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謝淑薇的東奧資格到「選手坐經濟艙」爭議,談台灣畸形的運動文化

從謝淑薇的東奧資格到「選手坐經濟艙」爭議,談台灣畸形的運動文化
總統蔡英文(中)7月12日出席「2020東京奧運代表團授旗典禮」|Photo Credit: 中央社(總統府提供)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如果真的關心選手,既然協會的內部事務是由會員大會做決定,是不是應該改變思維,踴躍繳納會費並參與,透過協會內部的民主程序來實踐運動員權益的維護,用行動證明自己的關心,而不是奧運的時候才「曇花一現」、只是當個「一日運動迷」而已呢?

文:謝佶櫳(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研究所學生、新北高工運動代表隊教練、特定單項運動的國家級裁判)

台灣網球女子好手謝淑薇在今(2021)年7月11日(台灣時間)拿下溫布頓網球賽女雙后冠,第三度抱回溫網女雙冠軍寶座,也是生涯第四度奪下大滿貫賽金盃,然而卻未見其列於2020年度的東京奧運名單之中。在四年一度「又榮幸被台灣民眾關注」的奧運盛事之下,因台灣集體運動文化的氛圍,製造出台灣民眾平常就很關心這些運動選手的假象。

從而在得知謝淑薇未列於東奧名單中時,網球協會遭民眾批評「因2020年3月於杜拜舉聯邦盃是教練的刻意安排,導致於謝淑薇無法出場比賽」,一面倒地砲轟「體協不意外,政府也只會沾光」,使得原本在台灣各界並不是很受重視的「運動」議題,再次躍上新聞版面,主要焦點在於「網協教練未妥適安排好一點的選手出賽、教育部體育署未妥適監督網協對於選手出賽的安排」。

進一步地,在7月19日,台灣國家代表隊選手赴日前夕,於教育部體育署因疏忽而未事先與選手溝通即安排選手坐「經濟艙」,而使某些選手身心感到不適時,再次引發民眾撻伐。然而,國家真的有這些義務必須介入網協對於選手的安排嗎?教育部體育署有沒有義務要為選手安排坐比較好一點的「商務艙」呢?

體育與運動應屬不同的概念

「體育」與「運動」在台灣一般民眾的認知中,經常混淆成相同的概念,甚至在法律概念上,由立法者以《國民體育法》囊括了兩者所欲規範的對象,加上台灣在運動文化上承繼了日本殖民統治及國民政府威權統治的「管制」,使得「運動」的概念在台灣的實踐上被「質變」及「扭曲」。台灣在國際打壓之下,運動員的成就彷彿成為台灣人民的情感投射對象,甚至是有情感上的道德綁架,而政府為對外提升國際能見度、對內鞏固統治權,也無不以運動成績(在奧運、亞運、世大運奪牌)作為指標,使台灣人民對於運動「本質」的意識非常薄弱,甚至普遍認為「不會讀書的人才去學運動」。

然而,事實上,體育因為是教育中的一環,藉由學校來實踐,所以屬於國家政策的範疇;而運動源自於市民社會發展中的自主演變而生,屬於民間社會文化的一部份。簡單來說,針對「體育」與「運動」所為的不同指涉,首先應具備的基本認知即是:「運動是屬於社會的,體育才是國家的」。也就是說,運動本質上應該是由人民在社會的參與及資源投入,以眾多的參與人口當基礎,去鞏固並支持這個金字塔結構最頂層的國家代表隊選手。許多運動先進的歐美國家即是如此,甚至美國在運動組織企業化經營下,並沒有所謂管理運動事務的政府部門。

在國際奧會體系下的國家代表隊

在運動全球化的發展下,從現代奧運復甦後,國際運動逐漸以國際奧會(IOC)系統為中心,並發展出一套「單一位置體系」,建立在「單一聯盟原則」的基礎上,可以分為「同一運動類型」與「國家奧會」的發展脈絡,兩者都是以IOC為中心,由上而下地呈現「層級結構」,形成「單一」的系統。

換句話說,國際奧林匹克運動的組織係以國際奧會為首,轄下會員包括特定運動項目的國際單項運動總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s,IFs),以及各國的國家奧會(The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NOC),各國的全國性運動組織(National Governing Body,NGB;台灣俗稱為「單項運動協會」)又分別加入該國國家奧會及單項運動的國際運動總會而成為會員,形成一套單一的運動組織領導體系;各國國內的單項運動協會則必須分別受到「國際單項運動總會」與「國家奧會」的「雙重承認」,才會在國內成為特定運動項目對外具有排他性的唯一聯絡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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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圖為現任國際奧會主席巴赫(Thomas Bach)

國家代表隊在這個結構下,並沒有明確的定義,但是從IOC系統的實踐上,可以觀察出所謂的「國家代表隊」是各單項運動協會的代表隊,並藉由國家奧會的名義出國比賽,在台灣通常會依照《國家代表隊教練與選手選拔培訓及參賽處理辦法》由單項運動協會進行選拔,再報請教育部體育署「備查」。

以網球國家代表隊為例,即是隸屬於網球協會之下,而以中華奧會的名義參加奧運等國際賽事的「非國家官方」意涵的代表隊。國家代表隊既然只屬於單項運動協會的代表隊,並沒有國家「官署代表」的身分與地位,因此只是單純人民私領域的呈現,屬於私法性質,直到國際層面,則是國際私法的範疇。

國家對於運動事務的促進義務及運動團體的自主權限

國家在介入運動領域的部分是從《憲法》規範(由社會國原則、文化國原則、憲法第158條證立),推導出國家有促進運動的任務,而國家主要的目的在於輔導運動事務可以在「社會領域」自主發展,盡可能地提供適合運動發展的「環境」,並不是過度介入,所以只需要適時地對運動團體進行監督,並酌為經費的補助,而目前台灣的單項運動協會必須同時受到內政部及教育部體育署的適法性監督。

另外在「運動團體自主權限」的部分,運動團體基於《憲法》第14條所保障的結社自由,對於團體內部的事務享有自主權限,進而享有「社團自治」,主要是基於「社團章程」以及「社團總會決議」規範社團內部的事項,也就是運動團體的會員大會,透過民主程序來決定自己的內部事務。國家於此的任務雖然只是在訂定規範框架,但基於特定的原因,還是可以在必要的情況下,以法律進行適當的限制,於此即劃定了「國家介入運動領域」與「運動團體結社自由的保障」,兩者相互權衡之間的界限,以符合私法自治原則。

也就是說,除非是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等原因,在必要的情況下,國家才得以法律明文進行適當的限制,否則原則上都必須尊重運動團體內部事務的自主決定權,這當然包括對於單項運動協會的教練對於選手出賽的安排在內。

分工合作進行下的國家代表隊

現代競技運動發展作為社會普遍共同生活的重要部分,本於其特殊的「公共性」,國家便呈現與國內競技運動、國際奧會主導下的國際競技運動,無法切割的緊密關聯,而運動場域的國家代表隊,也可以被理解成屬於行政任務的範疇。根據《奧林匹克憲章》第27條第5點規定:「為履行其任務,國家奧會得與政府機構合作,建立和諧關係。國家奧會也可與非政府機構合作,然而,國家奧會不應參與任何可能牴觸奧林匹克憲章的活動。」同條第6點則規定:「各國家奧會必須維持其自主性,並抵抗可能阻撓國家奧會遵守奧林匹克憲章任何形式的壓力,包含但不限於政治、法律、宗教或經濟因素。」

如此即呈現了國際奧會所要求各國的國家奧會與政府之間的互動關係,前揭第27條第5點所標榜的與各國政府之間的「合作」、「維繫和諧關係」,乃至於同條第6點所強調的「自主性」、「抵禦來自於政治或法律上的壓力」,都在突顯各內國的國家奧會與政府之間的互動關係應是「自主,保持合作,但不互相依賴,同時必須防止政府的干預」。

國家代表隊在這個論調基礎上,則是由單項運動協會囊括其所屬運動項目的所有事務,對外報名參賽時,透過中華奧會協助並以其名義報名參加,在此等運動團體經費不足時,國家才適時的給予協助。所以平常的訓練才會由國家安排在國訓中心結合運動科學及統一化的專業管理,以提升選手的競技能力,並在出國比賽時,擔當擬定交通往返的規劃責任。

台灣詭異的運動文化現象與畸形的運動認同

雖然在涉及國家代表隊的問題時,應該是由國家與運動團體分工合作,但問題是,為什麼在所有運動先進的國家,理想上都是以歐美這種企業化經營模式在運作各單項運動的同時,台灣卻是長期仰賴政府資源的挹注,才有辦法繼續運作下去呢?這根本的原因實際上就出自於台灣的社會瀰漫著「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氛圍,許多人都是只有在國家代表隊選手於國際賽取得良好的成績時,才會開始「不定時地」、「曇花一現地」關注,才會「假借這些為國爭光的虛榮心」來關心國家代表隊選手,但現實上,何嘗不是許多人認為「運動不應該花錢」、「運動是不會讀書的人才去的」呢?

如果屬於社會領域的運動,本身就無法透過民眾的積極參與,在運動事務上有金錢的流動,當然就很難像歐美國家一樣,可以企業化的經營單項運動協會,給選手更好地照顧及保障,在民眾平常並沒有很支持運動的情況下,當然也就不會願意繳納會費而加入單項運動協會成為會員,讓協會有一定的經濟基礎,不用仰賴政府的資源補助。

而國家在這個怪異的「促進運動的協助」中,甚至還有法規要求【註】,只有「有奪牌希望」的運動項目才可以參加亞運或世大運、才有資格向國家申請經費,甚至才能因此出國比賽,何嘗不是用奪牌成績這個「結果」,讓運動質變成為統治者及人民期許的「工具」?政府官員到底是真的關心國家代表隊選手,還是期待這些選手「為國爭光」的同時,好說嘴是因為「自己」的努力才讓選手可以「摘金奪銀」?又或者,只是為了滿足民眾在國際賽對這些選手的期待,盡可能地「順勢」成為這個「促進運動發展」的一份子呢?

蔡總統授旗東奧代表團(1)
Photo Credit: 中央社

《國民體育法》早在四年前(2017年)就已經「大幅度地」以「國家過度介入」的方式,以符合「人民期待」的精神,完成了大部份「有違憲疑慮的」條文,既然國家在此以過度介入運動事務,那是否應該更可以由「他律」的這個機會,盡可能地在未來促進運動團體的「自律」呢?又或者,只是「選擇性」地「行政」?

以謝淑薇的事件來說,教育部體育署確實不能過度介入網球協會教練對於選手出賽的安排,除了「並非專業」,更是《憲法》對於單項運動協會「結社自由」的保障,但是,教育部體育署可以透過每年的考核,確實對網球協會的國家代表隊選手及教練的選拔,進行適法性的監督,也就是要求網球協會的選拔標準必須具體明確且公開讓有意角逐者知悉,並以其符合法治國原則要求所定的「選拔」標準進行,並以之作為給予「經費補助多寡」的依據。

未來在此等類似的爭議事件中,如果有機會以運動仲裁程序解決,可以參考日本運動仲裁機構(JSAA)所為的仲裁判斷當作參考。在有關國家代表隊選拔的案例中,從JSAA所作出的許多仲裁判斷中可以梳理出,如果JSAA要撤銷單項運動協會的內部決定,大致上會有以下「四個判斷標準」:

  1. 單項運動協會的處分或決定違反內部自身所定的規範。
  2. 雖然單項運動協會所為的處分或決定未違反自身內部規範,但也是明顯不合理的。
  3. 單項運動協會在作成處分或決定的程序上存有瑕疵。
  4. 單項運動協會的處分或決定所依據的內部規範違反法律秩序或嚴重不合理。

此外,作為專門針對國家代表隊選手選拔爭議案件的標準,則有特別規定:「除非有預先確定的標準,也就是大致上根據客觀數據而自動決定代表選手的產生,在沒有這種標準的情況下,單項運動協會有必要從戰略角度考慮數據記錄以外的各種情況,如非技術能力、狀態、表現,以及在團體項目中,與選拔競爭對手之間的兼容性,以便在將來的比賽中取得好成績。但是,在選拔過程中,如果選拔委員不考慮比賽結果的數據等因素,任意作出決定,或者作出偏離其自身自由裁量權的決定,如放棄身為單項運動協會之一員所應具有的專業知識,那麼代表隊選手選拔的決定就應該歸於無效或被撤銷」,這也就是所謂的「選手選拔判斷標準」。

上述的「四個判斷標準」與「選手選拔判斷標準」,都是在尊重「運動團體自主權限」的範疇內,對於運動團體所為的決定,經由JSAA進行仲裁判斷後所撤銷的判斷標準,讓運動事務可以在不違反《憲法》所保障的結社自由的疑慮下,透過外力保持其自主應有的空間。

另一方面,在教育部體育署安排選手出國的交通規劃上,則顯得有點「做得過多、但同時又做不好」。首先,既然運動事務屬於民間社會的事務,應該可以由中華奧會統一進行規劃,由政府給予經費補助,讓各單項運動協會有機會提出「自家」選手的需求,在考量防疫安全的條件下,事前與選手及教練團溝通,讓每一位選手在出國搭機時,能夠舒適的「環境」下保持良好的身心靈狀態,以準備接下來的奧運賽事。其次,由於大部分地選手都在高雄的國訓中心進行集訓,如果政府官員想要陪同出國,在「給予運動員最好的照顧」的考量上,是否可以安排由政府官員到高雄「陪同」選手由小港機場出境至日本參加奧運呢?

最後,如果民眾對於國家代表隊選手的待遇感到憤恨不平,是不是應該要捫心自問,自己是不是平常就「非常關心」,還是是因為「期待這些選手能夠為國爭光的虛榮心」,只是短暫地「借題發揮」呢?如果真的關心選手,既然協會的內部事務是由會員大會做決定,是不是應該改變思維,踴躍繳納會費並參與,透過協會內部的民主程序來實踐運動員權益的維護,用行動證明自己的關心,而不是奧運的時候才「曇花一現」、只是當個「一日運動迷」而已呢?

國家代表隊,應該是國家、單項運動協會、選手教練及人民,一起「共同」努力推進,而不是一昧的仰賴政府資源,但也不是就此意味著國家過度介入的正當性,更應該是由集體社會的參與,讓國家代表隊選手能集台灣人民的集體意志,對外代表台灣到國際上曝光,促進台灣國際地位。而台灣的運動文化與氛圍,也應適時地改變,在社會變遷之下,盡可能地由民間社會自主發展,才能更健全台灣的運動環境。

註釋:依據《我國參加國際大型運動賽會組團參賽原則》,國家從參賽目標、參賽標準、組團原則、培訓標準與原則、培訓計畫的審查皆予以詳細規定。在參賽原則中對於亞運和世大運的參賽標準,明確寫出:「具客觀標準者,依訂定之標準。無客觀標準者,最近一屆奧運前八、上屆亞運或最近一屆世大運、世界、亞洲、世青正式錦標賽前四,或網球、羽球、桌球、高爾夫等個人世界排名前一○○名。」或是「無客觀標準者,上屆前六名,且非最末名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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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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