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辭的陷阱》:政黨所營造的團體認同,讓美國人看不見兩黨的政見其實多麼類似

《修辭的陷阱》:政黨所營造的團體認同,讓美國人看不見兩黨的政見其實多麼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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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修辭的陷阱》條理清晰地說明民主國家中的政治宣傳如何打著理想的旗號,實則摧毀了理想,並讓社會陷入更深的不平等困境中。作者在論證上追溯歷史實例,透過種族議題、選舉制度、監獄問題,乃至教育改革,探討民主的語彙有時是如何被用來掩蓋不民主的現實。

文:傑森.史丹利(Jason Stanley)

宣傳對民主造成的最基本問題,就是可能有人會用「自由民主」這個詞,來包裝並不民主的真相。如此一來,某些乍看之下自由民主的國家,其實就並不民主。這些國家的公民可能相信國家是自由民主的,但其實那都是假象。該國既不自由也不民主,譬如威權政權完全不受任何人的威脅。這時候如果我們把該政權稱為革命政權或社會主義政權,並不會有什麼問題,畢竟這些詞彙都不會威脅到該政權的威權本質。但是,如果我們反過來用民主的詞彙來稱呼那些其實並不民主的國家,那麼真正民主的政權就危險了。可惜宣傳就是這樣,而且它還對各種不同的民主都造成了其他更具體的威脅。

每一種自由民主的意思,都各自對應到某種對自由的看法。如果自由是指可以自由追求自己的利益,那麼政治平等的制度就是指讓每個人都能用政治途徑,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這就是民主政治的經濟理論(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所謂的民主,其他的民主理論則認為自由不僅止於此,而且門檻更高。

根據民主政治的經濟理論,只要某項政策獲得大多數完全理性、完全利己的人投票支持,那它就是真正的民主政策。 這大概就是民主正當性最被廣為接受的概念。這種思維預設每個人都能有效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但宣傳會讓人們無法知道哪種方法最能實現自己的目標,因而看不見自己的最佳利益。 宣傳阻斷了我們的理性,讓我們的選擇一點也不「經濟」。

除了民主政治的經濟理論以外,宣傳也會威脅到其它更有說服力的民主理論。民主政治的經濟理論假設每個人都知道哪些東西符合自己的利益。這時可能有人會說,即使追求利益真的是自由民主的核心,「也沒有人知道到底哪種追求方法最正確。我們只能用社會過程讓每個人自由嘗試自己能做的方法,藉此讓每個人實現自己的利益」。 這種讓每個人自由追求自我利益的民主概念的確更合理,可惜依然逃不過宣傳的危害。因為社會一旦受到宣傳的影響,就會關閉某些探索的道路,阻止人們追尋自己的人生。因此即使用這種個人主義的觀點來看自由民主,認為人們可以在逐漸探索的過程中越來越了解自己的利益,依然免不了意識形態與宣傳的威脅。

哲學家大衛・艾斯倫(David Estlund)與政治科學家伊蓮・蘭德摩爾(Hélène Landemore)倡導的與認知過程有關的民主概念(epistemic conception of democracy),也同樣會明顯受到宣傳所威脅。 與認知過程有關的民主概念指出,集體決策比個人決策更優秀,所以民主除了具有人民自治的優點以外,也有認知過程上的優點。根據這種觀點,民主是最好的政府形式,因為在多數決原則下的集體審議,是最可靠的決策方式。可惜,宣傳顯然也會威脅與認知過程有關的民主概念,因為宣傳完全繞過了理性審議。

我在引言的開頭介紹本書的核心任務時,用了「民主審議」這個字眼。但民主審議究竟是什麼呢?民主審議是一種共同審議,是政治哲學中另一種民主方法概念的核心。根據審議民主的概念(deliberative conception of democracy),只有共同審議出來的政策才是民主的。審議民主對自由的看法是,所謂真正的自由,就是藉由與同儕一同協商共同利益,來決定每個人的自身利益。照此看來,宣傳就會對自由民主造成另一種傷害:它會破壞或簡化這種共同審議。

柏拉圖認為民主的城邦重視自由與平等。但是,他在論述中沒有提到任何一種投票方式。他認為民主是一種文化特質,一種真實的社會屬性。民主社會是重視自由與平等的社會。

真實世界裡的國家,有多大機率成為有名無實的自由民主國家呢?讓我們以世界上最古老的自由民主國家美國為例吧。美國的民主是代議民主而非直接民主,但選舉讓代議士對人民負責,照理來說代議士就代表人民的集體意志。不過,美國真的像是美國人以為的那麼民主嗎?它具備民主的文化,也就是重視自由與政治平等嗎?還是說,它是用民主與自治的詞彙,去掩蓋完全不民主的現實?接下來我將探究一些支持後者為真的理由,雖然我不見得支持這些理由。

美國政治哲學家馬丁・德拉尼(Martin Delany)指出,美國在使用民主詞彙時非常虛偽。接下來我們會在本書中逐漸發現,這種虛偽正是當你用自由民主的語詞來做宣傳時的特徵:

美國欺騙了人民的信任,背叛了她所宣稱的共和平等原則,並以貶低性的政策對待一大群土生土長的同胞,這群同胞就是有色人種。她不僅剝奪我們平等的政治權利,甚至剝奪我們平等的自然權利,她所制定的每一項貶低性的政策都對我們不利。

收錄上述這段話的著作的出版日期是一八五二年,也就是南北戰爭爆發的八年前。當時北方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廢奴運動。德拉尼完全相信,這場運動中有很多白人朋友是真心誠意地要解放黑奴,並且認為這些白人都帶著最良善的意圖(至少這是他們所意識到的)。但即便如此,他還是認為即使是在一個完全只由廢奴者組成的公民社會裡,非裔美國人所受的待遇依然明顯違反美國那種保障機會平等的自由民主原則。那麼,他的論證為何?

德拉尼請我們注意一件詭異的事:非裔美國人之所以不滿,是因為「社會禁止我們從事每一種受人尊敬的職位,把我們拒於門外,讓我們去做那些低下卑微的工作」。可以想見,這是因為社會帶有明顯的種族歧視,人們顯然並不真正相信人人政治平等。因此,非裔美國人如果活在主張廢奴的白人之間,雖然比較好受一點,「卻無論走到哪裡,都依然處於不幸的狀態中」。然而,即使身邊的白人全都真心相信種族平等,非裔美國人依然只能擔任「車夫、廚師、服務生」、「保姆、清潔女工、女傭」。因此,非裔美國人遭受的不利,不僅來自明顯的種族歧視,還有其它的成因。光是消滅明顯的種族歧視,幾乎不會改變任何事。

也許有人會說,雖然黑人的社會地位較差,但只要是在沒有奴隸制的州,各種族在政治上是平等的。然而德拉尼認為,「既然社會的規則讓不同種族的人獲得成就的機會並不平等,種族之間就並不平等」。他在書中用很長的篇幅指出,對黑人成就較差的唯一合理解釋,就是社會沒有平等尊重不同種族,白人沒有同等尊重黑人。也許德拉尼的論述中最有力的一點,就在於他說白人阻擋黑人獲得成就的結果,是黑人系統性地喪失自我價值(self-worth)。德拉尼在書中花了很長篇幅列出許多黑人為了對抗這種結構性障礙,做出多麼誇張的努力。他在書中指出,沒有平等的機會就代表沒有平等的尊重,機會不平等會讓人喪失自我價值,而自我價值正是自我尊重(self-respect)的社會基礎。

也許有人會說,每個人在政治上明明就平等,非裔美國人表現比較差,是因為他們本來就低人一等。但這顯然是種族歧視;它違反了自由主義崇尚人人平等的信念,而且照德拉尼的說法,也違反了「人人生而平等」的事實。 如果以上的推論都為真,那麼非裔美國人過得次人一等的原因,無論如何都是種族歧視。德拉尼的分析重點就在於,雖然北方主張廢奴的白人真心地表示自己反對種族歧視,卻會同時做一些顯然屬於種族歧視的事情。因為反歧視的理念,掩蓋了種族歧視的事實。他認為即使是那些真心善意信奉自由民主的人,也會因為高舉著自由的理念,而看不見現實中的不自由之事。

到了二〇一四年,非裔美國人的資源、生活機會、法律保障都依然比歐裔美國人低一大截,而且兩個族裔之間的經濟落差非常誇張。二〇〇九年的一項全國調查發現,白人家庭的淨資產中位數為113,149美元,黑人家庭的淨資產中位數卻只有5,677美元。此外自從一九七〇年代以來,非裔美國人的入獄率,以及其和歐裔美國人入獄率之間的差距,都急遽上升。雖然美國最高法院五十多年前在布朗訴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中宣布「隔離但平等」是一種歧視,美國黑人如今卻仍面對學校隔離的恥辱。

如今,我們都公認一九六三年的美國是種族不平等的社會,但那一年三月的蓋洛普民調卻顯示,有百分之四十六的美國白人認為「黑人跟白人擁有相同的機會去爭取自己能勝任的各種工作」。美國的輿論至今仍與種族不平等的現實明顯脫節,在公共宗教研究所(Public Religion Research Institute)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九日對十八至二十四歲的美國人所做的調查中,有百分之五十八的白人認為「歧視白人的問題已經變得跟歧視黑人的問題一樣嚴重」。當白人相信的事物與黑人面對的現實出現巨大差距,民主審議就會非常困難。


美國似乎一直以來都有這種系統性的種族歧視,但除此之外的其他問題也讓它的民主變得有名無實。民主的文化會讓每個人對於適用於自己身上的政策與法律有發言權,企業式文化或管理主義文化(managerial culture)則不然。但打從工業革命以來,美國的公共文化就一直瀰漫著管理主義的精神特質。教育史學家雷蒙・柯拉漢(Raymond E. Callahan)在一九〇〇年寫道:「商業思維在當時的美國,普遍到可以說是社會的基本特色之一。」在工業革命時期,大眾媒體非常強調物質上的成功以及「商業意識形態」的管理方式,政客也開始把自己形容成經營企業的商人,而這種思維不僅一直存留到當代的美國,歐盟國家也是如此。

哲學家詹姆斯・伯納姆(James Burnham)在一九四一年出版的《管理主義革命》(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裡預言,共產主義對抗資本主義、史達林主義對抗民主的時代將會結束。他認為未來將變成「管理主義的社會」(managerial society),跨國企業的領袖將能夠實質控制許多不同國家。

伯納姆認為,「管理主義社會的經理人維繫統治地位的唯一方法……就是去控制國家」,但這在「保障少數人自由表達政治意見」的民主社會中「並沒那麼簡單」。他寫道:「管理社會的經濟結構似乎會妨礙民主。民主的社會需要反對派,而反對派不可能光靠當權者的善意就存活下來。」但未來一旦進入管理社會,「大部分的經濟活動就都會落入一個單一的整合機構,也就是管理主義的國家手中」,因此「真正的反對派完全無法獨立存活」。

根據伯納姆的說法,美國與其他所謂的自由民主國家未來都將陷入管理主義,並將以自由民主的詞彙掩蓋並不民主的本質。他的預測顯然有一些問題;伯納姆認為管理主義的國家一定會變成一黨專政,但美國至今都有民主黨與共和黨兩大黨,其他自由民主國家也差不多。可是這樣就表示伯納姆的預測被推翻了嗎?如果沒有的話,他的預測又跟宣傳欺騙我們的認知有什麼關係呢?

照理來說,民主國家的政策會反映人民的觀點。但根據哈佛法學院教授勞倫斯・雷席格(Lawrence Lessig)團隊在二〇一四年所做的民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美國人認為「降低金錢對政治的影響力很重要,而且無論親共和黨、親民主黨,還是中間選民都這麼認為」。然而美國的最高法院卻分別在二〇一〇年與二〇一四年的判決中讓競選資金改革兩度告吹。雷席格還指出,早在競選資金改革以前,國會政客的時間就有百分之七十不是花在立法上,而是花在籌募競選經費上。因為要參加競選,你得先獲得美國上流社會的支持,雷席格說這群人是全國最有錢的百分之一中的百分之一。這也難怪在許多問題上,美國的國家政策都違反大多數人的意見。

也許有人會說,無論美國的民主有什麼問題,都跟宣傳沒有關係。畢竟無論那些最有錢的美國人花了多少力氣去拔掉競選財務法的獠牙,民意調查都顯示美國人向來支持改革競選財務法。此外可能也有另一些人會說,美國民主根本就沒有什麼明顯問題,因為美國人民並不覺得改革競選資金門檻是最重要的事。但持這兩種說法的人,其實都不懂老練的宣傳家幹了什麼把戲。

美國人民的確認為競選資金的問題很嚴重,也的確認為氣候變遷的問題很嚴重。但針對美國人民所做的宣傳,卻一直讓他們以為正在推動的相關法律改革都對他們不利。舉例來說,百分之八十的美國人以為競選資金法正在朝腐敗的方向改革,是為了「試圖幫助現任國會議員連任」,而非改良選舉體系。同樣地,小布希的白宮發言人阿里・弗萊舍(Ari Fleisher)在二〇〇一年五月七日「回答總統是否會敦促目前能源消費量全球領先的美國人,去改變能源消費習慣」時表示:

兩個字:不會。總統認為這是美國人的生活方式,而決策者應該保障這種生活方式。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受到祝福……總統認為美國人使用大量能源,表示美國經濟強健,而美國人也享受這種生活。

這種企業式宣傳,讓美國人相信修訂氣候變遷的相關法律都不是為了守護環境,而是為了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逼人們為進步議程服務。這些宣傳,讓人們以看待同性婚姻問題的方式,來看待氣候變遷問題。

當然,宣傳不是實現自由民主理念的唯一障礙。金錢對政治的巨大影響力嚴重限縮了選民的選項。為了募到選戰所需的鉅款,候選人一定得向企業、利益集團、超級大富豪低頭,而這些候選人對選民來講其實沒有差別,只是代表的集團各自不同,譬如有些代表醫生,有些代表律師。此外,企業與政府之間的職位經常換來換去都是同一群人在當,難怪只要主流的輿論違背企業與富人的利益,就不會被納入政策。金錢的問題雖然和宣傳的運作機制無關,卻似乎是讓民主理想難以實現的原因。

不過某些阻礙自由民主的事物,即使乍看之下與宣傳無關,其實背後也帶著宣傳的機制。我之後將說明,為什麼某些類型的團體認同讓宣傳特別有效。某些團體認同會讓人相信一些很難理性放棄的信念,因為放棄這些信念會讓你覺得自己失去價值。當你把自己的身分跟某個特定群體綁在一起,就可能在相關問題上喪失理性。當團體認同讓我們產生了這類難以撼動的信念,宣傳就更容易影響我們。

美國的兩黨制就是透過人為的方式來製造團體認同,它讓人們產生一種類似於對種族或國家的認同,又或是對球隊的忠誠心。這種團體認同有一部分來自在某些「敏感爭議」上選邊站的結果。許多人一碰到這類問題,就因為自己傾向哪個政黨,而鐵打不動地決定在投票時要贊成還是反對。政黨所營造的團體認同,讓美國人看不見兩黨的政見其實多麼類似,也看不見這些政見有多麼違反公共利益,看不見政客為了籌募競選經費而對大金主多麼卑躬屈膝。很多時候,人們只要自己的陣營「贏了」,似乎就會忘記政客根本沒有提供不同的政策給你選擇。如果兩大黨的功能,變成讓人民看不見兩方的政見基本上多麼相似,變成讓政客用宣傳來掩蓋相似之處,讓人民不理性地倒向其中一邊,那麼美國即使有兩大政黨,伯納姆的預測依然可能成真。

管理主義的社會最重視的價值是效率。民主社會最重視的價值則是自由或自治。「自由」與「自治」兩詞都有很多不同意思,但無論如何都不會等於「效率」。

相關書摘 ►《修辭的陷阱》:教育體系為什麼是菁英族群控制社會的理想機制?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修辭的陷阱:為何政治包裝讓民主社會無法正確理解世界?》,八旗文化出版

作者:傑森.史丹利(Jason Stanley)
譯者:劉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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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宣傳的真相是什麼?掌握話語權就能掌控人心!?
為什麼說它對民主國家的影響比極權國家還要危險?

分析政治修辭如何與自由、進步價值產生矛盾
捕捉隱藏在語言中的有毒假定,拆解政治修辭如何變相延續社會的不平等

什麼是「政治宣傳」?它是一種利用政治、經濟、理性理念來動員人民,達成政治目的的言論。

在政治哲學家傑森.史丹利眼中,政治宣傳看起來與平等自由的民主理想格格不入,政治宣傳在民主社會造成的問題,不僅比極權國家更多、甚至更難辨識——史丹利為什麼會這樣認為?所謂的政治宣傳,又可依其是促進或妨礙理念的實現來區分,然而,卻從未被系統性地探討,為什麼政治哲學界完全沒人在討論宣傳造成的問題?

美其名為國家好的「政治宣傳」,如何變相成為「修辭的陷阱」?

在《修辭的陷阱》中,史丹利以政治宣傳為主要關注,結合分析哲學的知識論、認知心理學、社會心理學、性別與種族研究、形式語意學與語用學等知識,闡述政治宣傳在民主國家的巧妙運作。他認為,首先我們必須理解到宣傳所說之物不一定為假,也不一定是違心之論。例如在美國,當一名政客對人們說「我們當中有穆斯林」,這句話本身當然為真,畢竟美國也有很多人信仰伊斯蘭;但當說話者刻意讓聽者注意穆斯林的存在,卻是在散播對「穆斯林等同於恐怖分子」的恐懼。

因此政治宣傳對於民主的破壞,就在於其透過塑造出有問題的意識形態,讓人們真心誠意地相信錯誤的概念,並因為錯誤的信念而無法評估或修正當下的判斷。

言論自由的最大挑戰——魔鬼藏在細節後的「顛覆型惑眾妖言」

然而,政治宣傳對民主國家帶來的挑戰不僅止於此。本書檢視民主國家對於自由與平等的重視,點出宣傳對民主國家的威脅,就在於言論自由可能讓民主從根本上就難以穩固、甚至成為最大的威脅,這便是「顛覆型惑眾妖言」——也就是以某種值得支持的政治、經濟、理性理念為號召,真正的目的卻會妨礙那些理念實現的言論。

這種宣傳的關鍵特色是,說話者會舉著某種高貴的理念,去讓理念更難實現。這種言論因有問題的意識形態而生;它的陰險之處,就在於深陷這種意識形態的人看不出言論欲達成的目標,其實正與言論所高舉的理念相衝突。更糟的是,與他抱持同一種意識形態的人,也不會發現自己所聽到的言論帶有偏見,也不會追究言論背後的細節,最終不自覺地成為惑眾妖言的幫兇。

拆解假新聞與語言威脅的修辭陷阱,現實中的不公不義才能現形

《修辭的陷阱》條理清晰地說明民主國家中的政治宣傳如何打著理想的旗號,實則摧毀了理想,並讓社會陷入更深的不平等困境中。作者在論證上追溯歷史實例,透過種族議題、選舉制度、監獄問題,乃至教育改革,探討民主的語彙有時是如何被用來掩蓋不民主的現實。

例如,美國在二十世紀初改造中學教育體系時,提出民主國家的教育目標是「讓人人發展自己的人格、選擇能發揮最高效率的職業,以服務社會」。但這種要求個人去滿足社會需求的說法,顯然是以民主為名,來包裝實際上的菁英與管理主義。如此不僅扭轉了學生對民主自由的認識,更延續了知識權威所造成的社會不平等。

因此,史丹利主張,平等之所以應當被支持,就是因為不平等往往會讓身處其中的人難以正視不平等的現實困境,並且難以察覺言論的錯誤之處。這將促使惡性的政治宣傳成為妖魔,進而分化人、貶低人,使不合理也不正義的政策得以實行。

本書將提供理論工具,幫助我們在觀點極化與假新聞主導討論空間的時代,理解語言潛在的威脅,以及政治宣傳何以讓有效溝通變得窒礙難行。在此之前,瞭解政治宣傳是什麼,以及它為何能夠在民主社會中有效運作,是瞭解我們所處現實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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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王祖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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