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對台「法律戰」(下):若要反制對岸,別忘了「中華民國」這個好用工具

北京對台「法律戰」(下):若要反制對岸,別忘了「中華民國」這個好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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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北京政權雖然獲得比較多的合法承認,但終究只是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只是一個代表國家的政府,而不是國家本身。別忘記:北京政權贏在政府的合法性,但沒有在法律屬性上優於台灣當局。

文:譚偉恩(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延續前篇,面對北京當局的「法律戰」及帶來之若干影響,台灣當局需要謀略與策略。首先,在既存《中華民國憲法》的框架下,必須要有制衡兩岸同屬一中和追求國家統一(本文稱為「雙一原則」)的法律思考,而且要盡可能把其它國家納入。

一個可行的方法是,針對目前《聯合國憲章》第23條中的「中華民國」(The Republic of China)大作文章。

在國際上,主動展現「雙一原則」的矛盾

詳言之,既然《聯合國憲章》中明列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是「中華民國」,那「中國」(China)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皆不是正確的名稱,除非聯合國進一步確認,當年大會通過之第2758號決議在內容上指涉的「中國」就是「中華民國」。只要聯合國做出這樣的確認,那第2758號決議裡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就只是合法代表「中華民國」的政府,與台灣當局在國際公法上的屬性並無二致,差別只剩下北京政權作為一個政府所得到的國際承認,多於台灣當局。

承上,如果聯合國無法對此做出確認(或迴避不做確認),而北京政權又堅持「中國」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適當的用語,那北京政權就應該要推動《聯合國憲章》的修正,將目前第23條內的「中華民國」更改為「中國」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倘若北京政權無力推動這樣的修正,或是無能推動,那「中華民國」依舊是目前聯合國組織法上適格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名稱。

鑑於國際公法上的條約必須遵守(pacta sunt servanda),以及北京政權自己在《規劃》中表示要依法治國的禁反言原則(doctrine of estoppel),北京政權派駐於安理會的外交代表全然名實不符。相較之下,全世界目前僅有在台灣地區的台灣當局是代表「中華民國」的政府,而且是有被至少超過十個以上的國家所承認之合法政府,故而從「法律戰」來看,台灣當局派出之代表在法律上比北京當局更具有適格性,聯合國的所有會員必須正視此一問題。

儘管有些讀者會認為上述方法並不可行,但相較於台灣當局過去長久以來不斷嘗試,但皆失敗之重返或加入聯合國的政策,本文於此提出之拙見顯然具有相對較高之可行性與法律上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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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除了在國際參與上提出制衡「雙一原則」的法律構思外,兩岸關係的交流要盡可能思考跨議題領域的任何可能性,並且最好是借助一些國際社會高度關注之焦點事件(focusing event)。

舉例來說,全球平均年均溫的持續上升,加速各國對全球暖化及各種極端氣候的安全顧慮,而《巴黎協定》(Paris Agrrment)生效之後,包括北京政權在內的許多政府紛紛提出自己所代表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峰值(peak emissions)。[1] 台灣當局不妨考慮藉由此議題進行突破性的兩岸關係發展,例如主張「大陸地區」的碳排量應該加上「台灣地區」的碳排量,才是「一中排量」。倘若北京政權真心認為台灣是不可分割或不能獨立之一部分,便沒有理由拒絕「台灣地區」產生的碳排量和「大陸地區」一併計算。

長久以來,兩岸交流聚焦在經濟事務的比重過高,但經濟上的互動頻繁或緊密顯然最終沒有優化或改善兩岸關係。惟若能從因應氣候變遷的角度切入,考量台灣溫室氣體的排量自1990年至今的大規模增幅與現階段極為有限之減排可能性,台灣當局應該將過去的經濟交流結合國際社會目前面臨之共通問題,把減少溫室氣體排量的相關事務與兩岸關係做一巧妙結合。

當然,如果北京政權明白拒絕或不願合併計算碳排量,台灣當局也沒有任何損失,反而可藉此證明與強化「台灣地區」的實質獨立性與自主性;毋寧,台灣地區不只是在本文先前提出的五大關鍵要項上與大陸地區迥不相同,還多了一項關於調適與緩解氣候變遷的純然獨立與高度自主。

最後,國內層次上,台灣當局要如何因應北京政權近幾年推出之一系列惠台措施,特別是要怎麼強化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係,以及化解共產黨對台灣社會施行之分化策略?從短期來看,行政院在2018年3月16日公布「壯大臺灣無畏挑戰─『對臺31項措施』之因應策略」報告中,已蒐集台灣地區各機關的統計與評估資料,研判北京政權的「31項措施」對我方經濟、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實際影響並不明顯。[2]

類此因應作為值得肯定且應予延續,而且要更進一步建立全面和系統性的數據資料庫,如此我方會越來越有能力追縱與分析對岸各種惠台措施究竟在哪些產業或對哪些人民較容易發揮影響。

不過,若從長計議,台灣當局可以有更高的戰略思維與應對之道。

事實上,COVID-19疫情的爆發對「人流」移動已構成實質性阻礙,毫無疑問在相當程度上弱化了惠台措施吸引台企或台灣人民之力道。但台灣當局與民間社會,宜趁機把握台灣在資通電等產業的競爭優勢與技術領先,不必一直拘泥在傳統人才外流的迷思或恐懼中;相反地,開始鼓勵且積極協助台灣企業和人才到世界各地(包括大陸地區)開疆拓土,賺外國人的錢和搶外國人的市場。善用我們的通訊科技與這些海外企業或人才即時連線,並提供他們在海外的必要法律支援或財務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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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頭來,「中華民國」仍是制衡「兩岸同屬一中和追求國家統一」的關鍵武器

兩岸關係或許難以被理解為一般通見的國際關係,但台灣當局與北京政權猶如對奕中之一方,各有自持的立場和堅持之利益。不過,儘管表面上彼此存在許多對峙,實則陰陽相待,正反相調,揣摩權量之下,衝突與合作併存。

有鑑於此,除非台灣當局有修改現行《憲法》中涉及國家領域範圍或《憲法增修條文》中關於「統一」表述之決心,也就是追求法律上的獨立建國,與大陸地區全然斷絕關係,否則兩岸關係的結構依舊是一國兩府的棋局,而「中華民國」依舊會是法律制度上台灣地區唯一能使用的國家名稱,而台灣當局也繼續會是代表「中華民國」的政府。[3] 在此前提下,因應北京政權「法律戰」的策略,就必然不能不設法制衡「雙一原則」,才不會在國際層次上讓北京政權佔盡話語優勢。

數量上,北京政權雖然獲得比較多的合法承認,但終究只是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只是一個代表國家的政府,而不是國家本身。簡言之,北京政權贏在政府的合法性,但沒有在法律屬性上優於台灣當局。只要台灣地區依舊維持實質客觀面的自主獨立,北京政權的「法律戰」效果就非常有限。

不過,台灣實際上有反轉劣勢之機會,可以在不破壞兩岸現狀的前提下,針對既有國際組織(例如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正確名稱)或國際制度(例如《巴黎協定》中的國家碳排量計算)的某些面向,提出讓北京政權陷於進退維谷的合理主張。此外,在政府與人民的關係上,台灣也不必一直囿於傳統人才外流之迷思,因為當代的「人流」跨境現象早已沛然莫之能禦。與其擔心人民和企業出走,不如鼓勵人民和企業進軍全球市場(包括大陸地區的市場),更加符合台灣的利益及長遠發展。

註解

  1. Heleen van Soest, Michel den Elzen, and Detlef van Vuuren, “Net-zero Emission Targets for Major Emitting Countries Consistent with the Paris Agreement,Nature Communications, 12: 2140 (2021)
  2. 詳見: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
  3. 類似的見解可參考:Chih Chieh Chou, “Contending Notions of the Cross-strait Status quo in Taiwan and across the Strait: Impacts on U.S.-Taiwan Relations,” China Review, Vo. 18, No. 3 (August 2018): 121-148(這篇論文的作者指出,多數台灣人支持兩岸目前的和平現狀,同時反對或質疑未來兩岸走向統一)。

延伸閱讀

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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