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車輪和語言》:追尋駿馬與車輪的草原足跡,重新理解現代世界的歷史開端

《馬、車輪和語言》:追尋駿馬與車輪的草原足跡,重新理解現代世界的歷史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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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本書所關懷的不只是考古學及語言學,更有著深刻的現實意識。作者將歐亞草原視為一種「文化橋樑」,而草原文明就肩負著重要的文化傳播功能。作者透過大量可靠的考古證據,建構出遠古草原文明的人群遷徙與文化交流的真實圖像。

文:大衛.安東尼(David W. Anthony)

今日的印歐問題得以解決,是因為考古發現和語言學的發展一舉解開了十五年前尚無法解決的難題。一九九一年後鐵幕的瓦解,讓西方學者更容易獲得大草原研究的成果,並創造出新的考古合作和碳定年計畫。諸如約漢娜.尼可斯、莎拉.湯瑪森(Sarah Thomason)和特倫斯.考夫曼(Terrence Kaufman)等語言學家提出針對語言傳播和融合的新理解方式。赫瓦倫斯克墓地和辛塔什塔馬戰車墓的出土,揭開了大草原史前史的豐碩成果。

今時今日,語言學和考古學上的發現大都集中在西元前四五○○至二五○○年間東歐大草原使用原始印歐語的可能性上,其他的可能性則越來越難與新證據相符。金布塔斯和馬洛利早我一步對此提出討論。我之所以寫作本書即是想試著回答,這個依舊困擾許多理性觀察者的問題。

一大問題是在史前物質文化中能否偵測出史前語言的邊界。我認為應該將之與持久前線相結合,此現象相當罕見,在東歐大草原的史前文化中卻普遍得令人驚訝。另一個問題是西方考古學家難以忍受,東歐考古學家過分熱中將遷徙拿來解釋史前的文化變遷,此種研究方法的分歧導致西方考古學家無法認真看待東方的詮釋。我介紹了人口統計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的模型,此些模型敘述移民如何型塑可預測的一般人類行為,以試圖找到雙方的平衡點。最具爭議的問題是缺乏令人信服的證據,來顯示是在何時開始馴馬和騎馬。是否具備馬銜造成的磨損,可以從馬齒上是否有明顯與騎行相關的病理狀況看出。

流動放牧經濟是否有可能早在顏那亞層位文化時就已出現,以及此經濟模式是否仰賴於應該在鐵器時代才開始的騎馬活動,此一問題隨即引發另一場獨立但相關的辯論;抑或其仰賴於國家經濟,而國家經濟在鐵器時代也同樣出現在草原邊界。薩馬拉流域的研究計畫針對青銅時代草原牧民經濟的植物學和季節性層面,發現即便是在定居的聚落當中,也絲毫不仰賴穀物的耕種。在青銅時代,大草原的牧民經濟是完全自給自足且獨立的;野生的種子植物相當多,因此就算沒有農作物,也可以靠野生種子充飢。遊牧的牧民並不依賴鐵器時代國家的食物供應。最後,西方語言學家和考古學家大都無法理解西方大草原的敘事文化史。

本書的大部分內容都憑我一己之力完成,期望能在一團關於年代學、文化群體、起源、遷徙和影響力的爭論中披荊斬棘。我試著減少自己對草原考古學的無知,但謹記我花費數年,在麻省從事受聯邦資助的考古研究,甚至還不到窩瓦河畔薩馬拉州大小的一半,以及我們大家雖視其為不可能的任務,但仍試圖學習麻省和鄰近羅德島的考古研究——大小只有薩馬拉州的十分之一。即便如此,我找出一條明路,讓自己閱讀過和親眼看過的東西變得有所意義。雖然所有關於此些主題的爭論仍將持續,但我覺得我們終將殊途同歸。

馬與輪

交通技術的革新是讓人類社會和政治生活產生變遷的最有力主因。私家車的引介創造出郊區、購物中心和高速公路;重工業的轉型催生出廣大的石油市場,也造成空汙;因此而高度分散的家庭就出一個流動、刺激的空間,年輕人得以遁逃於其中並享受性愛;以及型塑出表達個人地位和身分認同的新的有力方式。騎上馬背、重型四輪車和手推車的發明,以及有輻輪馬戰車發展的影響層層積累,雖然這些發展較為緩慢,但終究具備同樣深遠的意義。其中一大影響是將歐亞大陸從一系列不相干的文化,轉化成一個單一的交流系統。探討這個轉化何以發生,為本書的初衷。

多數歷史學家只要列舉騎馬和最早的有輪車所引發的變遷,第一個都會想到戰爭。然而,人一開始會想要養馬,是想把牠們當作食物。牠們是冬季的廉價肉源;在牛羊還在等人類餵牠們喝水和吃飼料的時候,馬就可以自己度過大草原的嚴冬。在人們逐漸習慣將馬當作家畜之後,或許是在建立出相對溫馴的雄性血統之後,有人發現有一種馬特別溫順,便騎上馬背,這一開始也許只是在鬧著玩。但人們很快就開始嚴肅看待騎馬這件事,並首次將之用於管理畜養的牛、羊、馬等。

單就這種能力,即為一大重要的進步:只需要一小群人,就能管理更大規模的牧群,並富含效率地遷徙;家畜是食物和衣服的主要來源,這對於生命的延續確實至關重要。在西元前四八○○至四六○○年間,窩瓦河中游赫瓦倫斯克的人類喪葬儀式中,馬匹就明顯出現在家畜之中。

到西元前四二○○至四○○○年左右,生活在東歐大草原上的人群,可能已經開始騎馬,並開始靠著騎馬發動突襲並逃跑。一旦人類開始騎馬,部落征戰就無法避免。有機物製作的馬銜非常好用,銅石並用時代草原上的馬匹大到足以用來騎乘(十三至十四掌寬),大草原部落的首領在剛開始飼養牛羊時,就開始手持石製權杖,這時約當西元前五二○○至四八○○年。

到西元前四二○○年,人類的流動性大幅提升,單人的墓葬彰顯個人地位和榮耀,與早期的公共墓葬截然不同,高級墓葬以帶有馬首形石製權杖頭的權杖及其他武器作為陪葬品;除此之外,發動突襲的人馬得以遷徙數百公里遠,將巴爾幹半島的銅礦納入囊中,並在聶伯河-亞速海大草原交易銅礦或回贈親戚。古歐洲之所以在西元前四二○○至四○○○年左右瀕臨崩潰,至少部分是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

史家多半認為坐擁草原的牧民與定居的農業社會之間的關係要麼是暴力的,例如蘇沃羅沃與古歐洲的對峙,不然就是寄生性的,或兩者兼有。亟需食物、金屬和財富的「野蠻」牧民社會,無法自給自足,只能靠劫掠他們「文明」的鄰居,否則就無法生存。然而,正如蘇聯民族學家維恩施坦、西方歷史學家狄宇宙,以及我們自己的植物學研究表明的,即便是在歷史時代,這些看法也既不精確亦不完整。

牧民自己生產了許多食物——遊牧民的平均飲食水準可能優於中古時代華夏或歐洲的一般農民。草原礦工和工匠開採自己的豐富礦石,並製造自己的金屬工具和武器;俄國和哈薩克富藏的銅礦及齊拉夫尚河的錫礦顯示,近東的青銅時代文明其實很依賴「它們」。對本書涵蓋的史前時代而言,任何基於草原軍事化遊牧民與華夏或波斯文明間關係的模型,都是過時的。

儘管蘇沃羅沃-諾沃丹尼洛沃卡時期的大草原社會確實劫掠了多瑙河下游的鄰居,但比起來他們顯然更趨向整合,且與他們的鄰居庫庫特尼-特里波里文化維繫著相當和平的關係。邁科普的商人似乎曾經造訪頓河下游的草原聚落,甚至還把織布工人帶到那裡。規範和平貿易和跨文化關係的組織與突襲組織同樣重要。

重建的原始印歐語詞彙及比較的印歐神話顯示此兩大重要的整合制度是:庇護人與附庸間的宣誓關係,其規範強弱之間、神人之間相互的義務;以及賓主關係,其將這類和其他的保護措施擴展至一般社交圈之外的人群。第一個將這些不平等合理化的組織制度十分古老,可追溯至最初採納放牧經濟、並首次出現明顯貧富差距之時,即西元前五二○○至五○○○年左右。第二個可能是為了在顏那亞層位文化開始之初,規範那些試圖遷徙至未在規範內的地理和社會空間的人群。

當有輪車引介至大草原,約當是西元前三三○○年,接著他們便在牧民經濟中,找出有輪車的首要用途。早期的四輪車和手推車相當緩慢,是實心輪的車輛,可能是用牛拉,上有蘆葦蓆編織而成的拱形車頂,也許最初是裝在毛氈裡襯上。顏那亞四輪車時代的墓葬通常留有蘆葦蓆的殘跡,以及其他腐朽的有機物質。在某些案例中,應當是在葬禮之上,蘆葦蓆會塗成紅、黑和白色的條紋與曲線設計。四輪車讓牧民得以和帳篷、食物和飲水一起移動,並帶著他們的牧群,一舉深入河谷之間的大草原,好幾週甚至好幾個月。

即便是一般距離小於五十公里的年度移動,這對顏那亞牧民來說也不是不可能,大型四輪車運輸與迅速的騎馬交通兩相結合徹底刷新了大草原的經濟模式,讓絕大多數的歐亞草原帶得以有效開發;大片大片的無用曠野,開始有人在其上定居。西元前三三○○年左右,顏那亞層位文化在東歐大草原橫空出世。之後可能便發展出原始印歐語,其下的方言隨著使用者四散遷徙,播下日耳曼、波羅的、斯拉夫、義大利、凱爾特、亞美尼亞和弗里吉安語族的種子。

馬戰車是第一個以速度為主要考量的有輪車,最早現身於大約西元前二一○○年的烏拉爾草原南部的辛塔什塔文化的墓葬中。這可能是用來嚇唬人。要建造馬戰車十分困難,堪稱木工藝與曲木細木工事的奇蹟;還需要一支訓練精良的強壯快馬隊。為了讓其轉彎,必須分別駕馭每一匹馬,同時在每個震動時,轉移自己的體重,以確保車輛不會倒退與彈開。

在駕馭高速行駛馬戰車的同時,還要投擲投槍以命中目標,這無疑是難上加難,但辛塔什塔馬戰車墓中的證據顯示,他們當時正是這樣做的。唯有擁有大量時間和資源、平衡感與勇氣的人,才有辦法習得在馬戰車上戰鬥。當負責投擲投槍的馬戰車車隊駛入戰場,四周有步行和騎馬的附庸與庇護人提供支援,他們手持斧頭、長矛、短劍,這種致命的新型戰鬥模式前所未有,就算是城市中的國王也肅然起敬地爭相仿效。

《伊里亞德》和《梨俱吠陀》用詩歌晦澀地追憶這個馬戰車戰士的英勇世界。馬戰車在西元前二一○○年左右引介至中亞和伊朗文明,奇特怪異的辛塔什塔或彼得羅夫卡陌生人首此出現於齊拉夫尚河岸上,可能是騎在北方新型馬科動物的背上而來。起初,這種奇怪的交通方式可能讓薩拉子模和扎曼巴巴的本地人笑得樂不可支。但這兩個地方旋即遭到棄置。西元前二○○○至一八○○年間,第一個前來的是彼得羅夫卡、接著是阿拉庫爾-安德羅諾沃的群體,他們紛紛在齊拉夫尚河流域定居,並開始開採銅和錫礦。

馬和馬戰車在近東現身,這是第一次城市間的征戰仰賴於精良的馬匹。位處齊拉夫尚河與伊朗之間接觸帶的北方移民之中,古印度宗教可能是中亞和新印歐元素的混合體。打從那時候起,歐亞大草原的人民與中亞、南亞和伊朗的文明展開直接的交流,並藉由中介者與華夏有所聯繫。盤踞在歐亞大陸中心的乾旱地帶,開始在跨大陸的經濟與政治中扮演要角。

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 1937-)在《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中指出,比起非洲或美洲,歐亞大陸的各個文化之所以占據環境優勢,部分是因為歐亞大陸是東西向的,且處於差不多的緯度帶,讓諸如農業、畜牧和有輪車等發明得以在本質相似的環境之間迅速傳播。然而,像烏拉爾前線等持久的文化邊界,導致這些新發明的傳播足足延誤了數千年之久,即便是草原裡的單一生態區內亦然。

西元前四八○○年,薩馬拉河上游附近的烏拉爾河中游開始採納放牧經濟。在相同的緯度帶,北哈薩克鄰近草原的獵人和採集者在接下來的兩千年中,都拒絕馴養牛羊(雖然他們確實在西元前三七○○至三五○○年騎上馬背)。只因為人們對外來事務的缺乏信任,以及對舊日習慣的珍視,戴蒙所言的潛在地理優勢在一千年間、而非短時間內頹然落敗。一旦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經由長途遷徙或在生態邊界接觸時,這種傾向就會高度發展(hyper-developed)。

以烏拉爾前線來說,赫瓦倫斯克海讓烏拉爾山東部和西部的人群分隔千年之久,而之後將之取代的鹽化沙漠-草原帶(第八章)可能仍是步行採集者的生態阻礙。烏拉爾河前線之類的地區化身為邊界,供反對者繼續堅守根深柢固、食古不化的傳統。

在史前的部落政治世界中,這種持久、健全的前線似乎十分罕見。如今我們已經對這種「前線」習以為常,在於現代民族國家使其成為世界各地的標準邊界,激勵了愛國主義(patriotism)、侵略主義(jingoism),且若有國家跨越涇渭分明的邊界,就會立刻招來懷疑。在部落的過去,長期存在的尖銳、約束的敵對關係並不常見。然而,東歐大草原依舊見證了為數驚人的持久部落前線,由於涇渭分明的生態環境互相交錯,再加上遠距遷徙的複雜歷史,此為創造及維護此些前線的兩大要素。

考古與語言

印歐語系取代非印歐語系經過了多階段、不規律的歷程,隨著英語在全世界的傳播,這一歷程仍在繼續。沒有哪個單一的因素有辦法解釋此複雜冗長的歷史中的每起事件——種族、人口統計學、人口壓力或想像中的精神品質(spiritual quality)都不行。

過往兩千年裡,影響印歐語系傳播的三大步是使用拉丁語的羅馬帝國的崛起(差點被漢尼拔〔Hannibal〕阻止);西班牙、英格蘭、俄羅斯和法國等殖民強權在亞美非三洲的擴張;以及最近的是,使用英語的西方資本主義貿易體系的勝利,在此體系中,美式商務英語附著在不列顛殖民地的英語之上傳播至全球。沒有哪個史家會說這些事件只源自一個根本原因。

若說語言擴張能讓我們從中汲取到什麼教訓,或許僅僅是最初的擴張會讓之後的擴張更加容易(通用語效應〔lingua franca effect〕),且語言通常服膺軍事和經濟實力(倫弗瑞所言的菁英統治效應〔elite dominance effect〕)。本書所述的最早的印歐擴張,藉由擴展印歐語系的地域範圍,為往後的擴張奠定了某種基礎,但印歐語系的持續傳播從來都並非勢不可擋,且每個擴張都自有其當地的因素和影響。這些當地的事件比任何想像的心靈因素都更重要且意義深遠。

原始印歐語最初之所以傳播至東歐大草原以外的地區,主因不太可能是有組織的入侵或一系列的軍事征服。正如我在十四章所指出的,原始印歐語諸方言最初的傳播,可能更類似加盟合作,而非入侵。肯定至少有幾個大草原的酋長已經移居至每個新區域,他們最初的到來很可能伴隨著牲畜劫掠和暴力。然而,在他們最終的成功中,更重要的是他們在制度中所享有的優勢(庇護人-附庸系統及賓主協議,將他者也納入權利和庇護下),以及或許還有在與印歐儀式相關的公開展示中的優勢。

他們的社會制度有賴其他人所接納的神話、儀式和組織來維繫,當然也仰賴神祇和祖先祈禱的詩歌語言。隨著最初一批移民而來的諸酋長的血統遺緒消失很長一段時間之後,他們所引介的同盟、義務、神話和儀式仍然世代相傳。歸根結底,此種繼承的最後續餘即曾經共享的某種語言的迴響不斷擴張,且這個語言在印歐語系中得以存活至今。

要想了解生活在我們之前的人群已經頗有難度,更何況是那些史前部落的人群。考古學能為其生活的某些面向照射出一絲光亮,但更多的部分仍處於黑暗中;歷史語言學能讓一些黑暗的角落變得明晰。然而,史前考古學與歷史語言學的結合之路十分坎坷。當此兩種天差地遠的證據相混合時,似乎危險地助長了天真與惡意交織而成的虛構幻夢。此種傾向勢不可擋——正如霍布斯邦所言,歷史學家注定要為偏執和國族主義燃柴添火。但這並未成為他繼續從事歷史研究的阻礙。

對印歐考古學研究而言,絕不容許再隨意地重蹈覆轍。十九世紀時,缺乏任何物質遺跡和考古發現,想像力得以無拘無束地馳騁,雅利安神話因此誕生。麥迪遜.格蘭特所提出的雅利安人,奠基於薄弱的語言證據(遭到扭曲以符合其目的)、大量的種族主義、從希羅古典文學衍生而來的典範,以及糟糕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零和政治。考古學實際上毫無用武之地。二十世紀上半葉零星的考古發現依舊能被強加到這個先前所建立的假想模型中;但在現今要想如此,倒也沒有這麼輕而易舉。

今天,不管原始印歐語使用者的敘事多有信服力,仍須與大量考古事實掛鉤,且不能與擇定的敘事方式(narrative path)之外的事實相牴觸。我在此論述中,使用許多考古學細節,因為敘事與事實的聯繫愈多,且愈多出自不同史料的事實被加以聯繫,那麼敘事繆誤的可能性就愈低。隨著考古事實密度與語言學證據品質的提升,各個領域的進展都應針對最糟糕的濫用行為做分別的檢視。儘管我採用的語言重建較缺乏直接的考古證據(重要的庇護人-附庸和賓主關係),但至少兩者皆符合那個考古證據所顯示出的社會。

以積極面來看,考古證據與重建的原始印歐語詞彙兩相結合後,便能展露出史前史的全新面貌。此一承諾讓語言學家和考古學家都能繼續推動此計畫。在許多關鍵的論點,此書呈現的詮釋是在制度、儀式及詞語的指引下提出的,都是我在重建的印歐語系時的發現,並能應用於考古遺址的環境。但我很少只依據從原始印歐語提取出的素材,就摸索出其皮毛,並將其用來當作檢視考古證據的方法。相對應地,考古資料讓現實生活日益複雜,並為語言學家理想中的那個印歐社會增添了矛盾。

我們無法知曉西元前三○○○年左右移居多瑙河流域的顏那亞酋長的姓名或個人成就,但靠著重建的原始印歐語和神話,我們可以試著爬梳出他們的價值觀、宗教信仰、入會儀式、氏族制度,以及他們所尊崇的政治理想。同樣地,當我們試圖了解在西元前二○○○年左右,辛塔什塔酋長葬禮上的龐大牲祭背後的個人、人類動機時,《梨俱吠陀》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來理解與公開的慷慨相聯繫的價值觀(《梨俱吠陀》〔10.117〕):

不把自己的食物分給朋友和身邊伙伴的人,就不能算是朋友。朋友會轉身離開他;此處並非他的棲身之所。去找另一個願意無償給予的人,就算他是陌生人。讓強者施予更需要的人;凝視前方延伸的道路。因為財富就像馬戰車的輪子般滾動,從一個轉向另一個。

考古學家意識到許多歷史中的弔詭之處:焚燒保存了木造建築、垃圾坑存續下來的時間比神廟和宮殿還要長,且金屬器的鏽蝕保存了與之一同埋藏的紡織品。儘管如此,有個弔詭之處鮮有人知:在我們所說語言中的那些無形與細微的語音裡,我們為下幾個世代的語言學家保存了現今世界的諸多蛛絲馬跡。

相關書摘 ►《馬、車輪和語言》導讀:追索馬匹馴化的歷史,尋找印歐語系的起源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馬、車輪和語言:歐亞草原的騎馬者如何形塑古代文明與現代世界》,八旗文化出版

作者:大衛.安東尼(David W. Anthony)
譯者:賴芊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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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千年前的歐亞大草原並非蠻荒之地,而是印歐文明的起源地!
草原居民駕著猶如現代跑車的四輪車、馬戰車,循著大草原四處移居,
無形中推動了歐亞大陸的文明演化,開創最早的「全球化」時代!

馴化馬匹+發明車輪=推動文明演化最重要的關鍵!
本書榮獲美國考古學會最佳圖書獎,是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考古學研究
挑戰二百年來「原始印歐語」是否存在的重大爭議
透過考古學證據,證明印歐語起源於中央歐亞草原

  • 原始印歐語是否存在?如何建構並還原一個已死去的語言?
  • 人類最早馴化馬匹約在何時?馬匹最早的功用又是什麼?
  • 車輪是什麼時候被發明的?其重要性又是什麼?
  • 原始印歐語居民如何透過大草原移居各地?他們的移動路線為何?
  • 草原文明的傳播如何推動及影響希臘、埃及、印度等古代文明的發展?

深入古老騎馬文明的生活,重新理解世界史的開端

馬匹馴化、馬車使用的史前時代考古史,不只反映了草原居民的社會生活,更是理解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全球化」時代的關鍵。本書作者認為,受益於交通革新的草原文明與農業文明之間的交流,基本上是和平與互助的,而與傳統印象中的「軍事侵略」大不相同。

本書所關懷的不只是考古學及語言學,更有著深刻的現實意識。作者將歐亞草原視為一種「文化橋樑」,而草原文明就肩負著重要的文化傳播功能。作者透過大量可靠的考古證據,建構出遠古草原文明的人群遷徙與文化交流的真實圖像。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西元前兩千年左右、晚期草原文明的「斯魯布納亞文化」及「安德羅諾沃文化」,它們統合了整個歐亞草原,並且連結東西兩端的文明區塊,推動歐亞大陸形成一個整體,堪稱是最早的「全球化時代」;正如作者在書中所指出的:「中國的商王朝和希臘的邁錫尼諸王分處古代世界的兩端,他們同時駕馭著馬戰車,並擁有與歐亞大草原青銅時代晚期牧民相同的技術。」

草原文明的影響——不論是技術上或語言上的,儘管歷經數千年地變化,至今依然在今天的生活中留下許多痕跡。且讓我們追尋駿馬與車輪的草原足跡,探索遠古語言建構的文化原鄉,重新理解現代世界的歷史開端。

本書特色

  • 榮獲美國考古學會最佳圖書獎(Society for American Archaeology Book Award 2010)
  • 《紐約時報》及各界媒體、學術期刊一致好評
  • 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人類學與考古學研究成果之一
  • 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研究員吳曉筠專文導讀
  • 結合語言學與考古學等跨領域方法,探索歐亞大陸文明演化的經典
  • 透過百張珍貴文物圖片、地圖,重現遠古草原社群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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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王祖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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