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不列顛兩千年》:英國政府究竟是把愛爾蘭視為威爾斯和蘇格蘭來對待,還是當作殖民地來管理?

《大不列顛兩千年》:英國政府究竟是把愛爾蘭視為威爾斯和蘇格蘭來對待,還是當作殖民地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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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列顛兩千年》是為新一代讀者所寫的全新英國史,豐富有趣、通俗易懂、權威且全面。了解英國歷史,對於理解世界史及全球局勢至關重要。任何好奇英國歷史,或是關心國家認同和國家前景的人,都不能錯過這本書。

文:羅伊.史壯(Roy Strong)

62 愛爾蘭的脫離

即使在維多利亞時代末期,大英帝國的疆域已遍布全球,但英國本身仍是由效忠王室的各個國家所組成的聯合體。在羅馬人所稱的不列顛尼亞的島嶼邊界內,文化、宗教和語言上的差異依然存在,並保持著它們的活力,這讓威爾斯和蘇格蘭都具備清晰的自我認同,無論是亨利八世在一五三六年以行政方式同化威爾斯,還是一七○七年與蘇格蘭的聯合法案都無法根除。在威爾斯公國,這種認同反映在威爾斯語及其禮拜堂的強烈不服從國教傳統上。蘇格蘭保留了自己獨立的法律、教會和教育傳統。

不過這兩個國家還基於其他歷史脈絡與英格蘭連結在一塊,也因此讓不列顛全島保持統一狀態。這兩個國家都有人爬升進入管理國家和帝國的高級官職。兩國都採用了英格蘭的政治制度。最重要的是,擁有土地的上層階級彼此通婚,形成了一個有凝聚力的精英階層。隨著新的公路和鐵路延伸到島內最遠的邊界,工業革命使全島更加緊密地相連。這場革命還帶來了繁榮,避免了可能助長獨立運動的貧困。

這種情況本應也出現在愛爾蘭島,但是卻從未發生。愛爾蘭人繼續被當作臣民對待,被強迫接受一個外來的統治階級和宗教。與蘇格蘭的《合併法案》(Scottish Act of Union)不同,一八○一年生效的《聯合法案》(Act for Ireland)沒有給愛爾蘭帶來任何好處。事實上,情況正好相反,它正是在強烈的民族主義衝動開始湧動的時候,剝奪了愛爾蘭議會。這非但沒有緩和這場運動,反而使它越演越烈。

新教徒在這社會中只是少數族群,而且絕大多數時間都不居住於此,他們幾乎擁有全部土地,而耕種這些土地的人則是天主教農民,他們對於自己所耕種的土地不具有任何所有權的保障。土地租戶可以被隨意驅逐,並被收取更高的租金,而且租戶對房屋所做的任何改善有可能無法得到任何補償。

一八四○年代,丹尼爾.奧康奈爾(Daniel O’Connell)領導了一場廢除一八○一年法案的運動,但英國政府派軍隊鎮壓了這場運動,逮捕了奧康奈爾和其他主謀者。英國歷屆政府一再使用武力,只是為了提高他們作為外國占領軍隊的聲譽。然後,從一八四五年開始,馬鈴薯作物接連歉收。馬鈴薯是愛爾蘭人飲食的主食。可怕的饑荒使人口數目因死亡或移民而減少了一半。在愛爾蘭人看來,儘管《穀物法》被廢除了,但是不列顛本島似乎已經拋棄了他們。

愛爾蘭人的這種解釋角度並不足為奇,因為英國政府的態度前後矛盾,愛爾蘭人並不確定其究竟是把愛爾蘭視為威爾斯和蘇格蘭來對待,還是把它當作殖民地來管理。這種猶豫不決的結果便是,英國對於愛爾蘭從未採取過一致的政策。英國的政策始終出於被動,而不是主動去解決問題。政策所處理的都是零星瑣碎的問題,同時往往都拖延過久。

這樣的做法助長了愛爾蘭那最終成為爭取自治(Home Rule)的運動,此運動在二十世紀達到高潮,但假如英國政府在此之前的年代便持續推行協調一致的改革和一體化政策,這種情況便不會發生。然而,一直以來,任何對某種自治的要求都被西敏寺的掌權者阻撓,因為他們認為這吹響了聯合王國和帝國解體的序曲。

這個問題之所以會對英國政治體系的運作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正是因為愛爾蘭議員在倫敦國會中占有一席之地。只需要有某一位領導人出現,這群人就能夠被凝聚成一個團體,並且有癱瘓國會的能力。這正是一位精明而又頑強的愛爾蘭新教精英查爾斯.斯圖爾特.帕內爾(Charles Stewart Parnell)於一八七五年進入下議院時發生的事情。

格萊斯頓於七年前上台,當時他宣稱自己的使命是讓愛爾蘭平靜下來。愛爾蘭教會於第二年即被解散,從而消除了一個主要的不滿來源,天主教徒不再需要向他們不想要的新教牧師支付什一稅。次年又頒布了《土地法》(Land Act),該法似乎提供那些被不當遷離的租戶們補償,但是由於實際施行狀況極為複雜,因此人們被遷離的情況幾乎沒有改變。接下來,格萊斯頓試圖建立一所愛爾蘭天主教大學,這讓新教徒大為吃驚。他的第一次愛爾蘭政策以失敗告終。致命的是,他曾燃起愛爾蘭人的希望,結果卻又將其擊碎。

對自治的呼聲日益高漲。愛爾蘭土地聯盟(The Irish Land League)於一八七九年成立,並由帕內爾擔任主席。聯盟的目的是要爭取租戶擁有公平的租金和租期保障,而且最終要讓租戶獲得所有權。帕內爾是一名革命者,土地聯盟與被稱為「費尼安兄弟會」(The Fenian Brotherhood)的民族主義運動合作結盟。一八七○年代的農業蕭條加劇了抗議活動,這些活動開始激烈化,除了租戶開始拒繳租金以及做出阻撓行為之外,而且開始出現嚴重的縱火、公然暴力和對房東的襲擊。

這就是格萊斯頓在一八八○年第二次接任首相後所要面臨的情況。第二年,愛爾蘭通過了第二部《愛爾蘭土地法》,目的是確保公平租金、買賣自由和明確的土地使用年限。儘管這項法案確實是項成就,但它的效果反而強化了將北方和南方分隔開來的新興差異。在阿爾斯特(Ulster),不服從國教會(如反對愛爾蘭教會)的新教徒占多數。此外,愛爾蘭的這一地區是唯一享受到工業革命好處的地區,這再次使它與蕭條的天主教農業南部區分開來。格萊斯頓的《土地法》在北方頗有成效,但在南方卻導致了大量的訴訟和暴力。儘管做出了讓步,由帕內爾領導的土地聯盟仍然反對這項法案,帕內爾也因此被關入監獄。

然後,在一八八一年五月六日,新任愛爾蘭首席祕書腓特烈.卡文迪斯勛爵(Lord Frederick Cavendish)和副部長在都柏林的鳳凰公園被謀殺。這項暗殺行動使帕內爾停止了與革命者的合作,並成立了一個新組織,即國家聯盟(National League)。英國對這起謀殺案的反制措施是,通過了一項高度強制性的《預防犯罪法案》(Prevention of Crimes Bill),要以暴力來解決暴力。就這樣,在一八八○和九○年代,兩極分化非但沒有被避免,反而加速發展。

嚴重的農業大蕭條意味著,那些達到成年年齡的人中有一半移民,主要是移民到美國,在那裡他們經常過上了昌盛的生活,但是他們永遠不會忘記自己悲慘的出身地,會將資金寄回家鄉資助獨立運動。他們透過這樣的幫助逐漸興起一種關切愛爾蘭的模式:即使到了今天,美國也總是以某種方式參與解決愛爾蘭問題。

當時沒有人預料到的是,一八八五年對選舉權的進一步改革在未來將讓帕內爾領導的愛爾蘭民族主義議員在下議院中掌握舉足輕重的地位,從而能夠支配英國國會的運作。格萊斯頓就在這個時刻轉而支持愛爾蘭自治,即在大英帝國內部恢復愛爾蘭議會,他認為這是一種道義上的責任。這對自由黨造成了災難性的影響。

這種做法讓自由黨分裂為二,認為這種轉變是背叛的那些自由黨人迅速地與在阿爾斯特快速湧現的反對者結盟起來,而後者往往又被稱為統一派(Unionists)。對北方的統一派來說,愛爾蘭自治便象徵著他們心中天主教統治的第一步。格萊斯頓戲劇性的轉變為愛爾蘭的政治分裂鋪平了道路,自由主義成為愛爾蘭民族主義的盟友,而保守主義則成為阿爾斯特聯合主義的盟友。

儘管如此,格萊斯頓在一八八六年六月提出了第一份《愛爾蘭自治法案》(Home Rule Bill for Ireland),但這份法案遭到否決,並導致他的辭職。格萊斯頓於下次選舉中落敗,新首相索爾茲伯里勛爵任命鮑爾弗(A. J. Balfour)為愛爾蘭事務大臣。雖然鮑爾弗加快了土地出售的速度,但是他的統治既嚴厲且高壓,不過他對土地出售的鼓勵實際上加快了地主階級的和平滅亡。

與此同時,下議院的愛爾蘭議題領袖帕內爾因醜聞下台。偽造的信件暗示他在鳳凰公園謀殺案之前便已經知情,他在法庭上花費了兩年的時間才得以澄清這個指控。帕內爾與已婚婦女基蒂.奧謝(Kitty O’Shea)長期私通,這關係要在她的丈夫於一八九○年將帕內爾列為離婚案件的共同被告時才被公諸於世。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這種事情對於男性政治生涯的影響只有一個可能:毀滅。他在一年後便去世了。

格萊斯頓於一八九二年再次掌權,試圖通過第二次《愛爾蘭自治法案》,但再次失敗。那時,他已經將自由黨的立場牢牢確立為支持愛爾蘭自治,從長遠來看,導致該黨失去了英國選民的基層支持;而且轉變成為威爾斯的少數凱爾特族群、蘇格蘭和愛爾蘭的代言人。多年來,自由黨由於愛爾蘭問題一直處於在野。在這段期間,人們一直在盤算,若是這個法案通過的話,將會對於局勢造成什麼變化。

這種擔憂導致北愛爾蘭基於他們的新教信仰而確立一種身分認同;他們並且認為,一旦與英國的聯盟瓦解,他們的工業繁榮景況將不復存在。然而,保守黨政府通過了一項法案,即一九○三年的《土地購買法》(Land Purchase Act)。土地問題終於被解決了。政府提供長期低息貸款來鼓勵租戶買下土地。到一九二○年代,三分之二的土地已經歸租戶所有,地主制度已成為歷史。

但這仍然沒有給予愛爾蘭自治權。實現這一目標的一大障礙是上議院,它堅決反對給予愛爾蘭自治權。瓦解上議院的否決權將有助於自由黨政府通過這項法案,而這正是之後的發展實況。阿斯奎斯領導的自由黨於一九○九年與上議院發生衝突,這場衝突最終因為一九一一年的《議會法》(Parliament Act)通過而得以解決,上議院的否決權被該法案所剝奪。

在約翰.雷德蒙德(John Redmond)領導的愛爾蘭民族黨議員支持下,下議院通過了該法案。他們的回報是一九一二年五月提出的《地方自治法案》,但一直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才正式成為法律。該法案規定:愛爾蘭的任何地區在一定期限的時間中都可以透過公民投票選擇退出。但是該法案在戰爭期間的效力始終停留在一紙空文。

這個法案是愛爾蘭即將實施自治前的最後措施,這讓在阿爾斯特的北愛爾蘭居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一起,而且他們得到了英格蘭支持統一的保守黨的支持與鼓勵。當時有大規模的公眾示威,並且有一支國防部隊被組織起來——即阿爾斯特志願軍(The Ulster Volunteers)。雖然一九一四年的一切都表明愛爾蘭正朝向內戰爆發的方向發展,不過,大多數愛爾蘭人都參與了在歐洲大規模的聯合作戰。但是,並非所有人都抱持這種態度。

愛爾蘭民族主義叛亂分子羅傑.凱斯門特(Roger Casement)與德國人展開談判,期望在一九一六年復活節發動反抗英國政府的起義。凱斯門特在耶穌受難日(Good Friday)登陸。一時之間,起義似乎看似已胎死腹中,但是在不久之後的復活節星期一,民族主義者占領了都柏林的郵政總局,宣布成立愛爾蘭共和國。四天後,在四百五十人死亡、兩千多人受傷的情況下,他們投降了。凱斯門特和主謀者都被處決了,政府實施了戒嚴。在這次慘烈衝突之後,兩個島嶼之間出現了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英國軍隊給了愛爾蘭民族主義者他們所缺乏的東西,一個強有力的愛國神話和一長串的烈士名單。這時候一切都已無可挽回。

在一九一八年的選舉中,由埃蒙.德.瓦萊拉(Eamon de Valera)領導的七十三名愛爾蘭國會議員當選,其中有三十四人在獄中服刑。他們都是共和運動新芬黨(Sinn Fin,「我們自己」〔ourselves〕之義)的成員,這是在十多年前(一九○五)所創立的政治身分,其成員希望愛爾蘭完全獨立。這反過來又反映了另一種加劇分裂的因素,即蓋爾文化(Gaelic)的復興,其目標是將愛爾蘭去英國化。次年(一九一九),新芬黨贏得了阿爾斯特以外的所有席位,完全取代了愛爾蘭民族主義者,並在都柏林建立了實質上的愛爾蘭國會(Dil),由德.瓦萊拉出任該國首任總統。

與此同時,舊的行政機構仍然在都柏林城堡,這意味著這個國家現在實際上有兩個政府。愛爾蘭共和軍(IRA)的成立加速了這場顯而易見的內戰。愛爾蘭共和軍發起了一場針對當前政府、愛爾蘭皇家警察和英國軍隊的恐怖主義運動。英國首相勞合.喬治(Lloyd George)授權招募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復員的士兵組成臨時特遣隊,以應對危機。這群士兵被稱為「黑棕部隊」 (Black and Tans),他們沉迷於報復性的戰術策略,而這種策略至今對於英國軍隊傳統而言仍是一個恥辱。

一九二○年九月,英國政府在《愛爾蘭政府法案》(Government of Ireland Act)中承認了這個無法迴避的現實。愛爾蘭被一分為二,南部為二十六個天主教郡,北部則為六個新教郡。愛爾蘭國會議員會繼續於倫敦國會任職,但還有另外兩個議會,一個在都柏林,另一個在貝爾法斯特(Belfast),由愛爾蘭理事會(Council of Ireland)來協調兩者之間的聯繫。在隨後的選舉中,新芬黨贏得了一百二十八個席次中的一百二十四個席次,然後他們拒絕就職或與該法案的落實有任何瓜葛。暴力衝突接著爆發,勞合.喬治明白,任何以武力強行解決的做法都會造成內戰。到一九二一年時,南部的二十六個郡實施了戒嚴。

雙方於七月達成了停火協議,年底,愛爾蘭獲得了自治領地位,地位與加拿大相當,被稱為「愛爾蘭自由邦」(Irish Free State)。它仍然承認英國王室的主權。隨著西敏寺於一九二二年春天正式移交權力,新憲法全面生效。結果南北之間爆發了內戰,次年春天阿爾斯特脫離了聯邦。旨在將雙方定期召集在一起的愛爾蘭會議(The Council of Ireland)只是一紙空文,並於一九二五年被廢除。

愛爾蘭的歷史就是英國本土不當管理的漫長故事。在英國管理愛爾蘭長久歷史中,這個多數人口被視為從屬者的國家,其實在某些時刻看似有可能被納入英國的體系之中,就像跟英格蘭在宗教與文化上同樣有高度差異的蘇格蘭與威爾斯一樣。愛爾蘭之所以不是朝這個方向發展,主要是因為政府一連串措施的重大失誤,特別是在維多利亞時期的歷任內閣從未能夠解決愛爾蘭的根本問題。儘管愛爾蘭從來不是不列顛的一部分,但它曾經是聯合王國的一部分。現在,其中一部分已經脫離聯合王國,這更加劇了愛爾蘭全陸的分裂主義傾向。

威爾斯黨(Plaid Cymru)於一九二五年成立,推廣威爾斯語並呼籲自治,並且制定了激進的社會和經濟計畫。三年後,蘇格蘭民族黨(Scottish National Party)也成立了,要求在邊境北方建立自治政府。這兩個政黨在此時都不具重大影響力,但是它們會讓那些處於權力中心的人感到厭煩,並且從中得到有益的啟示:英國始終是由幾個國家組成的聯盟(alliance),而不是幾個國家合併成的單一國家。在愛爾蘭的例子中,自治邦的地位從事後發展來看是個折衷方案。然而,愛爾蘭自由邦的創立,成功地暫時掩蓋了表面之下那顯而易見的裂痕。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大不列顛兩千年:從羅馬行省、日不落帝國到英國脫歐,王冠下的權力更迭及對世界秩序的掌控》,聯經出版

作者:羅伊.史壯(Roy Strong)
譯者:陳建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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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顛是座島嶼,它的歷史與認同都源於這項地理事實。」
——羅伊・史壯

《大不列顛兩千年》是為新一代讀者所寫的全新英國史,豐富有趣、通俗易懂、權威且全面。本書從成為羅馬行省前,只有原住民居住的不列顛島開始講起,直到2016年的脫歐,透過七十幾個明快簡約的章節,精彩且均衡地描述英國史上各個時代,用引人入勝的敘述貫穿各時期,介紹英國兩千多年歷史中輝煌與悲鳴、起伏與轉機,並述及英國對世界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巨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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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羅伊・史壯是英國著名的歷史學家、作家兼園藝家,不僅著作等身、多才多藝,更曾任英國國家肖像館和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的館長,在英國文化圈中備受推崇,而長期於博物館工作的經驗,也讓他嫻熟於將看似嚴肅或複雜的議題,透過巧妙的轉化與解釋,傳達給非專業的觀眾和讀者。這項才能在本書中展露無遺,羅伊‧史壯吸收大量過往研究與各家說法,綜合出屬於個人的一家之言,讓這本書既有學術的嚴謹,又充滿著知性的趣味。

史壯在書中特別留心人民生活的面向,透過關於普羅大眾的日常,反映出英國人如何形成自我認同感,同時重視文化和思想與政治潮流息息相關、密不可分的關係。他在書中多次強調,「不列顛是一座島嶼,對於要了解它的歷史而言,這個事實比任何其他事實都重要。」被海洋包圍的特性,創造了英國人獨特的民族性格,讓他們既追求遺世獨立、享受島嶼的庇護,又不斷想要往外冒險,探索未知的世界。對於同樣生活於群島國度的臺灣讀者,大不列顛兩千年的經驗是否也能帶來借鑑與啟發?

史壯的激情、熱情和廣博的知識,讓他成為這一趟歷史旅程的最佳導遊。了解英國歷史,對於理解世界史及全球局勢至關重要。任何好奇英國歷史,或是關心國家認同和國家前景的人,都不能錯過這本書。

大不列顛兩千年:從羅馬行省、日不落帝國到英國脫歐,王冠下的權力更迭及對世界秩序的
Photo Credit: 聯經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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