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車輪和語言》:追尋駿馬與車輪的草原足跡,重新理解現代世界的歷史開端

《馬、車輪和語言》:追尋駿馬與車輪的草原足跡,重新理解現代世界的歷史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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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本書所關懷的不只是考古學及語言學,更有著深刻的現實意識。作者將歐亞草原視為一種「文化橋樑」,而草原文明就肩負著重要的文化傳播功能。作者透過大量可靠的考古證據,建構出遠古草原文明的人群遷徙與文化交流的真實圖像。

文:大衛.安東尼(David W. Anthony)

今日的印歐問題得以解決,是因為考古發現和語言學的發展一舉解開了十五年前尚無法解決的難題。一九九一年後鐵幕的瓦解,讓西方學者更容易獲得大草原研究的成果,並創造出新的考古合作和碳定年計畫。諸如約漢娜.尼可斯、莎拉.湯瑪森(Sarah Thomason)和特倫斯.考夫曼(Terrence Kaufman)等語言學家提出針對語言傳播和融合的新理解方式。赫瓦倫斯克墓地和辛塔什塔馬戰車墓的出土,揭開了大草原史前史的豐碩成果。

今時今日,語言學和考古學上的發現大都集中在西元前四五○○至二五○○年間東歐大草原使用原始印歐語的可能性上,其他的可能性則越來越難與新證據相符。金布塔斯和馬洛利早我一步對此提出討論。我之所以寫作本書即是想試著回答,這個依舊困擾許多理性觀察者的問題。

一大問題是在史前物質文化中能否偵測出史前語言的邊界。我認為應該將之與持久前線相結合,此現象相當罕見,在東歐大草原的史前文化中卻普遍得令人驚訝。另一個問題是西方考古學家難以忍受,東歐考古學家過分熱中將遷徙拿來解釋史前的文化變遷,此種研究方法的分歧導致西方考古學家無法認真看待東方的詮釋。我介紹了人口統計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的模型,此些模型敘述移民如何型塑可預測的一般人類行為,以試圖找到雙方的平衡點。最具爭議的問題是缺乏令人信服的證據,來顯示是在何時開始馴馬和騎馬。是否具備馬銜造成的磨損,可以從馬齒上是否有明顯與騎行相關的病理狀況看出。

流動放牧經濟是否有可能早在顏那亞層位文化時就已出現,以及此經濟模式是否仰賴於應該在鐵器時代才開始的騎馬活動,此一問題隨即引發另一場獨立但相關的辯論;抑或其仰賴於國家經濟,而國家經濟在鐵器時代也同樣出現在草原邊界。薩馬拉流域的研究計畫針對青銅時代草原牧民經濟的植物學和季節性層面,發現即便是在定居的聚落當中,也絲毫不仰賴穀物的耕種。在青銅時代,大草原的牧民經濟是完全自給自足且獨立的;野生的種子植物相當多,因此就算沒有農作物,也可以靠野生種子充飢。遊牧的牧民並不依賴鐵器時代國家的食物供應。最後,西方語言學家和考古學家大都無法理解西方大草原的敘事文化史。

本書的大部分內容都憑我一己之力完成,期望能在一團關於年代學、文化群體、起源、遷徙和影響力的爭論中披荊斬棘。我試著減少自己對草原考古學的無知,但謹記我花費數年,在麻省從事受聯邦資助的考古研究,甚至還不到窩瓦河畔薩馬拉州大小的一半,以及我們大家雖視其為不可能的任務,但仍試圖學習麻省和鄰近羅德島的考古研究——大小只有薩馬拉州的十分之一。即便如此,我找出一條明路,讓自己閱讀過和親眼看過的東西變得有所意義。雖然所有關於此些主題的爭論仍將持續,但我覺得我們終將殊途同歸。

馬與輪

交通技術的革新是讓人類社會和政治生活產生變遷的最有力主因。私家車的引介創造出郊區、購物中心和高速公路;重工業的轉型催生出廣大的石油市場,也造成空汙;因此而高度分散的家庭就出一個流動、刺激的空間,年輕人得以遁逃於其中並享受性愛;以及型塑出表達個人地位和身分認同的新的有力方式。騎上馬背、重型四輪車和手推車的發明,以及有輻輪馬戰車發展的影響層層積累,雖然這些發展較為緩慢,但終究具備同樣深遠的意義。其中一大影響是將歐亞大陸從一系列不相干的文化,轉化成一個單一的交流系統。探討這個轉化何以發生,為本書的初衷。

多數歷史學家只要列舉騎馬和最早的有輪車所引發的變遷,第一個都會想到戰爭。然而,人一開始會想要養馬,是想把牠們當作食物。牠們是冬季的廉價肉源;在牛羊還在等人類餵牠們喝水和吃飼料的時候,馬就可以自己度過大草原的嚴冬。在人們逐漸習慣將馬當作家畜之後,或許是在建立出相對溫馴的雄性血統之後,有人發現有一種馬特別溫順,便騎上馬背,這一開始也許只是在鬧著玩。但人們很快就開始嚴肅看待騎馬這件事,並首次將之用於管理畜養的牛、羊、馬等。

單就這種能力,即為一大重要的進步:只需要一小群人,就能管理更大規模的牧群,並富含效率地遷徙;家畜是食物和衣服的主要來源,這對於生命的延續確實至關重要。在西元前四八○○至四六○○年間,窩瓦河中游赫瓦倫斯克的人類喪葬儀式中,馬匹就明顯出現在家畜之中。

到西元前四二○○至四○○○年左右,生活在東歐大草原上的人群,可能已經開始騎馬,並開始靠著騎馬發動突襲並逃跑。一旦人類開始騎馬,部落征戰就無法避免。有機物製作的馬銜非常好用,銅石並用時代草原上的馬匹大到足以用來騎乘(十三至十四掌寬),大草原部落的首領在剛開始飼養牛羊時,就開始手持石製權杖,這時約當西元前五二○○至四八○○年。

到西元前四二○○年,人類的流動性大幅提升,單人的墓葬彰顯個人地位和榮耀,與早期的公共墓葬截然不同,高級墓葬以帶有馬首形石製權杖頭的權杖及其他武器作為陪葬品;除此之外,發動突襲的人馬得以遷徙數百公里遠,將巴爾幹半島的銅礦納入囊中,並在聶伯河-亞速海大草原交易銅礦或回贈親戚。古歐洲之所以在西元前四二○○至四○○○年左右瀕臨崩潰,至少部分是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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