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環、林摶秋〈閹雞〉:皇民結構下關於「殖民地社會」的鄉土文學論戰

張文環、林摶秋〈閹雞〉:皇民結構下關於「殖民地社會」的鄉土文學論戰
Photo Credit: iStock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西川滿指稱張文環作品過度著重描寫臺灣鄉土惡俗、帶有左翼普羅小說色彩,忽略當時之戰爭、時局與皇民文學的思維,引起楊逵等人反擊,呼籲反映殖民地社會狀態的重要性。這個論戰的前聲,或許可由1942年年初張文環的中篇小說〈閹雞〉看出。

文:柴陽

日治時期的台灣藝術必須要面對雙層的弔詭:日本作為帝國主義的殖民者,將台灣視為一以獲取利益為重點之領土,因此使人民「易於管理」便顯得重要;因此,日本為了讓台灣人的生活場域「透明化」、「條理化」,將中央政府管理之手、順著所謂現代化的治理手段(如警察制度、人口普查等等)「主動帶入」原先受到中國傳統政權「被動治理」的民間生活中。

這種強制手段一方面使得台灣人受到統治力量的壓迫,卻也使得他們接收到當代思想的氣息。這種所謂的當代思想,亦容易因殖民地教育體制而被傳導:為了攫取足夠利益,殖民政府必須為地方人士施以足夠的低、中等教育,而此種教育往往以技職等實用技術為主,避免影響政府的智識權威;然而,地方豪強人士或學術人才依舊有辦法在技職體系中脫穎而出,進而以留學等方式突破殖民地的框架,進而為故土帶來新的現代價值觀、並成為新的意見領袖,於是「獨裁者的困境」(Dicatctor's dilemma)便顯露出來。

台灣的第一代新知識份子大約出現於20年代,也就是一戰戰後的民族自決風潮下;此時台灣正轉向文官統治,各地結社紛紛興起,如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以及台灣文化協會等。這些文化組織促使了台灣「新(白話、日文)文學」誕生,在解殖反帝的口號下逐漸開始追尋所謂「台灣人的主體性」。

依陳芳明的說法,第一代之台灣新文學仍然僅作為「政治訴求」的副產品,為議題口號的宣傳做出具情節的表述;然而在政治議題的背後,已經得以看見所謂「寫實」、「鄉土」、「自我追尋」文學的根基。

然而,「台灣文化」本身作為台灣人的基礎認同,卻往往帶有強烈的歧異性:當台灣人欲建立起自身的文化、解放自身於殖民體制之中,則等同於拒斥了殖民地所帶來的現代化建設與教育;當台灣人轉向支持政府的現代化力量時,卻又使得此曾被中國統治的島嶼落入了二十世紀新帝國主義的口中;甚至,如果台灣人回望中國舊文學或遠望五四運動白話文學,一方面現實中漢語使用逐漸被限制、另一方面也使得台灣文學容易在中國的學術脈絡中被邊緣化、成為一永遠只被「影響」的地方小島。

因此,除了部分往現代主義的都市感性路線走去的作家外,亦有一些台籍文學家必須在上述的立場中折衝,呈現一種對鄉土既批判卻又擁抱的寫作策略,在啟蒙式地顯露出對台灣傳統社會的厭惡與對新時代氣質的崇尚之外,亦不得脫離對土地的描寫、拒絕將創作語境耽美化或虛無化,仍然堅持著社會寫實的道路。

堅持創作左翼普羅文學的楊逵曾稱,「當我們談到『台灣味』時,就本質而言,問題是在於內容而不在於表現形式」,須以台灣特有的生活面為基準去思考寫作題材;也因此,據陳建忠所述,知識份子作家對台灣民俗的觀察,足以讓我們看到他們「對待本土性事物的位置」,進而看見他們在現代性與殖民性間的掙扎。

舉賴和為例,他的創作手段(如〈一桿「稱仔」〉、〈可憐她死了〉等鄉土小說)即為「以顯露出台灣人傳統劣根性的方式,進而使得台灣人被啟蒙,建構出屬於本土的現代性」的思維來進行對傳統的「詆毀」,使得日本的「殖民現代性」概念無法施展。

時間到了中日戰爭期間,戰時體制的「硬性同化」由皇民奉公會之手逐漸完成;在台內地作家無論是新感覺派、現代主義或是寫實主義思想基本上皆已完全褪去,轉而帶領台籍作家往「文學報國」的功能性皇民文學做創作,順帶服膺大東亞共榮圈的整體理想。

1942年,「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召開即為為日本欲達成的「文化統一」目標的一大例證,台灣創作者的意識形態審查亦隨之變得緊縮;除了文學外,如戲劇亦受到官方「台灣演劇協會」的成立與強制審查而被壓制,僅較無意識形態與反抗意識可言的美術領域(如台陽展)仍苟延殘喘地持續。

在第一屆文學者大會的台灣代表團中,當時僅三十餘歲的張文環亦現身於其中;他具有留日經驗、曾以台灣作家身份在日本雜誌發表作品,而在1941年時攜黃德時、呂泉生、林摶秋等人創立了《台灣文學》雜誌,以對抗具日本背景、視台灣文學為邊疆「外地文學」的《文藝台灣》,隨即即必須與三位《文藝台灣》的創作者西川滿、濱田隼熊、龍瑛宗共同出席以「統一文化」為重點的會議,其心境可想而知。

隔年,張文環與西川滿就「糞現實主義」的爭議進行論辯:西川滿指稱張文環作品過度著重描寫台灣鄉土惡俗、帶有左翼普羅小說色彩,忽略當時之戰爭、時局與皇民文學的思維,引起楊逵等人反擊,呼籲反映殖民地社會狀態的重要性。這個論戰的前聲,或許可由1942年年初張文環的中篇小說〈閹雞〉看出。

〈閹雞〉是一篇以女性角度書寫,主要描寫「女性自主」作為鄉里中「破除舊秩序」力量的故事:本作以閹雞雕像作為一舊時財富的標誌,描述一個藥房家庭沒落的故事。

我們能在這篇作品中看見三種台灣人的劣根性:其一即為鄭三桂所代表的功利主義(連他的名字都象徵了「財、子、壽」的「三貴」,然最終竟無一可復得)、其二即為阿勇的懦弱與自我欺瞞、其三即為所有角色中廣泛帶有的勢利眼、不厚道甚至可以說是非人道的個性,作者處心積慮將台灣人之醜惡面完全發揮,由此似乎即可見本作帶有的教化性與啟蒙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