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台灣防疫比馬來西亞好?自律的公民社會與民主問責是重要原因

為何台灣防疫比馬來西亞好?自律的公民社會與民主問責是重要原因
馬來西亞首相慕尤丁(左)。Photo Credit:AP/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馬來西亞很少重大的天災人禍,持續的經濟發展讓大部份人民過著安定的生活,因此對政府效能和專業度雖有批評,但容忍度較高。而疫情大流行揭露政府深層的制度問題,也讓人民大悟,要保命安家,唯有聯手打造民主的問責政府。

文:曾麗萍(馬來西亞前傳播科系講師,現為在籍學生)

台灣在今年5月爆發第一波疫情,進入三級警戒開始後,馬來西亞的親友紛紛傳訊人在台北的我,關心我的安危。那時馬來西亞每天確診數6、7000例,之後疫情持續升溫,政府再度宣佈封城。如今台灣疫情趨緩且受到控制,中央疾情指揮中心宣佈降級,但馬來西亞確診數未見趨緩,至今已連續十多天破萬,人在大馬的朋友疑惑說:「都不出門兩個月了,為什麼確診數還不降反升?」

這一年來,全球面對病毒肆虐,有些國家能迅速攔阻病毒,長期維持低確診數,有些國家卻受困於一波又一波的大爆發,令醫護體系崩潰,人民陷入防疫疲乏的惡性循環裡,而馬來西亞很不幸地屬於後者。從MCO、RMCO、CMCO到EMCO,從最嚴格的封城到適度開放,政府始終未能控制疫情,如今甚至已完全失控,目前只剩下的唯一辦法是加速接種疫苗,寄望達成群體免疫後能擺脫可怕的病毒。國人批評失能失職的政府已批評到詞窮,人在台北,我想可以分享對台灣三級警戒的觀察,提供不同角度來思考目前的困境。

(編按:MCO為movement control order,中文為「行動管制令」,RMCO、CMCO、EMCO為嚴格程度不一的行動管制令;文中「我國」是指馬來西亞)

防疫應變措施全球雷同

全球疫情大爆發後,各國每天上報各項數據,互相參考防疫經驗。首先,我認為全世界的防疫措施基本上大同小異,馬來西亞政府事實上也實施了相似措施。

最基本的措施是強制落實戴口罩、維持社交距離等NPI措施(Non-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s,非藥物介入措施);進入社區感染後,依疫情嚴重度所實施的措施包括關閉學校、辦公場所、公共場所等,並要求非民生物資行業停業或改在家辦公,禁止餐廳內用或採座位區隔,禁止大型活動和群聚,禁止跨州縣、嚴格邊境管制等等。而最為嚴格大概就是禁止人民外出(初期武漢爆發時中國政府使用的方式)或禁止離家超過一定的距離(我國不准人民離家10公里)。

除了以上防疫措施,防堵病毒的前線工作也有一套即定的SOP。當局一旦發現確診者,就要迅速進行完整的疫調,將可能接觸者匡列起來,擴大採檢找出受感染者,並將所有密切接觸者隔離起來觀察,以及要求可能接觸者自主健康管理。

如果負責機構能切實做好每一個步驟,阻隔病毒的成功率就會提高,但如果無法在初期阻隔,使社區感染失控,恐怕已沒有資源和人力再做詳細疫調了。因此,就可能會進行全國普篩,但普篩是否有效,各國有不同意見。

方法和SOP都是死的,真正的分別在於,各國政府如何運用和執行以上措施,公民社會又如何反應。今年5月之前,台灣和全世界彷彿處在平行時空,在全球疫情最嚴重時仍然如常上班上課,萬人演唱會照開,除了落實NPI,從未封城停業。

5月爆發第一波疫情後,指揮中心提升至三級警戒,實施更嚴格的措施,包括禁止八大行業開業,學校改線上教學、禁止室內5人以上,室外10人以上群聚等。即便如此,三級警戒未禁止人民外出和跨縣,即使發生因跨縣而導致的病毒傳染,台灣始終沒有封城。

台灣能在沒有封城下控制住疫情,並非運用了什麼獨到的防疫措施,花了兩個月成功阻止病毒擴散的原因,我簡略為兩個:政府效能和公民社會的自主性。

疫情指揮中心專業決定

台灣在2003年經歷慘痛的SARS後,積極強化傳染病的防制措施,用了17年建立完善的制度和演習,才能以在去年初得知中國武漢發生病毒傳染後迅速反應。台灣政府做的第一件重要的決定是成立統一指揮中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CECC)」,並迅速進行邊境管理,及早封鎖中國入境。迅速反應、統一指揮、封鎖邊境是台灣贏在起跑點的重要因素。

起跑比別人快,不代表能持續領先,台灣能守住一年,在爆發第一波社區傳染後逐步控制住疫情,我認為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小英政府和指揮中心頂住了政治壓力,堅守專業,切實執行上述防疫措施。

台灣是個民主國家,近年黨派兩極化嚴重,又有中國代理人隨時伺機而動,散佈假訊息造謠,指揮中心的任何舉動都被媒體放大檢視和批評,政務官要守住專業和執行力,不被政治口水動搖軍心,其實非常困難。衛福部長陳時中帶領的CECC能頂住各種壓力,最主要的是獲得全面授權,得以依據專業判斷實施正確決策,並通力進行資源整合和配置。

陳時中戴「戰貓」口罩引發熱議
Photo Credit: 中央社
圖為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陳時中指揮官。

除了專業力和執行力,台灣指揮中心還有一個特點:獲得人民的高度信任。在一個民主國家,政府要獲得人民信任,首要資訊透明和問責。從去年成立後,指揮中心在疫情較為嚴峻的時候每天舉行記者會。除了陳時中指揮官,主要的負責官員也都列席,天天說明工作進展,面對記者提問,除了第一時間傳達最新防疫政策和專業解說,也主動糾正假訊息和解釋爭議,偶爾也會對自身的失言和錯失,接受公民社會的批評,主動認錯、及時改正。

另外,陳時中領導下的團隊氣質也是關鍵。比如說,三級警戒開始以來,指揮中心和地方政府合作抗疫,疫情最嚴重的新北市市長是國民黨的侯友宜,台北市長是民眾黨的柯文哲,兩黨皆是執政黨民進黨的政治對手,中央下達的指令,兩位市長在每日市政府記者會上不乏「建言」。民選的市政府擁有地方行政權力,並非中央一紙令下就聽命執行,中央要取得地方政府的合作團結抗疫,也並非易事,陳時中團隊的高EQ值得記上一筆。

追求新聞「衝突性」的媒體常常在記者會上轉述地方首長對中央的批評,有時甚至是針對個人的批評,陳時中從來不會反唇相譏,也不見動氣不耐,大部份時候四兩撥千金,需要更正訊息時則就事論事。這種脾氣已成為團隊氣質,不管面對怎樣的批評,前線官員都沈穩應對,不節外生枝。團隊氣質加上務實的行事方式,使指揮中心獲得人民支持,提高了「逆時中」的代價成本,也增加了與地方斡旋的籌碼。

當然,台灣能控制住疫情,絕對不能全歸功於中央,擁有優秀行政能力的地方政府團隊不少,像屏東縣、彰化縣、高雄市、新北市等,在疫情高峰期,地方政府一發現確診者,就全面迅速進行精確疫調、匡列、採檢和隔離,成功及時阻擋病毒散播。

談到這裡,不由想起馬來西亞的衛生總監諾希山(Noor Hisham Abdullah)。一肩扛起抗疫重任的諾希山在去年曾經獲得全民信任,但隨著防疫措施破綻百出、疫情加劇,其聲望已大不如前。人民心知肚明,防疫失敗的責任由諾希山一人來扛並不公允,他並不真正擁有實權,他上頭還有荒謬的衛生部長阿漢峇峇(Adham Baba)和政治上內外受敵正焦頭爛額的首相慕尤丁(Mahiaddin Md Yassin),這位溫文好脾氣的「無牙老虎」在必須配合政客的政治算計下,還能保有多少專業決斷的空間?

我國缺乏由專業帶領且全面授權的統一指揮中心,部門之間的溝通和協調常出問題,以致防疫政策朝令夕改。長期的官僚習氣,部門之間互相推施,大疫當前又未能整合出從中央到地方上下一致的高效行政團隊,嚴格執行SOP,終使社區感染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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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馬來西亞衛生部衛生總監諾希山。

自主和自律的公民社會

台灣並未實施封城,但在三級警戒初期,街道和公共場所的人潮大幅減少,國際媒體都贊揚台灣人民「自主封城」,公民社會素質高。台灣人第一次經驗社區感染,初期不敢出門是可以理解的,如果當局沒有把握住人民願意配合不出門的「黃金時期」控制住疫情,一再延長警戒,人民還是會出現防疫疲乏,屆時還能不能關得住,就不好說了。

三級警戒初期,不少人對於不封城感到不安,也有出現要求封城的聲音。在這方面,台灣政府似乎更開放,指揮中心的立場是非不得已不嚴格控制人民的行動,而是訴求人民自主配合,如陳時中所言,防疫分為被動防疫和主動防疫,主動防疫是人民能自主判斷風險,自主避免感染病毒的行為(比如群聚),他認為這是比較好的。

因此,在防疫上,指揮中心不斷勸說台灣人民擔負一定的公民責任,將NPI切實執行在生活裡。這種即自主又必須自律的狀況是很微妙的,希望封城的人,大概也是擔心自由被濫用,成為防疫破口,因而更希望由上而下的嚴格控管。個人並不贊成這個論點,我認為人民是有可能在有限度控管的防疫措施下學習主動防疫,並在疫情趨緩後延續。反之,如果一開始就嚴格封城,像馬來西亞,被關太久的人民更有可能在解封後大量群聚,導致解了封、封了解的循環。

我可以用一個生活化的例子,來說明所謂自律又自主的微妙。新北市是台灣疫情最嚴重的區域,因此很早就採市場分流制來限制人流(編按:新北市為各市場自治會因地制宜的人流管制措施)。某個星期一,我和朋友要到某大賣場購物,但該賣場五天前才公告相關措施,身份證號單數可在一、三、五、日採買,雙數二、四、六。我和朋友的身份證號都是雙數,那天應該是去不了。

台灣朋友認為可以打電話問問看,結果客服告訴她,市府規定週一到週五是「自主分流」,週六和周日才是強制分流。意思是,週一到週五並未強制分流,雙數還是可以在星期一去採買。這蠻有趣的,既然如此,週一到週五和不分流有什麼差別?為什麼要搞出個「自主分流」的名堂?

或許這體現了從中央到地方政府在拿捏「鬆和緊」的分寸。在民主台灣,政府不能管太嚴,否則會遭到公民社會反彈,但台灣人民又不希望政府管太少,政府被督促要「做事」,做不好就要承受猛烈抨擊。台灣社會民主化的時間不長,公民社會和政府都還保有活力,相信是在兩造長期磨合下,創造出這種具有彈性空間的治理模式,使政府和公民社會都具有一定的動能。

重思改革打造民主問責

來台一年,我對台灣的了解未必正確,離馬一年,對馬來西亞局勢的變化掌握也未必充份。但我想,在罵政府罵到詞窮的時刻,不應對馬來西亞過份悲觀,至少我們還可以找出努力的方向,這些方向包括:

一、持續追求民主化:中國在去年成功控制疫情後,就不斷嘲笑西方民主國家失效失能,力證民主是壞制度。所幸還有一些較為成功的民主國家例子,台灣之外,還有紐西蘭、澳洲、冰島等。借用台灣三級警戒的經驗,證明嚴格禁錮人身自由並非控制疫情的唯一方法,防疫管制措施也不一定要以犧牲自主為代價。創造出可能的自主空間或更能讓人民學習與病毒共存,而非完全仰賴政府施為。民主並非神丹妙藥,民主化是一個持續磨練的過程,不只是要打造更理想的政府,也包括更成熟的公民社會。

二、明辨好政府與爛政府:疫情大考是照妖鏡,爛政府無所循形。馬來西亞很少重大的天災人禍,持續的經濟發展讓大部份人民過著安定的生活,因此,人民對政府效能和專業度雖有批評,但容忍度較高。過去,部長職是政治分配,專業能力和行政能力都是其次考量,就此,公民社會的反對力度也不強。大流行揭露我國政府深層的制度問題,也讓人民大悟,絕對不能再忍受一個只會在大選派錢和打官腔的政府,要保命安家,唯有聯手打造民主的問責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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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Reuters/達志影像
圖為一戴口罩的民眾經過吉隆坡一處馬國首相慕尤丁抗疫的壁畫。

本文獲當代評論授權刊登,原文請見:看看臺灣,為何馬來西亞防疫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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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杜晉軒
核稿編輯:楊士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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