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胳針》發表失智症論文精華篇:除了天生基因遺傳,高達40%的失智症是可以避免的

《刺胳針》發表失智症論文精華篇:除了天生基因遺傳,高達40%的失智症是可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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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疾病與合併失智症尤其是照顧上的一大挑戰,除了失智症容易引發其他的疾病之外,許多疾病也被認為與失智症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另外,失智症患者可能因為無法清楚表達自己的症狀、無法配合醫囑進行治療、忘記服用藥物與增加感染和跌倒的機率等等情況,讓照護上變得更困難。

文:陳威澄

由歷史悠久且在學術界上有著舉足輕重的醫學期刊——《刺胳針》(The Lancet),其委員會透過整合已經刊登的失智症相關議題之高質量的文章後發表了一篇關於失智症的預防、介入與照護的文章。整篇文章共有三十四頁且引用了三百多個資料,因此筆者將本文重點濃縮與翻譯後分享給讀者,希望讀者們可以針對最新失智症的相關研究有更深層的了解。

預防篇

隨著年齡的增長罹患失智症的比率也會越來越高;然而將高收入國家(high income countries)與中低收入國家(middle-income and low-income countries)相比較後可以發現,高收入國家的高齡人口失智的情況低於中低收入的國家,也就是說,年齡這項危險因子確實可以透過適當的方式來降低罹患失智症的可能。目前已經較為普遍認可的失智症危險因子有九項,包括:教育層度低、高血壓、聽力障礙、抽菸、肥胖、憂鬱、缺乏運動、糖尿病與低社交生活。今年的建議中特別增加了三個危險因子:過度的飲酒、腦部的受傷與空汙。

預防失智症可以從兩個層面著手,第一個部分是減少神經病理學的受損(neuropathological damage),執行的方針包括:控制血糖、治療血壓、避免頭部受傷、停止抽菸、減少空汙與減少中年肥胖;第二個部分則是增加認知功能的儲備(cognitive reserve),透過治療聽力受損、維持社交生活與受教育則是建議的方式。此外,規律的運動、減少憂鬱的發生與避免過度飲酒被建議為同時減少神經病理學的受損和增加認知功能的儲備。

如果將這些危險因子與人的生命旅程(早年、中年與晚年)配合比較的話,可以得到以下的建議,早年(<45歲):教育層度低;中年(45-65歲):聽力受損、腦部受傷、高血壓、過量飲酒、肥胖;晚年(>65歲):抽菸、憂鬱、社交缺乏、缺乏運動、糖尿病與空汙。除了個人可以透過健康的生活型態減少罹患失智症的機率,政府的功能也不可忽略。

本段落的第一句便可以窺見正確的政策可以帶給國民更健康與較高的生活品質,落實全民教育與義務教育的延長可以減少早年低教育層度的問題;透過政策減少頭部外傷的活動與可能性,例如:美式足球因為需要利用頭部撞擊作為進攻手段的方式也經常造成球員罹患認知功能退化的問題。減少國人飲用酒精的程度以及減少空汙的排放都是需要政策面的支持;另外,落實全民的心血管健康與糖尿病的預防等等措施,都是建議政府可以採取的相對應措施。

介入與照護篇

  • 生物標記與偵測阿茲海默症

由於並非所有失智症都是可以預防的,所以提早檢測出失智症便成為重要的一個環節。目前最多的研究指向利用正子電腦斷層造影(PET)與腦脊髓液(CSF)檢查阿茲海默症患者身上常見的生物分子——amyloid和tua。雖然有些研究指出從PET上檢測出amyloid陽性的個案在未來10年內罹患失智症的機率較amyloid陰性者高;然而卻也有許多人amyloid呈現陽性但是終其一生沒有出現任何有關失智症的症狀,且考量檢測的費用昂貴,整體而言PET不被期待成為臨床上預測病人記憶功能下降的檢測工具。

另一個方面來說,利用體液檢測(血液與腦脊髓液)是比較便宜的方式,體液檢測是靠抽取人體的體液來監測體液中特定的蛋白質指數是否高出標準值。然而腦脊髓液內的tua蛋白質的數量跟腦部tua蛋白質的數量只有微弱的關係;此外,抽血檢查特定蛋白的方法也因為同時可能受到多種神經退化疾病(例如:阿茲海默症、亨丁頓舞蹈症和輕度認知障礙等等)的影響而導致辨別度不夠。綜合以上可知,及早檢測仍是科學家努力的目標;但是目前的方式都離準確檢測甚遠,未來仍需要有突破。

  • 介入方式

失智症的即早診斷是提供早期介入的機會。失智症患者的症狀是複雜且經常牽涉多個面向的,因此在提供協助時必須考慮到個案的醫療、認知功能、心理狀態、環境、文化與社會需求。換句話說,個案的福祉(wellbeing)會是最重要的目標。

當個案確診之後,可以介入的方式有三種,包括:藥物治療、認知功能訓練、運動與肢體活動。首先,乙烯膽鹼抑制劑(Cholinesterase inhibitors)是目前公認最為有效可以改善認知功能與日常生活的藥物;而其他的藥物,包括:Aβ抗體蛋白藥、5-HT6受體拮抗劑與鈣離子通道阻斷劑都被視為是沒有療效的。因此未來還需要投入更多資源來研發更多有效果的藥物才能真正幫助到病患。以電子設備為主體的認知功能訓練被學者們證實對失智症患者的整體認知功能有明顯的幫助,而一般的認知功能訓練也被證實有輕度至中度的效果。讓失智症患者接受運動與肢體活動的訓練上並沒有研究表示對於認知功能有所幫助;然而,對於個案的體能確實有益處。

  • 神經精神症狀的介入(neuropsychiatric symptoms)

神經精神症狀是失智症患者最令照顧者感到困擾的部分,也是照顧者壓力來源之一。目前已知的神經精神症狀包含:憂鬱、焦慮、精神病症狀、漠然等等。每個失智症患者呈現的神經精神症狀皆不盡相同;除了疾病的嚴重程度,個人的經歷、所處的環境皆會產生影響。在第一線的評估上建議專注於基本的健康照護,包括:形容與確認症狀,找尋導致相關症狀的因素,包括:疼痛、疾病、不舒服、飢餓、孤單、無聊、缺乏親密感以及擔憂等等可能。遺憾的是,目前仍然沒有任何藥物被認定為對於失智症患者的神經精神症狀有效果,而且多半會導致其他的副作用與金錢上的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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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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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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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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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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