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與命運》譯序：從政治自由到心理自由，人們有「自我轉化」的潛能嗎？

文：龔卓軍

譯序：從政治自由到心理自由

「自由」本是我們在這些政治過程中預設的價值，結果在當代逐漸成了人人以自我為中心，凡事「各自表述、各懷鬼胎」的僵局。

關於「自由」造成的僵局，讓我們跟隨羅洛．梅在本書運用的心理邏輯，從政治自由的内涵談起。以撒．柏林在《自由四論》中曾討論「自由」的政治意涵。著名的「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之分，就是他用以反思政治主體權利義務界限的基本概念工具。柏林用「消極自由」概念，思考「在什麼樣的限度之內，某一個主體（一個人或一群人），可以或應當被容許，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成為他所能成為的角色，而不受到別人的干涉？」

至於「積極自由」這個概念，則把問題重心指向「什麼東西、或什麼人，有權控制、或干涉，從而決定某人應該去做這件事、成為這種人，而不應該去做另一件事、成為另一種人？」（按：譯文出處，Isaiah Berlin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2006，台北：聯經，頁229-230。）簡言之，在什麼樣的範圍內，一個主體的政治自由，可以容許他自己決定自己要做什麼、想什麼、過什麼樣的生活；又在什麼樣的範圍內，一個主體的政治自由，可以容許他決定別人的行為、思考與生活方式？

然而，在本書中，羅洛．梅要引領我們問的問題卻是「心理自由」：什麼樣的心理條件，才能讓一個主體（一個人或一群人）稱得上是一個主體？當然，討論類似這樣的「心理自由」問題，很可能會落入柏林所謂的「自由」與「自我」的混同陷阱，這也是我們在政爭中常見的現象：相互指責對方在心理上的「瘋狂」、「幼稚」、「自私」、「人格卑下」，進而否定對方在政治上的主體地位。

我想，這裡的「政治自由」與「心理自由」之分，「政治主體」與「心理主體」之辨，正是本書中最易引起混淆，卻最值得我們深思之處。身處當下台灣的民主政治文化中，動輒以「動機論」、「陰謀論」來看待公共領域的政治事務，將不同立場的政治行動「心理化」，進而忽略他人在政治上的自由權限，以自我為中心，以對方心理情結、人格特質或關係背景為口實，對他人行動做自我投射式的解釋。

殊不知，這種以自我中心投射出來的「心理」範疇取代「政治」範疇的做法，乃是柏林眼中終將導致極權主義、一元主義的思考方式──即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心態。這種心態，總認為「我族」能夠實現某種高貴的政治理想──亦即實現某種「積極自由」，因而，在這種「積極自由」的大纛下，「非我族類」的心智狀態和生活方式必須加以政治改造。

但筆者要強調的是，以撒．柏林之所以主張多元主義的、免於被他人無謂干涉的「消極自由」，其實另有一個重要的人文心理學論證在支持。他認為，「人類本來就具有不可預測的『自我轉化』（self-transforming）的潛能」（按：同前書，頁294）。就此而言，一般民主政治所強調的「消極自由」，在表面上看似對人的不信賴，因而必須設計制度、相互制衡、防治私心。但柏林卻為我們指出，「消極自由」在骨子裡是要讓「政治主體」的生活方式免於不必要的干涉。柏林這種捍衛個人自由的姿態，透露出他對「消極自由」的終極關懷：他堅決相信「人類有不可預測的『自我轉化』潛能」，因而，人類在政治上有免於被他人干涉的基本權利。

Isaiah Berlin｜Photo Credit: Helen Muspratt courtesy BodleianLibrary, Oxford

然而，我們憑什麼接受柏林，去相信「人類有不可預測的『自我轉化』潛能」這個命題呢？這難道不是一種人文主義的心理迷思嗎？或者，問得更坦白一點：人類有心理上的自由嗎？人們不總是被自身的命運──個人情結、人格特質、家世背景、文化馴養所決定嗎？就此而言，柏林所謂「不可預測的『自我轉化』潛能」，跟羅洛．梅在本書中強調「接受過去個人命運，冀求當下自我轉化」，實有異曲同工之妙。只不過，有別於柏林的政治哲學進路，羅洛．梅是從存在現象學與精神分析的角度來詮釋人類的自由：透過人類的實存處境與精神分析之助，自我心理轉化實具有無限的可能。至此，羅洛．梅的存在主義精神分析學要義方得豁顯。

在羅洛．梅眼中，命運中不期而至的憤怒、焦慮、停頓都可以是心理轉化的解放契機，透過情緒現象的存在解析，再透過實際案例的精神分析，他讓我們了解到，缺乏心理由與寬容的個人，即便擁有了客觀的政治自由保障，亦難有創意與突破。重點在於，當憤怒、焦慮等情緒浮現時，我們有沒有心理的自由和寬容，去接受這類情緒乃是人之常情，去發掘這類情緒是否是自我潛意識的投射。或許，這種心理上的自由與寬容，正是解嚴後的台灣等待已久的果陀。

此書出版雖已逾二十年，但羅洛・梅的方法與用心值得我們欽佩。他企圖在美國的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文化的基礎上，重新打開美國文化中「自由」概念的新意，進而還原出「自由」的種種層次和可能困境。對於文化和政治上深受美國影響的台灣而言，此書實可供借鑒攻錯，而以筆者研究的存在現象學來說，羅洛．梅的「自由」與「命運」概念，顯然有其哲學上的預設，背後的哲學問題，需以另文處理。

但要提醒讀者的是，考慮到文化心理的因素，本書在第四章和第三部所比較的「東方」心理自由型態，對於被界定為「東方」、又「西化」漸深的我們來說，實有必要進一步與之對話，甚至加以補充批判、重新闡述我們對自身文化心理特質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