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台北,我街道》胡晴舫序:台北討人厭的地方,恐怕也就是她最迷人之處

《我台北,我街道》胡晴舫序:台北討人厭的地方,恐怕也就是她最迷人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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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台北不在乎任何人,她短視、勢利,鄉愿又無情,毫無理想性格,但相較於其他亞洲城市,她已深知排除政權邏輯,回歸到人性的本質,去檢視社會價值的優先順序。

文:胡晴舫

【主編序】如果有一天我們失去了這些街道……

二○一九年九月中旬我從香港搬回了台北。人生那個時間點,我這個「台北囝仔」活在台北之外的日子超過了我住在台北的時間。

縱使內心深處,自我定位的城市游標已經移動不止一次,當有人詢問我來自何處,一直以來,我依然回答,台北。去台南,沿路,我的台北身份一直遭嘲笑。在東京,高個子德國銀行家由上往下瞧著我,搖頭告訴我他認為台北市容醜透了,為了我生長於台北這份事實感到遺憾,擔憂我的美學養成不優。年輕時在香港求職一份工作,印度大老闆拒絕了我,依他的想法,眼前來自台北的這個女人,其識見不足以應對大千世界。

近些年香港人迷戀台北,《號外》雜誌請我寫一篇關於台北的文章,我遲疑了很久,最終我落標為「不住台北的台北人」。陳雨航在文章不斷叩問,自己是否是台北人,住在台北的高雄人不算台北人,那麼離開了台北的台北人是否算是台北人?

我的仁愛路四段35巷變成大安路,我的太陽系MTV變成歷史名詞,我的地下社會結束營業,我的高記關門,我的敦南誠品已熄燈,這些日子,我走在因記憶而以為熟悉、因歲月流逝而陌生的台北街頭,坐在日式居酒屋裡傾聽朋友們抱怨著台北市,這些朋友在台北就學、工作、戀愛、離婚、生子、退休,在猶似運河分佈的台北街道圖載浮載沉那麼些年,迄今仍宣稱他們的家鄉是台南、高雄、台中、宜蘭、台東……,當他們想要標示出他們的道德高度、或表達現世的不滿時,他們就會說,我可不是天龍人。

不只這些嘉義人、雲林人、花蓮人、南投人等,在我的童年、台灣社會尚未解嚴時,還有那些山東人、浙江人、河南人、北京人、上海人等,他們都不會自稱台北人。台北不是他們的家,家是另一處迷人的遙遠所在,觸動許多甜蜜而傷感的深沉情緒,而台北並不會給予他們相同的心靈悸動。所謂的「家」是總有一天要回去的幸福所在,奶與蜜流淌之地,絕非此時此地。

不像紐約,只要往口袋塞一把鑰匙、可以打開紐約其中的一扇門,任何人都會驕傲地說,我是紐約客,離開紐約的那一天會在心底暗暗發誓,一日紐約客,終生紐約客。打滾過紐約的殘酷街道,就像戰場凱旋歸來的榮譽老兵,可以終生拿來說嘴。台北對許多棲身這座城市的人來說,就像是紐約服務生看待他們打工的餐館一樣,只是暫時的不得已,他們終究要移往下一步人生。人生值得活的,不會是這裡。

就像無法選擇自己的父母,一個人不能選擇自己的出生地。我曾經羨慕這些不是台北人的台北居民,他們過年時總有個「家」可以回去,而自己日復一日留在這塊潮濕的盆地,過著窮極無聊的日子,聞不到稻香,沒有一雙黑色眼眸因為夜夜眺望遠山之上浩瀚星空而熠熠發光,我只有這些柏油路面,總是鋪不平整,滿目瘡痍的樓房和屋頂加蓋,屋主任其斑駁,只換新了鐵窗,私家車彷彿怕巷子還不夠窄、停滿了雙邊,摩托車咆哮著穿梭里弄,以後更有那自行車,決不讓路行人,花園綠地永遠不夠,每當中午烈日當頭,每個走在路上的行人都顯得倉皇無助,言叔夏將這些台北街道形容為「春天繼母」也只是剛好而已。

不在台北的人生,我曾經問過自己是否懷有鄉愁,答案是沒有。且不論個人的生命觀有些飄忽無根,也因為我的理智告訴自己,這跟離不離開無關,就算留在原地,時間也會帶走我認知的城市,將之換置為另一座新城:拆遷中華商場,開發大巨蛋,將何致和的「黑龍江」填成「西藏路」,先廢置了中山足球場、而後又變成年輕人的工作共用空間,變幻乃城市的終極本質,我自己不只一次寫下。

然而,離開之後回來,對我來說,台北卻沒什麼變,或說改變並不那麼大,只是變舊了,比我記憶中更小,信義區看似取代了東區,大稻埕又時髦了,光華商場填進了大樓,多了幾處文創園區,書店大量消失中,水餃牛肉麵蚵仔麵線小店都還在,咖啡館和甜點店正方興未艾,一堆私廚暗藏於窗子後,然而,這座城市依然是我年少的城,填充的城市內容隨時代風格、世代品味而嬗變,外貌並未真正大規模更動。

過去二十年,相較於其他亞洲城市,台北的人事物並不算劇烈變化,而這可能正是台北人想要的:落後算是某種進步的形式,不迷信過度建設;與其挖掉重來,台北人可能更希望挖掘重生,像是張亦絢筆下的木柵、景美,在都市擴張之前,原來身世是美麗河流,縱使整座瑠公圳、以及日治時代的刑場、二二八受難者的墳場一起都埋進了台北市的地底下,如顏訥所說,往生者依然會帶領她的腳步探索她不知道的台北。

然而,我從來不認為台北是一座多具歷史感的城市,應該這麼說,台北做什麼都不太上心,無論是文資保育、城市規劃、企業規模還是國際接軌,從來,台北不是太有野心。台北缺乏東京的廣闊腹地,沒有上海早早登上國際舞台的爆棚自信,相較於新加坡的雄心壯志或香港的積極進取,台北始終像是一抹陽明山的翠綠春霧,有點柔和,有點靜謐,卻也十分閒散、悠哉,始終漫不經心。

大家拿這城來過小日子,整理生活細節,自得自足,不太規劃什麼壯闊的願景。說起台北市,無法一下子跳出強烈的印象或舉證無敵的特色,大家只會說生活很舒服。當台灣其他縣市戲謔台北為天龍國,台北人保持了一貫漠然,一副事不關己,或許這也是台北人惹惱其他人的原因,臉皮超厚,缺乏自省。

曾有大陸知識份子皺眉頭對我說,他不明白為何台北人明明可以探索豐厚的中國歷史,卻擺出漠不關心的樣子,也有那久居海外的老華僑一面去醫院享受免費的健保福利,一面抱怨台北的長年不長進,做什麼都小鼻子小眼睛,我在公開場合遇見本土派的政治人物,想要和對方討論台北市的文化政策,對他來說,台北最大問題在於缺乏文化上的政治覺醒,沒搞清楚自己的定位。台北各個方面的不進取,管它是國際性格、商業企圖、歷史自覺,似乎激怒了所有人。當高雄、台中、台南、屏東等各個縣市已經懂得出現細膩的都市建設,發展出美麗的生活細節,身為台灣的所謂「首善之都」的台北好像沒有要急起直追的想法,一直停留在自己緩慢的小日子。

二○一六年香港文學館在香港展開大型的書寫計畫《我香港,我街道》,邀請所有香港寫作者參與,每個人挑一條街道書寫,寫出街道的身世、以及自身的私記憶,各種形式不拘,小說、散文、新詩或論文,其後,由台灣的木馬出版社集結出書《我香港,我街道》,厚厚一本,拿在手裡沉甸甸,裝滿了香港人的時代悲涼與風華記憶,接著又出版了《我香港,我街道2》,由外地人書寫香港。有感於這兩本香港書的時代意義,尤其文學份量如此厚重,木馬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陳蕙慧與副總編輯陳瓊如在台北向我提出,不如我們一起來編輯《我台北,我街道》。

自問,香港書寫有其時代迫切性,台北怕是目前沒有,為何此時此刻的台北需要被書寫?

線索應該就藏在這本書的文字裡。在蕙慧總編的敦促下,瓊如協助我廣發英雄帖,如同一隻青娃跳過夏日午後的植物園荷花池,耳下聲響不大,慵懶氣息如常,漣漪卻在荷葉下靜靜擴散——如此日常,如此台北,事情總是默不做聲地發生。就這樣,寫作朋友們逐漸交稿,焦元溥寫他的羅福斯路,崔舜華寫她的潮州街,馬欣寫她的敦化南路,吳鈞堯寫他的重慶南路,更有王盛弘、羅毓嘉在這座城市私藏了他們的男孩記憶,郝譽翔在椰林大道度過了她的憂傷青春。

而以曲折方式學會在台北安置自己的人除了馬翊航、王聰威,更有思念香港的陸穎魚。閱讀他們的台北,從他們的瞳孔映出台北的倒影,當楊佳嫻的236公車從中呼嘯而過,裡頭住有陳宛茜認識的清朝耆老、陳又津描寫的公娼,以及駱以軍眼中身懷內力的各路高人,還有法國人余白,用他的鏡頭拍攝他安身立命這麼久了的第二個家。

這座城市會地震、有風災,會停電,從我有記憶以來,就一直處在戰爭的威脅下(直到二○二一年台灣仍被國際媒體光榮封為地球上最危險區,原因並不是疫情),卻是台灣新浪潮電影的誕生地、滾石音樂的故鄉,她在高行健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就出版了好幾本他的小說,孕育了雲門舞集、當代傳奇劇場,她有明星咖啡館,盛開出現代文學一整個時代,也有讓馬世芳想要像伍迪艾倫電影《午夜巴黎》情節一樣回去的麥田咖啡館,裡頭坐滿才華滿溢的年輕人,她曾讓蔣渭水氣到寫臨床講義《台灣診斷書》,鄭南榕選擇壯烈自焚於雜誌社,卻也理直氣壯將介壽路改成了凱達格蘭大道。

我曾領悟,台灣教會我的事是人權,一個卑微的個體如何在天地之間頂天立地,保存生存的尊嚴。但,我懷疑,是台北教會了我包容。五湖四海,政權迭替,一座島嶼北部的山城,不同時期住下了背景南轅北轍、思想觀念迥異、甚至生活習慣大不同的人,沒有一個人甘心,沒有一個人不遺憾,看似甜美的台北生活很多時候藏滿了小小的失落,每個走在路上的行人都像在生命的街頭躑躅不前。綠色霧氣既甜美,卻也憂傷幽幽。

台北城不是第一座台灣府城,因著淡水河碼頭,以商貿建城,繼台灣巡撫衙門設在台北城,日治時代更變成總督府,成為政治權力的據點,二戰之後,當蔣介石的國民軍隊撤退到台灣,台北市瞬間承受了中華帝國從十九世紀以來崩解的全部的美麗與哀愁,從此國族政治主導了台北市大半個世紀,或許台南人很知道自己是誰,台北人還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誰,或說,已經不太在乎自己是誰了。這件事很重要嗎?孤臣遺族的悲憤、或後殖民意識的高漲,都發生在台北,都推上了台北的街頭,一波又一波。

我猛然回想,我這個台北小孩對台北街道最大的記憶,竟不是那些牆上掛著自行車的咖啡館、鳳城燒臘館、開開關關的各間獨立書店,而是群眾上街。從野百合到太陽花的學生運動,支持同性婚姻的彩虹大遊行,抗議國軍霸凌事件,呼喊各式各樣首長下台,甚至每回選舉各家候選人的造勢場子,要求國家歸還原住民土地的靜坐,反對都更的夜夜群聚……這座城市的人,說到底,分明一點也不漫不經心,慷慨激昂得很。他們不介意難看的屋頂加蓋,但會為了市長說出歧視女性的話而表達巨大的憤怒,要求改變。他們的美學表現在看不見的地方,他們的堅持或許不是擁有一座無懈可擊的世界級美術館,但他們講究某種面對世界的態度。

是了,台北的淡漠氣質,只不過是面對世界的某種態度。所有的小日子,都躲不過大時代,過去一百多年,台北必須學會風風火火中如何沉靜地把日子過下去,她無法完全控制自己的命運,但她能掌握自己面對世事的態度。她討人厭的地方,恐怕也就是她最迷人之處:台北不在乎任何人,她短視、勢利,鄉愿又無情,毫無理想性格,但相較於其他亞洲城市,她已深知排除政權邏輯,回歸到人性的本質,去檢視社會價值的優先順序。宛如古希臘的雅典,她提供她的街道,讓人們公開辯論、爭執,無窮無盡地交換意見,選擇絕交、也可和解,然後繼續過日子。

曾經是二二八事件的流血街頭,現在,這裡是民主的天堂。自由無法量化,唯有生活其中,方可領略真諦。那是一種無形的安全感,難以解釋,你只能有、或沒有。住在台北的人之所以「白目」,因為他對自己的生活擁有強大的安全感。這是很奇異的恐怖平衡:戰爭的威脅從來沒有消失,國際處境沒有好轉,全球城市起跑點上他們一下子就輸掉了,住在台北的人卻穩穩地生活著,而且按照他們想要的方式,恐怕這就是他們激怒所有人的原因。

倘若要我用一個意象來形容台北,我可能會用「午夜小酒館」來形容。當你一天下來又疲累又心煩、不想找任何人說話、又不願獨自回家,高樓重重疊疊的城市背景裡,你突然發現高架橋下有間燈光溫暖的小酒館,你推門進去,人不多,但酒館小,因此也差不多坐滿了,食物選項有限,你隨便點兩樣,入口之後卻都十分可口,老闆和其他熟客聊天,餘光照料著你,當你酒杯空了,他不動聲色斟滿,順道給你一個真誠的微笑,你窩著,暖了胃,耳根發熱,偶而也跟隔壁客人交換笑話。

不知何時你終於心甘情願推門出去,天色微光,空氣聞上去有早晨特有的清冷,四周無人無車,宛如末日空城,那時候的你只有一種心情:就算世界垮了,你也無所謂。這不是什麼奢華的喝酒地方,不炫不酷,永遠一副快垮掉的門面,卻總是還在那裡,在每一年最冷的日子、你人生最快樂的時刻,或只是感到無聊而已,你就不由自主向她走去,想坐上她的吧台,喝一杯甘美的調酒。

不需要等到失去才來懷念,也不用搞什麼偉大的文學排場,今日,且讓我們談論台北吧,像坐在我們心愛的小酒館裡,有一搭沒一搭,彷彿沒有明天地。敬我們的台北。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我台北,我街道》,木馬文化出版
作者:言叔夏、焦元溥、張亦絢、駱以軍、郝譽翔等
主編:胡晴舫

20位作家書寫台北街道的全新創作
他們的故事,我們的台北

不需要等到失去才來懷念,也不用搞什麼偉大的文學排場,
今日,且讓我們談論台北吧,像坐在我們心愛的小酒館裡,有一搭沒一搭,彷彿沒有明天地。敬我們的台北。——胡晴舫

二〇二〇年出版的《我香港,我街道》,既對香港社會深具意義,同時也引發了在台北的我們重新思考台北之於我們的意義。

本書由作家胡晴舫擔任主編,集合不同世代、不同背景的二十位作家的全新創作,他們各自以詩、散文、小說書寫記憶中的台北街道。小說與詩提煉出意象,散文貼近個人記憶與生活,不同文體、長度產生不同的閱讀效果,就像散步每一條街道感受到各自獨特的氛圍。

焦元溥寫消失的羅斯福路唱片行,馬世芳寫來不及參與的麥田咖啡館,張亦絢寫她的木柵路,崔舜華寫她的潮州街,吳鈞堯寫他的重慶南路,何致和寫永遠在他心底流動的西藏路,馬欣寫敦化南路的前世今生,王盛弘、羅毓嘉在這座城市私藏了他們的男孩記憶,郝譽翔在椰林大道度過了她的憂傷青春,以曲折方式學會在台北安置自己的馬翊航、王聰威,更有陸穎魚在台北街頭思念香港,顏訥在往生者帶領下探索她不知道的台北,陳雨航在文章不斷叩問,自己是否是台北人?而被言淑夏形容為春天繼母的台北街道,也有楊佳嫻的236公車呼嘯而過,裡頭住有陳宛茜認識的清朝耆老、陳又津描寫的公娼,以及駱以軍眼中身懷內力的各路高人。除了作家視角,更有來自法國的攝影師余白,用鏡頭拍攝他安身立命這麼久了的第二個家。閱讀他們的台北,讓我們更深刻了解這座城市。

本書參與作者
言叔夏/焦元溥/張亦絢/駱以軍/郝譽翔/崔舜華/王聰威/楊佳嫻/羅毓嘉/王盛弘/吳鈞堯/陳宛茜/馬世芳/馬翊航/陸穎魚/馬欣/何致和/顏訥/陳又津/陳雨航 (依文章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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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木馬文化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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