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勝利》:南北兩塊美洲大陸都被基督徒殖民,為何經濟發展落差這麼大?

《理性的勝利》:南北兩塊美洲大陸都被基督徒殖民,為何經濟發展落差這麼大?
著名畫作《華盛頓率軍橫渡德拉瓦河》,1776年12月特倫頓戰役。Photo Credit: Emanuel Leutze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本書顛覆了數百年來的長期被反西方、反資本主義、反宗教所主導的社會氛圍和學術偏見。但作者也在書中最後進一步提問,在今日的世界,基督宗教和現代化是否還有必然關係,留下一個問題讓大家持續思考。

文:羅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

不須太深入地觀察就可以想通,為什麼每年都有大量墨西哥非法移民,想從墨西哥偷渡進入美國?誰會不想逃離一窮二白的環境,找機會進入富裕的北美呢?另外,也不難去解釋為什麼格蘭河(Rio Grande)以北的新大陸,他們的經濟發展蒸蒸日上,甚至最後還超越歐洲,而南美洲的一切卻顯得貧弱不堪:這是因為北美洲是以英國作為典範,而拉丁美洲卻是再造了一個西班牙。

第一個英國殖民地叫「新英格蘭」,而第一個西班牙殖民地叫做「新西班牙」,這兩者的命名遠遠不只是具有象徵意義。作為英國殖民者的北美人民,繼承了自由傳統以及資本主義式的經濟;相反地,西班牙在拉美的殖民者,則繼承了高壓以及無生產效率的封建體制。

南北兩塊大陸都被基督徒殖民,南方是天主教,北方則以新教徒為主。但這些並不是重要的宗教差異, 重點是拉丁美洲的天主教會,不論從政治或公共支持的角度來看都很弱勢,這個狀況長期以來被天主教在法律上的壟斷地位所掩蓋。相反地,在北美有不受限制下發展出的多元主義,多元教派造成的競爭,創造出個人對宗教的高度虔信和文化影響。在沒有政府的支持下,北美相互競爭的教派一方面與國家保持距離,各自投資在私人教育機構上,宣揚誠實、勤奮工作、節儉和自食其力的美德。

奇怪的是,在大量分析南、北美經濟發展差異的文獻中,很少對宗教信仰以及西班牙殖民主義給予足夠的關注。拉丁美洲學者常將南美的困境歸咎於「北美殖民主義」(Norteamericano colonialism),忽視了西班牙遺產在宗教、政治和經濟各方面的深層影響。針對這段歷史發展的幾個主要觀點,需要延伸應用前一章發展出的論證:基督信仰對進步與理性的信念,結合了政治自由和資本主義的生產能量,讓北美殖民地轉而成為經濟巨人。

當然, 巴西並不是由西班牙殖民的。一四九四年的《 托德西利亞斯條約》(Treaty of Tordesillas)將巴西劃為葡萄牙的一部分。而後在一五八○年,因為阿爾瓦公爵的入侵,葡萄牙經歷了西班牙近一個世紀的統治,這也讓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成了葡萄牙的菲利普一世。雖然一六六八年葡萄牙王室又重新獨立,但整個國家卻變得和西班牙很像。兩國都是封建體制的天主教王國,而且都建立了封建式的天主教殖民地。因此,巴西不用被排除在整體南美洲之外。

基督宗教:兩種經濟體系

宗教信仰不只是一個個人的委身。若只以個人出發,或以那人作為宗教團體的一員,就無法完整理解到宗教的本質。宗教總是深入在社會當中,國家社會對於宗教的限制,以及宗教組織內部的規定,都形塑了宗教組織的面貌。為了完整涵蓋這些現象,接下來介紹「宗教經濟」(譯注:或說宗教市場理論)這個用語。宗教經濟包含了供給和需求,其中包括現有信徒與未來可能歸信者的市場、宗教的社會活動,以及眾多宗教團體為了吸引更多人並維持現有信徒,所提供的宗教文化(供給)。

不管在哪個社會,每個個人的宗教偏好總是各不相同,由於沒有任何一家「企業」,有能力同時提供又「激進」又「溫和」的宗教「產品」,因此如果任其自由發展,正常情況下的宗教經濟應該會是多元的;不同的宗教企業,會各自擁有自己的市場。但這需要高度的宗教自由,因此通常宗教經濟的型態不會真的那麼理想,至少在一神信仰下會受到限制。宗教經濟常常在國家管控下變形,像是外力干預下的壟斷企業一樣,有時會藉由補助國家教會、壓制市場使得其他宗教團體難以與其競爭。

但是,在一個被壟斷的宗教經濟下,宗教發展反而會失去活力,因為不只是各樣的宗教偏好無法得到滿足,就像商業壟斷一樣,被壟斷的宗教企業也會變得懶散而沒效率。相反地,在一個由許多宗教團體爭奪信徒的自由市場中,缺乏活力、不具吸引力的企業就會在過程中被淘汰,這樣一來,宗教發展反而會欣欣向榮。現在已經有大量研究文獻,支持以上的結論, 這同時也適用來北美、南美的比較研究。由於歐洲人到達中、南美洲的時間遠早於北美洲,因此這個故事要從拉丁教會開始講起。

囚禁式的壟斷

歷史學家在探討天主教國家的政教關係時,通常會強調教會的權力。政治人物常常被描繪成向主教卑躬屈膝,並且偏好專制統治與封建社會結構。但這些迷思,都是新教史學家宣傳的結果。事實上,教宗不曾入侵西班牙、掠奪馬德里,而是西班牙查理五世(同時也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在十六世紀侵略義大利、洗劫羅馬城。

如果想以更精確的觀點理解政教之間的權力關係,可以檢視宗教改革與王室自利行為之間的關係;也就是分析歐洲的王侯們,如何抉擇是否要保留原本的天主教信仰,還是要改宗新教。英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1491~1547)藉由罷黜英格蘭主教和修會,收割了龐大的利益與權力。挪威和丹麥的國王以及很多德意志貴族,也都是類似的情況。比起繼續讓各地主教一直給教宗送錢,或是讓教會占據大片免稅土地,王侯們一旦改信新教,就可以自己徵收什一稅,並沒收教會的土地,以此來擴張自己和貴族支持者的財產。

但是,對有些王侯來說,改信新教沒有什麼好處,因為他們已經從教宗那邊得到很多優惠條件。舉例來說,馬丁路德發表九十五條論綱的前一年(1516),教宗李奧十世(Pope Leo X,或稱良十世,1475~1521)和法蘭西國王法蘭西斯一世(Francis I,1494~1547)簽署的波隆那協議(Concordat of Bologna),就賦予國王整個法蘭西教會高層的任命權:包括十名樞機主教、八十二位主教, 以及數百間男女修道院院長。藉由這些任命,法蘭西國王完全掌控了教會的財產與收入。

如同英國聖公會牧師、同樣也是基督教史家的歐文.查特威克(Owen Chadwick,1916~2015)所說:「現在國王不需要什麼特殊手段,就拿得到教會的錢了。」 西班牙王室和梵諦岡還簽訂了更有利的協定。遲至十五世紀晚期,斐迪南與伊莎貝拉不只擁有教會的任命權,還能對神職人員與教會徵稅。此外,他們還要教宗同意,在未得到國王的許可下,不能直接頒布教宗詔令。查理五世執政期間,教會對西班牙王室變得更加卑躬屈膝,讓國王把教會的什一稅拿走三分之一(從豁免交稅者那邊收取)。

這種種的安排,對於維繫西班牙與法蘭西的天主教會非常重要,但也讓教會對國家屈服。很快地,這在教宗嘗試禁止奴隸制引入新大陸時,產生了悲慘的結果。

再強調一次,早在六世紀時教會就反對奴隸制度了,到十世紀末教會幾乎已讓奴隸制度退出歐洲的歷史舞台。而後到了十五世紀三○年代,西班牙殖民統治加納利群島(Canary Islands) 時卻奴役了當地的原住民。當教宗安日納四世(Pope Eugene IV,1383~1447)知道這消息後,立刻頒布了詔書(Sicut dudum),完全不拐彎抹角,直接且強悍地以絕罰(開除教籍)威脅他們,勒令收到諭令後十五天內,「恢復當地所有人民的自由,不論是男是女⋯⋯所有人都要永久被解放,且不能勒索收受任何贖金。」 不幸的是,不只教宗安日納四世的諭令無人理會,連續三任教宗的廢奴諭令也都受到藐視。

西班牙與葡萄牙順利侵略新大陸後,持續奴役美洲原住民。不久後,那些飽受爭議、從非洲往返的奴隸商船還大量增加。有些參與奴隸販賣的人,居然說這並沒有違反教會的教導,因為這些人不是「理性的受造物」,而是一種「動物」。教會對於這種謬論嗤之以鼻。一五三七年, 教宗保祿三世(Pope Paul III,1468~1549)連續頒布了三大諭令,譴責新大陸的奴隸制度(這些卻被過去的歷史學家所忽視,直到最近才受到重視)。

教宗的第一道諭令宣布:「印第安人的的確確是真正的人類,」因此,「我以使徒的權柄宣布且命令⋯⋯印第安人與所有人類,包括那些沒有信仰的外邦人、異教徒,全都是神的寶貴創造⋯⋯他們的自由與財產都不可剝奪⋯⋯也不可把他們當成奴隸,違反以上的行為都是無效的。」第二道諭令中,教宗宣布將對參與奴隸制度的所有人處以絕罰,不管他是年紀、身分、地位與階級,全都一視同仁。

雖然實際上還持續存在著許多剝削,但教會的反對的確終結了奴役印第安人的殘酷行為。然而教宗的諭令仍無法阻止越來越多的非洲奴隸輸入美洲。不過實際上來說,在引入非洲奴隸上,西班牙長期不如英法兩國——後兩者的島嶼殖民地很快就轉為奴隸農園經濟(plantation economy)。但這是因為經濟取向的差異,而非出於宗教上的考量。新大陸的奴隸人數不斷增加,教會也不厭其煩地一再反對。一六三九年,在巴拉圭耶穌會的要求下,教宗烏爾班八世(Pope Urban VIII,1568~1644)再次重申保祿三世的諭令:對買賣或擁有奴隸之人開除教籍。

不過如同教宗保祿三世的諭令一樣,教宗烏爾班八世對奴隸制度的反對,也沒什麼效果, 甚至是被忽略的。許多地方主教不買羅馬教廷的帳,因為他們都是西班牙國王任命的。如前所述,在沒有王室的許可下(當然沒有准許),直接在西班牙或美洲殖民地出版這些反奴隸諭令, 或是任何教宗的口諭,都是違法的行為。當教宗烏爾巴諾八世的諭令,在巴西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被耶穌會士「違法地」公開宣讀時,耶穌會的學院竟然遭人劫掠,許多修士也因此受傷。在桑托斯(Santos)的另一批暴民,還踩踏試圖公布諭令的副主教。由於持續不懈地反對奴隸制度,並建造了許多極為成功先進的印第安社區,耶穌會後來在一七六七年被粗暴地從新大陸驅逐出去。

即便情況艱難又辛苦,主教們在西屬美洲也不是毫無影響力。藉由對西班牙法院申訴奴隸制度妨礙對印第安人的傳道工作後,主教們在一五四二年取得禁止奴役印第安人的「新法令」,而且如前所述,這些法律被廣泛遵守了。不久後,當大量的非洲奴隸被送到西屬新大陸的領土時,主教們也努力讓西班牙法院接受《西班牙黑人法典》(Código Negro Español,Spanish Black Code),從而大大改善了奴隸的實際處境。

然而這兩大動作,卻也激起了政教之間的激烈衝突別忘了選主教時,西班牙國王只能從一群合格的被提名者當中找出人選,但這群人也是由梵蒂岡訓練且選拔出來的。更何況主教是終身職,他們的在位時間,往往比那些反對他們的王公貴族來得長。只是他們從未像世俗統治者那樣大權在握。不幸的是,為了回應歐洲發生的宗教改革,當時的天主教會正經歷劇烈的變革,無暇顧及推動進步與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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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理性的勝利:自由、科學、資本主義,以及進步的理性神學》,八旗文化出版

作者:羅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
譯者:蔡至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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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憑什麼進步?
現代文明的成就,建立在宗教之上。
而如今沒有宗教意識,只有宗教基因,
還能繼續稱霸世界嗎?

目前關於西方為何成功的書籍已有許多,各自分析了為何歐洲能在中世紀末期領先世界其他地區。其中,最常見的解釋是西方優越的地理環境,以及商業和技術的發展。然而,著名的宗教社會學家斯塔克在《理性的勝利》一書中指出,推動西方發展的是源自於基督宗教的理性精神,其理性神學為後來各種現代性的發展打下了重要根基。

長久以來,基督宗教的特色就在以理性邏輯對神學進行辯論,因此與時俱進、面向未來,而世界上其他宗教則追求不可言說的神祕,更是朝向過去、追求復古,,把古代經典當作正統信奉。也因此基督教神學促成了西方的興起。

書中總結西方的興起,奠基在「理性的四大勝利」之上:第一,是基督神學發展出對「進步」的信仰。第二,對進步的信仰轉化為技術、科技與組織的革新,而且這些成果很多都孕育於修道院莊園裡。第三,多虧基督神學以理性形塑了政治哲學與政治實踐,讓中世紀歐洲有了「善於回應民意的政府」,也有了很大程度的個人自由。第四,理性被應用在商業上,使得資本主義得以在「善於回應民意的政府」之安全庇護下發展出來。

在書中,斯塔克也爬梳史料,指出資本主義並非源自於新教的工作倫理,而是在新教徒、甚至新教徒工作倫理出現之前,就已盛行了好幾個世紀。他進一步打破一般人對於「中世紀」是「黑暗時代」的印象,論述中世紀是西方未來輝煌歷史的孵化器,不僅科學突破思想在中世紀就已經具備雛形,連資本主義的發展都是從大修道院的土地經營開始。他的論證讓人們重新看待中世紀的貢獻。

本書顛覆了數百年來的長期被反西方、反資本主義、反宗教所主導的社會氛圍和學術偏見。但作者也在書中最後進一步提問,在今日的世界,基督宗教和現代化是否還有必然關係,留下一個問題讓大家持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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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王祖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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