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轉換期2:378年 崩解的古代帝國秩序》導讀:邁向比較視野的「中古早期」歐洲史與中國史

《歷史的轉換期2:378年 崩解的古代帝國秩序》導讀:邁向比較視野的「中古早期」歐洲史與中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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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西元378年,人類歷史的轉捩點——西方:日耳曼民族大遷徙,西羅馬帝國步向滅亡,古典時代晚期開啟,拜占庭世界的建立。東方:西晉滅亡漢人南遷,北方游牧民族進駐,多元混雜的南北對立之勢。

文:傅揚(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導讀】邁向比較視野的中古早期歷史

《378年 崩解的古代帝國秩序》(以下簡稱《崩解的古代帝國秩序》)為日本山川出版社「歷史的轉換期」叢書的第二冊,內容是一般習稱為中古早期(early medieval)的歐洲史與中國史,特別是西元四至六世紀。山川出版社在歷史、社會科方面出版了大量的教科書、參考書與學習資源,讀者群甚廣,夙負盛名。「歷史的轉換期」以頗新穎的方式構想和寫作世界史,訴說人類歷史長河中影響時代與文明形塑的若干轉捩點。臺灣商務印書館引進這套書,實為臺灣出版文化界的佳音:叢書雖為日本讀者而寫,但對臺灣讀者仍有不少助益。以下先簡述《崩解的古代帝國秩序》的要旨,再就其特色與啟發略陳數語,希望能幫助讀者認識它的價值。

全書由總論和五章專題構成,講述四世紀中後期以降地中海世界與中國的歷史大勢。總論說明本書以西元三七八年為歷史轉捩點的原因:東羅馬帝國與哥德聯軍作戰,史稱阿德里安堡之役(Battle of Adrianople),結果羅馬軍隊全面潰敗,此後羅馬徹底無望再造帝國,並衍生出一連串摧毀既有秩序的變化。中國方面,去阿德里安堡之役未遠的三八三年,苻堅的前秦政權與南方的東晉爆發淝水之戰,苻堅戰敗導致前秦旋即滅亡,也影響南、北政權的發展軌跡。要言之,四世紀後期在歐亞大陸兩端發生的兩場戰役,標誌了羅馬與漢朝兩個古代帝國秩序的崩解。

總論之外,前三章以歐洲為中心,描繪羅馬帝國秩序崩解的過程,以及其後的西歐與東羅馬帝國又如何回應。末二章將焦點置於中國,概述漢帝國秩序崩解後南、北政權的特質與發展。第一章從政治史角度分析羅馬世界秩序的解體。作者指出,所謂羅馬帝國的世界秩序有兩個核心元素,一個是象徵文明的羅馬式生活方式,另一個是強調中央與地方合作,讓不同地域、群體建立對羅馬與羅馬人身分的認同。

阿德里安堡之役後,有兩股趨勢破壞了上述元素:首先是移民遷徙越演越烈,尤其是日耳曼人與哥德人,透過擇地定居和軍事活動不斷侵蝕羅馬世界;與此有關,另一股趨勢是羅馬人對外族的態度有所轉變,特別是針對外族參政和掌握軍權心懷疑忌。伴隨上述趨勢和政變、軍事失利,西羅馬帝國在西元五世紀初便已名存實亡。

第二章講述法蘭克人(Franks)建立的王國,如何反映並促成西歐地區的轉型。本章的一大特色,是直接徵引長篇幅的史料,包括信件、法律文書、詩歌等,以此呈現五世紀中晚期以降社會生活的面貌。法蘭克人建立的墨洛溫王朝 (Merovingian Dynasty)包含了哪些羅馬特色和日耳曼色彩?作者分析與王權、婚姻和判決有關的材料,強調許多方面都有羅馬法與日耳曼法並存、羅馬生活方式和日耳曼社會傳統齊見的現象。即便是漸趨普及的基督教信仰,也包含了異教元素。從政治角度來說, 法蘭克人的王國經常是中世紀早期研究的主題;但想清楚理解這段歷史,我們其實須更重視羅馬末期的社會發展,而非日耳曼人本身。

第三章環繞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說明東羅馬帝國在六世紀以前的發展。東羅馬亦即拜占庭帝國(The Byzantine Empire)包括四項特質:希臘文化、羅馬認同、基督教影響,以及君士坦丁堡做為帝國中心。四世紀末以降,君士坦丁堡成為帝國首都,見證了拜占庭與外敵的往來。拜占庭帝國的運作,相當程度上仰賴其官僚機構,官員也對城市的公共建設做出重要貢獻,包括供水系統。作者強調,君士坦丁堡的供水系統不僅為帝國提供生存所需的水源,也是建造浴場、維繫羅馬生活方式必不可少的前提。這個巨型基礎建設,反映時人願意為君士坦丁堡投注極可觀的人力、物力,並視其為新的世界秩序中心。

第四章將焦點移至中國,分析西晉滅亡後四至六世紀的華北局勢。作者認為苻堅企圖恢復漢朝的典範,特別是振興儒教、透過教化整合所有族類並一統天下,淝水之戰則嘗試將此理想付諸實行。後苻堅潰敗,前秦瓦解,淝水之戰成為轉捩點;自此以降,北方政權更積極運用漢朝和儒教傳統以外的資源強化自己,特別是各自的族源神話。最終統一華北的北魏,正是這樣一種超越漢帝國秩序,兼容並包不同文化,靈活出入於農耕和游牧傳統的政權。北魏的政治格局、經濟和軍事實力,以及對佛教的支持,也為日後隋唐帝國在東亞多元世界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第五章講述漢帝國秩序崩解後的中國南方(江南)歷史,強調三一一年的永嘉之禍和後來的淝水之戰是南方歷史發展真正的分水嶺,尤其是後者。淝水之戰後,東晉一度擴張,令掌權的劉裕最終建立南朝宋。但劉裕後續北伐失敗,讓南朝再也無意收復故土,成為貨真價實的南方政權,並強化以建康為天下中心的想法。從經濟角度來看,江南繁榮的三個條件,即大土地制、開放山林川澤等自然資源,以及因重視貨幣流通導致的私鑄問題,都與漢朝政策背道而行,標誌著漢帝國秩序的崩解。而儘管南朝最終被征服,其文化卻對北朝傳統的隋唐帝國造成深刻影響,江南的經濟力量也逐漸增強,奠定唐宋以降的發展。

讀畢《崩解的古代帝國秩序》,至少有兩點教人印象深刻。首先是本書的教科書性質。如上所述,全書各章風格不盡相同,有環繞事件者,有聚焦特定主題者,也有大量呈現史料、較直接帶領讀者進入逝去時空者。構成每章主要內容的,則是作者吸收眾多研究成果後展現的綜合能力,以及在有限篇幅內挑選講述主題的史識。在每章之後另有小型專欄,以精選史料說明相關主題。換言之,本書除了提供事實層面的歷史知識,還具體而微地呈現史學閱讀與研究的重要面向,值得稱道。

日本學界相當重視這種教科書或類教科書的寫作,英語世界亦然,經常有綜合學界成果、面向一般閱讀群眾的歷史著述問世。相較之下,臺灣對歷史學教科書、綜合性著作的耕耘明顯不足,不易向讀者介紹學界新近成果,也不利讀者有效率地把握歷史課題之大致面貌(特別是通貫、時空範圍較大的主題),頗有憾焉。

應強調的是,雖然說《崩解的古代帝國秩序》有教科書性質,但它同時也具備史識和觀點,相當程度上可自成一家之言。本書(以至於本叢書)最顯著的特點,自然是挑選一個影響世界史走向的時間點,進而展開分析。挑選四世紀末,特別是東、西方各自的重要戰役做為轉捩點,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觀點。舉例而言,郝索(Guy Halsall)在《蠻族遷徙與羅馬西部世界(三七六至五六八年)》(Barbarian Migrations and the Roman West, 376-56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中也述及阿德里安堡之役,但透過古代史家的文字,認為其意義首先是促成狄奧多西大帝(Theodosius I)登基。

彼得.邦(Peter Fibiger Bang)在近期出版的《牛津世界帝國史》(The Oxford World History of Empi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中,將帝國的古典時期(classical age)設定為西元前三二三年至西元六○○年,一方面涵蓋本書內容,另一方面也反映對古典帝國秩序終結的不同意見。又以中國來說,本書將淝水之戰視為重大轉捩點,但同樣來自日本學界的川本芳昭,在《中華的崩潰與擴大:魏晉南北朝》(臺灣商務,二○一八年中譯本)中並未持此觀點。對多數學者而言,北魏統一與東晉滅亡可能更具有分水嶺意義。對此,重點自然不在孰是孰非,而是透過比較不同的觀點,理解觀點背後的論據,以增益我們對四世紀以降世界史的理解,並培養史識和洞見。

另一個令人印象深刻之處,是全書呈現的寬廣視野,亦即讓四世紀後半的羅馬、法蘭克王國、拜占庭與分裂時代的中國南北齊聚一堂。本書編者南川高志在總論中指出,歐亞大陸兩側發生的事件雖無法直接掛勾,不同人群面對的問題卻異曲同工,即帝國秩序的崩解。本書照顧東、西方文明對相似歷史情境的回應,既注意差異性,也頗重視共通處,實則比較歷史的一種嘗試。

在現代學術分工下,個別學者不易同時具備深入研究四至六世紀歐洲史與四至六世紀中國史的能力。我認為這的確是一個現實條件,但不應成為限制。就比較歷史而言,從各自專業出發,透過與其它領域學者合作, 或是充分理解、運用該領域的傑出著作,我們仍有條件往比較研究邁進。關鍵有二點:敏銳的問題意識,即為何比較、比較什麼;以及個人與學術社群願意跨越既有領域的疆界,包括斷代、國別、專題以至時限。

當然,很早便有學者致力於古代帝國的比較歷史,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邢義田,便從皇帝形象、行政體系、軍隊制度等層面比較古羅馬與秦漢帝國,做出重要貢獻。近來歐美以謝德爾(Walter Scheidel)為首,也相當有意識地推動古代帝國史的比較研究。相較之下,四至六世紀的比較研究遜色許多,可說尚未有真正的代表性著述。

中文世界的魏晉南北朝研究,頗有將視野擴展至東亞和北亞者,但進一步將地中海世界做為比較、參照對象的嘗試,則鳳毛麟角。準此,《崩解的古代帝國秩序》的問題意識與觀點,或許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發,讓臺灣的中國中古史學者與歐洲中古史學者多關注對方的作品,並透過個人或合作的方式,追尋更開闊的早期中古史。

就我自己所知,至少有幾個主題相當適合進行早期中古史的比較研究。首先,如《崩解的古代帝國秩序》所論,帝國秩序解體是當時東、西方都面臨的問題。在後續的重組與整合過程中,羅馬帝國與漢朝的榮光與典範,是不斷被提及以至運用的記憶和知識資源,其媒介包括人物形象(尤其是帝王)、制度規章和對特定事件的詮釋,值得有系統地進行比較。

第二,這段時期一個顯著的現象是「蠻族」(barbarians)的移動與活躍。關於他們的政治、社會、文化史個案探討已經相當豐富,但似乎罕有人從有意義的比較觀點切入分析。藍道夫.福特(Randolph B. Ford)的《羅馬、中國和蠻族:民族誌傳統與帝國轉型》(Rome, China, and the Barbarians: Ethnographic Tradition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mpir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由思想史角度比較《晉書》和普羅柯比(Procopius of Caesarea)的《戰史》(Wars),分析二者對蠻族及其政權的看法,是這方面比較研究的一個新作。

第三,無論歐洲或中國,普世性宗教的擴張和生根是中古早期的重要發展,比較研究自然不應遺漏,尤其是教義、學說之外的宗教社會史及文化史。如基督教與佛教在發展過程中同樣都遇到經濟問題,包括是否應接受捐贈、神職人員應否投入勞動、教會/寺觀如何處理財富等等。歐洲方面,彼得.布朗(Peter Brown)已有相當深刻且具原創性的著述;而中國方面,寺院經濟和佛教社會救助研究也已積累大量成果。透過比較視野探究二者,應該是條可行之路。此外,此時期留下的史料有不少出自基督徒和僧伽;有策略地比較二者對異教徒或無信仰者的記述,相信也能帶來新鮮的歷史解釋。

《崩解的古代帝國秩序》運用比較視野,又強調「轉換期」,自然須面對時代劃分與時代特質的問題。以本書涵括的歐洲歷史而言,至少便有三個主要的分期概念:羅馬帝國末期(Late Roman Empire)、中古早期(Early Medieval Ages)和古典晚期(Late Antiquity)。在不同學者筆下,上述三個標籤的起點與終點也不盡相同。

「羅馬帝國末期」強調此階段的主軸是羅馬帝國的衰落,伴隨而來的是政治與秩序的解體。「中古早期」著眼於此時期如何奠定中世紀文明的特質,如日耳曼人的王國、基督教信仰和地域特色與差異性。「古典晚期」一詞最早見於二十世紀初的德文作品,一九七○ 年代以降因彼得.布朗的發揮而備受重視,認為此時期與四世紀以前的羅馬文明存在連續性,特別是信仰與文化層面。

在總論中,作者明顯傾向「羅馬帝國末期」的立場。但在各章中,「中古早期」 (中世紀初期)和「古典晚期」(古典時代晚期)也經常出現。這反映本書所討論的「轉換期」內涵相當豐富且複雜,史家懷抱不同問題意識,凸顯的面向也有差異。透過深入細緻的研究,學界對這三個標籤的定位也不斷調整,故彼此間並非真有楚河漢界,完全無法溝通。由此而論,本書同時出現羅馬帝國末期、中古早期和古典晚期三個時代概念,反映了作者們不同觀點的交融,可帶給讀者有益的刺激,根據各種主題去比較不同分期概念的優劣得失(中國史部分,本書採取的是日本學界習用的「中世」。在中文及英文學界,較具代表性的是「中古」一詞)。

近期更有學者進一步應用古典晚期的概念,分析西元三世紀中期至八世紀中期的歐亞大陸歷史。二○一八年,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和馬斯(Michael Maas)合編一部論文集,題為《歐亞古典晚期的帝國與交換:羅馬、中國、伊朗和草原(約西元250-750年)》(Empires and Exchanges in Eurasian Late Antiquity: Rome, China, Iran, and the Steppe, ca. 250 -750 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他們認為西元二五○至七五○年可定調為歐亞世界的古典晚期(Eurasian Late Antiquity),其地理範圍約等於地中海東岸至中國,是形塑世界史面貌的重要階段。但過去研究或是強調中亞-絲綢之路本身,或是凸顯拜占庭與近東勢力的關係,多未能從較整體的角度進行討論。

歐亞古典晚期的終點七五五年,除了標誌了伊斯蘭擴張,也見證了包括七四一至七五一年拜占庭的內外變化、七四四年突厥汗國衰亡、七五○年阿拔斯王朝(Abbasid Caliphate)崛起、七五一年唐朝兵敗怛羅斯之役、以及七五五年動搖大唐秩序的安史之亂等事件。由上可知,本書涉及的內容,其實是上述歐亞古典晚期的最初階段,是歐亞世界人類文明進入一個新時代的故事。這個新時代的特質並非東西相隔,而是透過人與物的流動,將形形色色的帝國秩序與後帝國秩序串聯在一起。

當然,在此之前賽諾(Denis Sinor, 1916-2011)已提煉出中央歐亞(Inner Asia)的概念,杉山正明也強調游牧民的重要性,都說明今日中亞與北亞地區在過去扮演的橋樑角色——兩大定居農業文明之間的橋樑。但管見所及,如狄宇宙和馬斯這般同時從空間和時間上給予三、四世紀歐亞歷史一個整體性的嘗試仍舊有限。我認為,此種時空框架非但不會動搖《崩解的古代帝國秩序》的觀點,反而能進一步強化這個「轉換期」的意義。

從以上角度論,本書最可惜之處,是忽略了羅馬與漢帝國之外的古代帝國。本書的作法自然有其道理,即從日本研究的角度整合「西洋史學」與「東洋史學」,做為其「世界史」的規模。但若考慮到中央歐亞的重要性,月氏人的貴霜帝國(Kushan Empire)便約略與羅馬和漢朝並立,也在四世紀後期迎來帝國秩序的崩解。

貴霜帝國受寄多羅人(Kidarites)衝擊而解體後,其領土先是由寄多羅人統治,最終成為波斯薩珊帝國(Sassanid Empire)和印度笈多王朝(Gupta Empire)的一部分,人民和地域社會也經歷秩序崩壞與適應、重整的過程。貴霜於三六○年遭寄多羅人沉重打擊,至三七五年崩解,造成中央歐亞─印度北部政治版圖變動,影響歐亞大陸的交通和交流,也是人類歷史上不容忽視的轉換期,和三七八年的阿德里安堡之役、三八三年的淝水之戰相映成趣。

總結而言,《崩解的古代帝國秩序》在有限篇幅內,簡扼地描繪出歐亞大陸兩端的二大帝國解體後,人群流動、族群互動和新舊秩序交替的歷史過程。本書不僅有助讀者認識開啟中古世界史的若干重要議題,也讓我們有所憑藉,進一步思索近代以前的比較世界史。在臺灣現有的出版品中,本書極具特色,值得覽卷細思;對本書感興趣、從中獲益的讀者,亦可期待「歷史的轉換期」叢書的其它作品。也希望不遠的將來,臺灣學者可以群策群力,撰作一套有觀點、富史識的世界史教科書,不讓歐美和日本學者專美於前。

相關書摘 ►《歷史的轉換期2:378年 崩解的古代帝國秩序》:要了解拜占庭的世界秩序如何形成,絕對避不開「何謂拜占庭」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歷史的轉換期2】378年 崩解的古代帝國秩序》,臺灣商務出版
作者:加納修、南雲泰輔、佐川英治、藤井律之
編著者:南川高志
譯者:許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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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378年,人類歷史的轉捩點——
西方:日耳曼民族大遷徙,西羅馬帝國步向滅亡,古典時代晚期開啟,拜占庭世界的建立
東方:西晉滅亡漢人南遷,北方游牧民族進駐,多元混雜的南北對立之勢

這一年,由西羅馬皇帝親自率軍出征日耳曼民族的亞德里安堡戰役,最後以大敗收場。至此,羅馬再無力抵擋北方「蠻族」進入帝國,過往的榮光也一去不返。差不多同一時代,由「五胡」之一的氐族人苻堅率軍攻打東晉的淝水之戰,最後也無功而返。至此,分裂成南北兩塊的對立局面逐漸定型,中國同樣無法重現大一統盛世。兩場戰役都宣告了帝國秩序的崩解,各地呈現分裂之勢。

這是一個時代的結束,也是一個時代的開始。在亂局之中,各地人們共同面對這個新的世界,從掙扎中求生、摸索,並逐漸萌生出新的秩序。

除了帝國的崩解本身,舊秩序的崩壞,跟人群的大幅移動有關。這個時期無論是東方還西方,來自北方的游牧民族都深深衝擊了帝國。匈人西進牽動了日耳曼民族大遷徙,華北一帶也樹立了許多胡族政權。多元文化的碰撞,羅馬化(漢化)/日耳曼化(胡化)的折衝,也是當時代人們面對的重大課題。

因此,我們可以看見日耳曼民族進入羅馬帝國後,帝國如何接納這些人,他們又如何在帝國找到自己的位子;我們可以看見一個日耳曼民族建立的羅馬式王國,內部如何運作;我們可以看見承繼羅馬、成為新世界中心的拜占庭帝國,其首都君士坦丁堡如何一步步地成為日後西方文明的燈塔;最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華南華北概況為何,本書也將分別介紹。

確認差異是學習歷史的基本功,但找出東西世界的共通處,卻讓我們能細細品嘗世界史的箇中滋味。在尋找各地的共時性之際,說不定還能發現同時代生活的人們奮力解決共同課題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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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臺灣商務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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