夏接著說:「禮後乎?」正是子夏從「素以為絢」、「繪事後素」悟出的道理。

意思就是說,一個人要本質好,然後再行禮文就更好了。相反的,如果本質不好,去行禮文,反而更不好。所以禮要先從本心做起,然後才能圓滿的表現出來。孔子聽到子夏的話,大為高興,就說:「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起,就是啟發,也就是興。子貢、子夏能夠興於《詩》,從《詩》中得到啟發,所以孔子才說他們可與言《詩》。

至於「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的解釋,孔子是主張重禮樂之化的禮治的,要進於禮樂之化,就得靠《詩》、禮、樂三者來達成。邢疏云:「此章記人立身成德之法。興,起也。言人脩身當先起於詩,立身必須學禮,成性在於學樂。既學《詩》、禮,然後樂以成之也。」是知達成禮治,當注重《詩》、禮、樂三者的個人修養,而學《詩》是這三者中重要的第一環。這是《詩》與禮、樂配合起來的功用。所以孔子教他兒子伯魚,先教他學《詩》,再教他學禮,而有《詩》、禮的庭訓。

春秋時代,貴族們學詩最大的功用,是在朝會聘問時應對上的運用。從《左傳》等書的記載中,他們大多是斷章取義的賦詩表意以代言。這叫做專對。而當時一般人士對人講話發表意見時,也多引詩句為證以增強其意見的力量。所以孔子教伯魚就說:「不學《詩》,無以言。」當然,我們現在外交場合上已不再賦詩,對人談話,也不必引證《詩經》詩句,但寫起文章來,還是免不掉引詩以增飾,像「殷鑒不遠」(〈大雅・蕩〉);「他山之石」(〈小雅・鶴鳴〉)等句,不是常用的嗎?而文章就是言語的延伸,寫文章也稱為「立言」,所以這一學《詩》的功用,多少還是留存著的。

其實前面我已說過,研讀《詩經》的功用在學做人,所以學了詩可以增進各種的功能,《論語・陽貨》篇載:

子謂伯魚:「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這說明學《詩》可以擴大眼界,如果連〈周南〉〈召南〉都不研讀,就等於睜眼瞎子,像面對著牆壁,前面什麼也看不見了。

又,《論語・子路》篇載: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這裡,學《詩》非但有關外交的得失,而且關係著政治的隆汙,因為你能體會出興、觀、群、怨的道理,應用於為政上,則你從政起來,自能得心應手。子游的做武城宰,就是一個例子。

孔子論《詩經》功用,大概如此,而至今還大多適合於我們這時代。

此外,我們也可專為欣賞研究我們古典文學而研讀《詩經》,對於它的內容與形式作種種精密的考察,予以評價。並與《書經》、《楚辭》等早期的作品作比較的研究,或考察它對後世文學的影響而確立它在我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或且專門研究三百篇的用韻而作古音的考證;《詩經》的文字,也可作專門研究的對象。

文學是時代的反映,《詩經》也不例外。因此,我們研究周代的歷史,也非以《詩經》作為史料來研讀不可。其中有周代大事的歌詠,周代政治情況以及民情風俗等社會形態的描寫,社會結構的遺跡,都可供參考。而其中涉及我國基本文化孔孟思想的形成過程的研討,尤其值得我們密切的注意。

還有,我們要讀《詩經》,就要知道些周代地理的知識。反之,為研究周代地理,我們也得研讀《詩經》,來作《詩經》涉及地理的考證;要研究《詩經》時代有些什麼動物植物,當時的宮室衣服等名稱與形態,也得先行詳細研讀《詩經》。就是要研究歷代《詩經》學者對《詩經》研究的情形,也非先熟讀三百篇不可。當然,這些本應作為誦讀《詩經》後進一步的研究,關於這方面的著作,《四庫全書》中就已有宋王應麟的《詩地理考》,元許謙的《詩集傳名物鈔》等書的採錄,《詩經》學的歷史演變,還沒有專書問世。

(原載《孔孟月刊》)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詩經研讀指導(二版)》,東大出版

作者:裴普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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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為裴教授指導學生研讀《詩經》的專著,乃其講授《詩經》積十年之經驗所寫成。舉凡研讀《詩經》之目的與方法,研讀詩經應有知識之具備,均有精確之說解。而於《詩經》的時、地、字、詞、詩旨、作者以及名物等各方面的探討,亦均有範作以示例。其中,詩經研讀法及六義之興義發展的探討,深具價值,實屬《詩經》導讀佳構,亦為不可多得之一本《詩經》學的著作。

詩經研讀指導_立體書封
Photo Credit: 東大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王祖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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