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客《毛澤東的大饑荒》:在集體化的衝擊下,傳統社會對性的禁忌被打破,強姦像傳染病般蔓延

馮客《毛澤東的大饑荒》:在集體化的衝擊下,傳統社會對性的禁忌被打破,強姦像傳染病般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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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西方世界談論二十世紀獨裁政權帶來的災難,多半聚焦希特勒與史達林,《毛澤東的大饑荒》一書則讓許多西方讀者警覺,當代中國也曾發生過這麼一段悲劇般的歷史。

文:馮客(Frank Dikötter)

第五部 弱勢群體

29 婦女

集體化的目標之一是把女性從父權制的桎梏下解放出來,但事實上卻把女性置於更惡劣的境地。在「大躍進」之前,儘管全國各地的情況不盡一致,但總體來說,北方大部分地區的女性很少下地幹活,而南方也只有窮人家的婦女才會和男人一起參加戶外勞動。除了承擔家務外,女性(有時包括兒童)通常還從事副業生產(如製作手工藝品等),以補貼家用。有時候,全村的婦女都會為當地市場生產某種特定產品,如紙傘、布鞋、絲帽、籐椅、籃子和柳條袋等等,生產場所就在家裡,所以很安全。即使在較偏僻的村莊,婦女們傳統上也會在家裡織布、紡紗和刺繡,做出的東西既可以給家人用,也可以拿出去賣錢。

在「大躍進」的浪潮中,這些從未耕過田的婦女被組織起來,每天在軍號聲中起床,然後排著隊下田,從事犁地、播種、翻土和除草等體力勞動。然而,無論她們如何辛勤勞作,工資總是掙得比男人低,因為在當時實行的工分制度下,只有強壯的男人才能達到最高標準,女性則受到系統性的歧視。不僅如此,婦女在參加體力勞動的同時,還不得不照顧家庭,無論是縫補衣服還是撫養小孩,國家都幫不上忙,正如上文提到的,那些新成立的幼兒園幾乎起不到什麼作用。因此早在饑荒開始前,農村的女性就已被繁重的負擔壓得喘不過氣來,而當越來越多的男人進城務工後,許多婦女更要肩負起照料老人和小孩的雙重責任。

在一個必須以體力勞動換取食物的社會裡,婦女總是處於弱勢地位,經常受到飢餓的威脅。無論是在大煉鋼鐵的熔爐邊,還是田間地頭或工廠車間,唯一的目標就是追求更高的產量,而婦女的月經妨礙了這一目標的實現,因此被普遍認為是一種生理缺陷。一夜之間,中國人對月經的傳統禁忌似乎一掃而光,即使經期的婦女也必須參加勞動,否則就會受到扣除工分的懲罰,一些男性幹部還趁機羞辱女性。

例如,湖南成東人民公社黨委書記徐英傑規定,來月經請假必須脫下褲子接受檢查,不願忍受羞辱的婦女只有堅持工作,許多人不得不忍受劇烈的疼痛,有些還患上婦科疾病,甚至有幾人因此死亡。孕婦也不得不工作,而且一直要堅持到臨產之前,許多人還受到種種懲罰。在四川的一個地區,有二十四名孕婦在被迫下田勞動後流產。一位名叫陳遠明的婦女據理力爭,其襠部遭到幹部猛踢,落下終身殘疾。

一旦遇上心狠手辣的幹部,女性的下場會更悲慘。在湖南城東人民公社,未參加勞動的孕婦被迫脫掉衣服,在寒冷的冬天到戶外砸冰。同樣是在冬天,廣東清遠有數百名沒有棉衣的農民被逼著上工,孕婦和帶著小孩的婦女也不例外,有人膽敢抗議就分不到食物。在廣州郊外的番禺,懷有七個月身孕的杜金好因為無力幹活,被幹部揪著頭髮壓倒在地。幹部衝著她大吼大叫,直到她昏死過去。杜金好的丈夫在一旁除了痛哭,無能為力。待意識恢復後,她踉踉蹌蹌地回到家中,神情茫然。突然間,她癱倒在地,停止了呼吸。有些婦女則寧死不屈,一名叫梁霞女的孕婦被幹部強迫在冬天上工,她最終跳入冰冷的河中自盡。

在勞累和飢餓的雙重壓迫下,婦女的身體無比虛弱,有些甚至提前停經。這種情況在各地都很普遍,城市裡也時有發生,所不同的是,城裡的婦女可以找醫生開藥吃。北京城南的一家冶金廠有一半的女工患有月經不調、陰道炎或子宮下垂等疾症。全廠女工共用一間盥洗室,有些人幾個月都不洗澡,而且工人們長期處於通風不良的環境中,即使是像袁變花這樣的政治積極分子也累得吐血,有時甚至連站起來的力氣都沒有。

婦聯進行的調查也發現了類似情況。例如,北京電子管廠的六千六百名女工中,有一半患有婦科疾病。二十五歲的吳玉芳一九五六年進入工廠時身體健壯,但一九六一年卻出現頭痛乏力、月經不調、失眠、精神不振等症狀,結婚五年後一直沒有受孕。經過體檢才發現,她和其他許多工人一樣得了慢性汞中毒。

農村婦女的體質下降到極點,許多人患上子宮脫垂,即原本被肌肉和韌帶固定在骨盆內的子宮脫離正常位置,下降到陰道內。這種病通常由於身體虛弱導致,當女性經歷難產或雌性激素流失時,就會出現這種情況,其症狀有輕有重,輕者只是子宮頸下垂,重者子宮完全滑出陰道外。大饑荒中的婦女不僅要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也沒有足夠的食物和營養,所以許多人的症狀都很嚴重。據醫療部門的不完全統計,患有嚴重子宮脫落者,在上海附近的農村地區占到婦女總數的百分之三至四,在湖南則多達五分之一。真實的情況肯定更糟,因為許多婦女羞於報告病情,幹部通常也會隱瞞,而且農村裡受過專業訓練的醫生太少,許多人根本不知道這種病是怎麼回事。

子宮脫垂很難治癒,因為饑荒期間根本無法解決食物匱乏和過度疲勞的問題。農村的醫院很少,即使患病的婦女有錢支付醫療費用,她們也沒有時間拋下孩子和工作長途跋涉去醫院看病。而且許多人害怕被別人知道自己生病,所以只好求助於民間偏方。在湖北,民間醫生用各種藥方(有些是代代相傳的)來治療婦科病。她們把藥粉加熱後塗抹在陰道壁上,並把各種藥材混合在一起治療月經不調。在鐘祥縣的一個村子裡,向王阿姨求助的婦女多達數百人。她家常年有四至五名病人接受治療,她的丈夫則負責從樹林裡採集各種草藥。但這種傳統的治療方法在集體化後經常遭到官方禁止。大多數婦女得不到任何有效的護理,只能堅持帶病勞動。

除了疾病,婦女還要忍受其他方面的傷害。在這個男性主導的社會裡,處於社會邊緣的女性經常成為性侵害的對象。地方幹部的權力極大,而且社會的基本道德準則已被饑荒侵蝕。不僅如此,許多家庭中的男性外出逃荒、參軍或者務工,留在家中的女性得不到任何保護,根本無力抗拒當地惡霸的侵害。

強姦像傳染病般蔓延,僅舉幾例就可見一斑。一九六○年,在廣州以北的翁城,兩名公社的黨支部書記性侵了三十四名婦女。在河北衡水,有三名黨委書記和一名副縣長被查出經常性侵婦女,其中一人與幾十名婦女發生過性關係。在衡水以北的賈家莊村,黨委書記強姦了二十七名婦女。調查顯示,他幾乎對村裡所有的未婚女性都「為所欲為」。曲陌縣黨委書記李登民強姦了二十多名女性,其中有兩人未成年。在湖南耒陽,有些受到性侵的女孩年僅十一、二歲。湘潭有一名幹部把十個女孩編入「專業隊」,由他任意侵害。

未受強姦的女性也會遭遇其他形式的性羞辱。在集體化的衝擊下,傳統社會對性的克制和禁忌被打破。中國正經歷著一場大革命,顛覆了世代相傳的道德規範,導致許多一九四九年前無法想像的變態行為發生。在湖南武岡縣的一家工廠,幹部竟強迫全體女工裸體工作。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一天,裸體工作的女工多達三百多人,拒絕脫衣的則被捆綁起來。工廠甚至讓女工比賽,看誰的衣服脫得最快,獲勝者最高可以獲得五十元的現金獎勵,差不多相當於工人一個月的工資。

對此規定雖然有人積極回應,但大多數女工當然很反感,但無人敢公開反對。湖南的冬天很寒冷,有女工因此感冒生病,有人決定寫匿名信向毛澤東反應廠裡的問題。毛是否看了這些信不得而知,但後來有位中央的高官給長沙省委打電話,要求調查此事。工廠的領導辯稱,他們這麼做是為了「鼓勵」婦女以「競爭的精神」「打破封建禁忌」。似乎只要打著解放的幌子,任何人都可以為所欲為。

同樣粗野的羞辱方式還有逼迫婦女(偶爾也有男性)裸體示眾,這種情況全國各地都有發生。在浙江遂昌縣,被控犯有盜竊罪的男女被剝光衣服遊街。為首的周莫英已經六十歲,也被迫脫光衣服,還得敲鑼開道,鄉親們為她求情,但幹部完全置之不理。二十四歲的朱任皎因小偷小摸,被幹部勒令剝光衣服在本村遊行,她「事後覺得無臉見人」,要求換到另一個村子遊街,但遭到拒絕,事後她選擇了自殺。在廣東的一個村子裡,民兵剝光兩名女孩的衣服,把她們綁在樹上,用電筒對著其中一個女孩的私處照,並在另一個女孩的身上畫了一隻象徵男性生殖器的大烏龜。兩名女孩最終雙雙自殺。

還有一種在檔案或訪談中較少提及的現象,但在任何時代的饑荒中都會存在,那就是性交易。為了獲得食物和更好的工作,有些女人選擇用性來交換,與那些能為其提供安全感的男人保持不合法的性關係。這種行為大多是偷偷進行的,但地下性交易引起了官方的注意。

成都的一個教養所即關押了一百多名妓女和不良少女,其中有十幾人是重操舊業——她們在一九四九年前就從事此類工作,四九年後妓院被政府取締,妓女們不得不接受共產黨的「再教育」,但這些人拒絕自我改造,綽號「老媽媽」的王慶芝還介紹其他女性入行。一些新入行的女性會與男性小偷結成團夥,到全國各地遊蕩,足跡遍及西安、北京和天津。少數人獨來獨往,甚至把掙來的錢交給父母,而父母對其收入來源則故意視而不見。

上文提到,有些農村婦女逃荒到城裡後,也會以身體來換取食物,這種做法很自然會導致重婚的發生。為了嫁給城裡的男人,許多女人會謊報年齡或隱瞞婚史。有些女孩只有十五、六歲,遠低於法定結婚年齡,還有些人已經結婚,但為了生存選擇重婚。有人為了重婚打算拋棄自己的孩子,有人則結婚沒幾天又返回農村的家裡。

在農村更為普遍的現象是以婚姻為幌子進行交易。一九六○年大饑荒最嚴重時,河北有個村莊婚禮的數量翻了七倍。新娘大多來自赤貧地區,有些年僅十六歲。她們結婚時要求男方為其家人和親戚購買衣服、食物和其他物品,有些人婚後不久便離家出走,還有六、七個將娘家的其他女性成員介紹給丈夫,導致其重婚。

販賣婦女的案件也很多。例如,來自內蒙古的人口販子分散在全國各地,每個月都將數百名婦女帶回內蒙,其中大多數來自災情嚴重的甘肅,也有些來自山東,有些是已婚婦女,有些是寡婦,有些則是未成年的孩子。受害者來自各個社會階層,包括學生、教師,甚至幹部,絕大多數是被強迫的,有些人甚至被轉手多次。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裡,僅在內蒙的六個村莊就發現了四十五名被拐賣的婦女。

婦女總是處於社會的邊緣,許多人受盡羞辱,身心疲憊,還常常被男人拋棄,而最讓她們痛心的時刻,莫過於不得不決定如何分配微薄的口糧。在大饑荒剛開始的時候,家裡的糧食首先要滿足男人的需要,這不僅源自於父權社會男尊女卑的傳統,還因為在集體化的制度下,婦女掙的工分比男人少,即使沒有饑荒,女性分得的糧食也少於男性。饑荒到來後,似乎整個家庭的生存最終取決於男性外出覓食的能力,因此男性的生存更加被置於女性之上。

但隨著災情的加重,許多男人選擇外出務工,女人在家不得不獨自面對嗷嗷待哺的孩子。許多人無法忍受孩子的哭鬧,更難以決定如何分配稀缺的食物。一位叫劉溪流的母親與自己的孩子相依為命,她因生病無法上工,被公社扣了六天的口糧。最終,她實在飢餓難當,便把孩子的口糧吃了,孩子很快就餓得痛哭流涕,劉溪流無法忍受這樣的煎熬,吞下燒鹼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大饑荒中的女性,不得不忍受精神上的壓力和肉體上的痛苦,以及心理上的自卑和羞辱,這種巨大的折磨大多源自於性別歧視。不過,歷史研究表明,在許多貧窮的父權制社會中,婦女的死亡率並不比男性高多少,而在孟加拉的大饑荒中,男性的死亡率甚至超過了女性,以致歷史學家麥卡爾平(Michelle Burge McAlpin)提出「女性耐受飢餓的能力可能超過男性」。正如本書前幾章所提到,當生存面臨困難時,女性通常更擅長尋找辦法,要麼到野外覓食,要麼尋找替代食品,或到黑市上交易,因此女性並非是饑荒中最脆弱的群體。與她們相比,受傷害更深的是孩子和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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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老人

中國農民的生活一直很艱苦,在共產黨接管前,除了最富裕的家庭,一般人家很難嚴格遵守傳統的孝道。俗話說:「九子二十三孫,臨老葬孤墳。」雖然有「養兒防老」一說,許多老人還是要靠自己的勞動來維持基本的生活。年老可能會帶來某種威望,但在一個非常強調賺錢能力的社會裡,很多人在步入老年後,一定會感到受尊重的程度有所下降。同其他國家一樣,中國的老人也害怕孤獨、貧窮和被拋棄,獨居者更是如此。但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大多數老人多少總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照顧和尊重,因為中國人對長者普遍懷有敬意。

然而,到了文革時期,主流價值觀似乎已變得面目全非,老師遭到學生的虐待,紅衛兵則任意攻擊老人。中國傳統的道德觀何時被顛覆了呢?事實上,中共幾十年來一直崇尚暴力文化,這與長期的殘酷戰爭和黨內清洗有關,但真正的分水嶺則是「大躍進」。正如麻城的農民所說,人民公社讓孩子失去了母親,女人失去了丈夫,老人失去了親人。這三種親情的紐帶全被摧毀,家庭的功能被國家所取代。農業集體化之後,隨之而來的是痛苦的饑荒,家庭的凝聚力由此進一步瓦解,人與人的關係不得不面對最嚴苛的考驗。

無兒無女的老人最為可憐,在一九四九年前,許多獨居老人會寄身於寺廟或庵堂,還有人則會領養別人的孩子。但隨著集體化的實施,這些傳統的習俗難以為繼。一九五八年夏,各地農村成立了許多老人院,用以安置孤寡老人。官方稱,在「大躍進」的高潮期,全國約有十幾萬所老人院。

住在老人院裡的老人普遍受到虐待。有人被毆打,有人遭搶劫(儘管數額有限),還有人慢慢餓死。在北京郊外的通州養老院,院長有計劃地偷竊老人的食物和衣服,冬天不開暖氣,也不給老人發棉衣,結果大多數老人在剛剛結霜時就凍死了,而且死後一週屍體仍得不到掩埋。在廣東瓊海的一個村子,因為青壯年全部外出務工,幹部竟命令全村的老人到遠方的工地上興修水利。老人們日夜勞作,一名七十多歲的老人連續十天沒有闔眼。結果,在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的冬天,全村有十分之一的人口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兒童和住在老人院的老人。

四川重慶有一家老人院則根據「軍事化」的要求,強迫老人通宵達旦地工作,稍有懈怠就會被捆起來遭受毆打,或被扣除口糧。在湖南,老人也經常遭到捆綁和毆打。成都有一家老人院,老人們在冬天只能睡在泥地上,而且沒有被子、棉衣、棉帽或鞋子。炊事員甚至對老人說:「給你們吃幹什麼,給豬吃還長一塊肉。」當饑荒結束時,四川全省只剩下七所老人院,倖存的老人僅有一千零五十八人。

與幼兒園一樣,由於資金不足和腐敗等制度性原因,許多老人院成立不久就倒閉了。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的冬天,有許多被遺棄的孤寡老人掙扎在死亡線上。大饑荒中,兒童不得不像成人一樣勞動,同時老人也必須向集體證明自己的價值,因為口糧是按工分多少發放的。饑荒的產生並不單純是因為資源匱乏,而常常與資源的分配有關。

面對勞動力和糧食的雙重短缺,基層幹部往往規定必須用勞動力換取糧食,這實際上建立了一種機制,讓那些勞動能力不足的人慢慢餓死,簡單地說就是老年人是可有可無的。這些老人的待遇跟孩子一樣,即使微小的過失也會招致嚴厲的責罰。在湖南瀏陽,一名七十八歲的老人被迫到山裡勞動,他抱怨了幾句,幹部便把他抓起來,並命令他的兒媳打他。兒媳不肯,結果自己遭到一頓毒打。隨後幹部們把老人打個半死,又強迫兒媳向老人吐唾沫。事後不久,老人就死了。

在家庭內部,老人的命運取決於子女的態度。大饑荒時期,家庭成員之間會爆發各種爭吵,人與人的關係也會改變。蔣桂花記得,自己的祖母雙目失明,祖父是個瘸子,平時兩人做飯、穿衣、上廁所都需要別人指引。但是,母親與祖母相處得並不融洽,她經常發火,甚至想剋扣祖父母的口糧,因此每次祖父母有什麼需要,都是蔣桂花幫忙,但最終祖父母還是因為吃土而死了。沒有棺材,兩人的屍體用稻草包著,淺淺地埋在一個坑裡。

當大家最終為了活命外出逃荒後,許多村子裡只剩下走不動路的老人和殘疾人。在湖北當陽,一個曾經喧鬧的村莊如今只剩下七個人,其中四位老人、兩位盲人還有一位殘疾人。他們只能靠吃樹葉維生。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毛澤東的大饑荒:中國浩劫史1958-1962(當代中國史學家馮客三部曲)》,聯經出版

作者:馮客(Frank Dikötter)
譯者:蕭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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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客經典作品全新中文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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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至1962年,中國變成了人間地獄。毛澤東將全國推向大躍進的狂潮,企圖以這種方式在十五年內趕上並超過英國。這場試驗最終導致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災難,奪去了數千萬人的生命。

馮客用精彩的文筆和豐富的細節,為我們呈現了一段被人們廣為猜測卻從未得知全貌的歷史。他查閱大量中國共產黨的檔案——不只中央檔案,還有各省省級檔案館,與不同地區的市級和縣級檔案館所藏資料,其中包括公安局的機密報告、黨內高層會議的詳細紀錄、未經修改的重要領導人的原始講話、農村工作的情況調查、集體殺戮案件的調查、祕密的民意調查與普通老百姓的檢舉信等等。這些檔案長久以來一直對外界保密,只有少數最受黨信任的歷史學者才能查閱,但在檔案法頒布之後,數千份中央及地方的檔案一度對外開放,徹底改變了人們研究毛澤東時代的方法。也是透過這些檔案,馮客得以拼湊出那段中國官方亟欲遺忘、不欲人知的過往。

本書的英文版出版後,立刻引起國際間的重視與討論,更贏得英國最具代表性的非小說類書獎——塞繆爾.約翰遜獎(Samuel Johnson Prize,後改稱巴美列.捷福獎 Baillie Gifford Prize)。評審團給予此書高度讚譽,有位評審稱「本書不僅在當下顯得重要,隨著中國在世界變得越來越有影響力、更為人所重視,它在某種程度上也會變得更為重要。」另一位評審則稱,馮客之作完全改變了他對於二十世紀的認識。過去西方世界談論二十世紀獨裁政權帶來的災難,多半聚焦希特勒與史達林,《毛澤東的大饑荒》一書則讓許多西方讀者警覺,當代中國也曾發生過這麼一段悲劇般的歷史。

當年的毛澤東想透過大躍進把中國提升為超級大國,並藉此向世人證明共產主義的力量,但終究痴人說夢,事與願違。然而在馮客之前,從未有人如此明確地證明這一點。大躍進運動最終發展成「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群體性殺戮之一」——至少四、五千萬人因過度勞累、飢餓或遭毒打而死;不僅如此,它還造成人類歷史上對建築物最大規模的崩毀、對自然環境帶來災難性的破壞。馮客透過龐雜檔案研究及內部人士採訪,以生動的敘述,把決策層的內幕與百姓的日常生活聯繫在一起,為死者和弱者發聲,這種寫法在同類題材的研究中絕無僅有,深刻挖掘出最貼近史實的闃黑面貌,令人怵目驚心、更令人掩卷嘆息。

《毛澤東的大饑荒》是想要認識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必讀之作。本次推出的新譯本,全面改正了原譯本的錯誤與疏漏,也讓馮客的經典作品以更為貼近原作的模樣,忠實呈現於中文世界的讀者面前。幾十年過去了,但往事並未如煙,當年那段時代的黑暗、政治的瘋狂,以及許許多多消逝在歷史中的無辜生命,都將因馮客的書寫而被世人所記憶。

毛澤東的大饑荒:中國浩劫史1958-1962(當代中國史學家馮客三部曲)-_IS
Photo Credit: 聯經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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