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車輪和語言》導讀:追索馬匹馴化的歷史,尋找印歐語系的起源

《馬、車輪和語言》導讀:追索馬匹馴化的歷史,尋找印歐語系的起源
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CC by SA 4.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草原文明的影響——不論是技術上或語言上的,儘管歷經數千年地變化,至今依然在今天的生活中留下許多痕跡。且讓我們追尋駿馬與車輪的草原足跡,探索遠古語言建構的文化原鄉,重新理解現代世界的歷史開端。

文:吳曉筠(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研究員)

【導讀】當世界史由車輪轉動

我初次接觸並開始追蹤美國哈特威克學院(Hartwick College)人類學教授大衛.安東尼(David W. Anthony),是讀到他在一九九一年發表於《古物》(Antiquity)上,分析烏克蘭德雷耶夫卡遺址(西元前四二○○至三七○○年)馬齒磨損痕的文章。他提出這些磨損痕很可能是馬銜造成的。如果真是如此,那麼這便可以說這是世界上最早的馴化馬匹。套上馬銜的馬在此後數千年伴著人類奔馳、征戰、炫耀的歷史就此展開。但這一研究引起學術界對馬匹馴化年代的激烈討論,正反觀點蜂擁而起。

二○○九年,哈薩克北部銅石並用時代波泰遺址(西元前三七○○至三○○○年)出土的馬齒被確認為最早的馴馬遺存,這一爭論似乎平靜了一陣子。最近幾年,科學家以波泰馬出發,通過基因組的對比分析,提出了現在生活於俄羅斯、蒙古及新疆準噶爾一帶的普氏野馬不是野馬,而是五五○○年前波泰馴化馬的後裔。並且,通過數量不少的古代、現代馬的基因組對比,呈現馬在馴化後,作為最強而有效的交通及戰爭工具,隨著歐亞間的大規模交流,經歷了複雜的轉變分化,成就了今日馬匹多元的生理及地域特徵。

但這一研究結果又衍伸出一列的問題。若是一直被視為原生野馬的普氏野馬是波泰馴馬的後裔,那麼遍布在世界各地馬場、馬廄裡的馬,難道與截然不同的普氏野馬同源?因此,就在幾個月前,又有學者試著推翻波泰馬齒上的磨損痕與馬銜有關,而其與現代普氏野馬的關係,更表示現在以及歷史上的馴馬來自他處。顯然,馬匹馴化的故事又在重新撰寫中。

安東尼教授追索馬匹馴化問題,連動的是探索另一個富有悠久歷史、牽涉面更廣的學術爭辯,即印歐語系是怎麼出現的?這一問題約在一七八○年代由在印度生活的英國語言學及東方學學者威廉.瓊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提出。他發現在廣大的歐亞大陸,印度梵文與英文、希臘文等等歐洲語言在某些詞彙(例如Mother)的發音上有極高的共性,應屬於同一個語言家族,有同一個源頭。自此,探索印歐語系的結構、發展,甚至是探源,便成為歐洲語言學及東方學研究中的悠久議題,至今已將近兩百五十年。

這些饒富興味、吸引無數學者投入的問題,並不專屬於晦澀的學術領域。當我們輕鬆搭乘飛機、火車在歐洲愉快旅行時,我們聽到的英語、德語、波蘭語、俄語,甚至是隔壁乘客聊天使用的印度語,都帶著印歐語系的前身——原始印歐語的DNA。今天,以印歐語系語言為母語的人口占了歐亞大陸的一半以上,若再加上自小學習英文或是學習其他印歐語系語言的人數,其影響範圍更是廣大。

今日的飛機、高鐵雖不再依靠車輪,但這些都是人類數千年來對高速交通工具渴求下促成的結果;另一方面,不論技術如何進步,馴養的馬匹血統及擁有的汽車廠牌、性能(例如馬力),甚至是輪框樣式的選擇,仍是社會身分、財富、高貴與品味的指標。這些攸關交通方式、語言訴說,甚至社會結構的發展,如何經由數千年人群流動、學習模仿,在廣闊的歐亞大陸開枝散葉,進而塑造出今日世界的樣貌,與我們每個人都息息相關。

二十世紀,考古學成為探討原始印歐語起源的利器。但一開始,主要的考古資料不是沒有公布,就是以英語以外的語言撰寫,再加上政治因素,使得研究推進困難。幸運的是,隨著近年來歐亞草原考古發現的陸續刊布與譯介,國際合作發掘盛行,更全面、細緻的通過考古學研究探索原始印歐語的發展似乎成為可能。安東尼教授二○○七年以英文出版《馬、車輪和語言:歐亞草原的騎馬者如何形塑古代文明與現代世界》,即是他廣泛整合考古資料及二十餘年來研究成果的一部集成之作。

如果說,語言學者可以通過詞彙比較分析,建構出印歐語系發展的架構,以及不同語言之間的親戚關係,那麼,這些語言最初的使用者是誰?是使用這種語言的一群人隨著移民將之傳播出去?還是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經過外來者學習到這種語言,進而成為這一語系的一分子?安東尼教授的解決途徑是通過歐亞大陸考古學文化的發展,通過語言及物質文化前線(frontiers)的概念,挑戰現在以劍橋大學科林.倫福儒(Colin Renfrew)教授為主的原始印歐語原鄉在安那托利亞高原的說法,將原始印歐語追溯至歐亞草原西部黑海與裏海北邊的東歐大草原一帶的銅石並用時代及青銅時代。

此書結構分為兩大部分、十七章:〈第一部:語言與考古學〉(第一至六章)及〈第二部:歐亞大草原的序幕〉(第七至十七章)。前半部著重於語言學,後半部則以考古學為中心,提供了東歐大草原從新石器時代、銅石並用時代至青銅時代文化發展及後續擴張至阿爾泰、天山山脈的一個綜述性的框架,挖掘語言學與考古學的可能交集,開闊的展現作者個人的研究觀點。將語言學與考古學巧妙結合,動態追索原始印歐語的發源地及散播模式,並論證他所服膺的墳塚理論(Kurgan theory),即原始印歐語的擴張與考古所見東歐大草原青銅時代的墳塚文化(Kurgan Culture)具有對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