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政府的失能讓民間「白旗」與「黑旗」運動興起,疫情下的人民如何實踐抗爭?

馬來西亞政府的失能讓民間「白旗」與「黑旗」運動興起,疫情下的人民如何實踐抗爭?
圖為7月31日,在吉隆坡街頭的抗議現場,人民要求首相慕尤丁下台。Photo Credit:馬來西亞人民團結互助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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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的COVID-19疫情在去年2月底爆發後,人民除面對疫情帶來的經濟衝擊,還得承受政客爭權帶來的紛擾,因此在今年7月31日,一群青年走上街頭抗議失能的政府,儘管運動僅半天就結束,但也是疫情爆發以來最大的示威,主辦單位稱約1000人參與。

一個失能的政府

2020年2月的喜來登事件後,國民聯盟(Perikatan Nasional,下稱「國盟」)正式取代希望聯盟,成為馬來西亞新的執政陣營。這起爭議事件令國盟背上「後門政府」的罵名,理由是國盟政權雖符合西敏寺內閣體制,但未經正式選舉授權,使選民感受到背叛。

不過,與希望聯盟一樣,國盟是一個權宜之下、倉促組成的政治聯盟。這樣的政治聯盟在派系、理念、權力分配等方面必然高度不穩定,為了鞏固權力及執政優勢,國盟政府的內閣安排可能有更多的裙帶考量,導致以官位酬庸或拉攏派系的現象。換句話說,國盟政府的部長較不是以專業能力或理念價值來遴選,庸碌的政客也能透過派系關係擔任高職。

國盟執政後不久,馬來西亞即深陷COVID-19疫情風暴,這場災難重創社會經濟及人權條件。疫情中,馬來西亞之所以能維持中低度行政效能而不至於崩潰,實際上是專業官僚體系的功勞。這些官僚透過專業知識和相對穩定的組織架構,維持了國家的社會生活、經濟活動、醫療機構的基本運作。不過,庸碌的內閣沒辦法仰賴這些官僚制定適切的復甦方案,導致馬來西亞疫情不斷升溫,社會經濟瀕臨崩潰邊緣。

政府的失能造成民怨四起。過去數週,馬來西亞發生多起不同形式的抗爭行動,回應朝令夕改、無法適任的國盟政府。其中多起抗爭行動都與政府無法控制疫情有關。

例如東馬沙巴州的一個村莊Kampung Muhibbah Raya,當地仰賴日薪工作的村民無法承受不斷延長的行動管制令而發起示威,西馬柔佛州民眾也嘗試發起抗議政府實施行動管制令的活動、民眾自發掛起白旗向鄰里求助、約聘醫生在疫情下因勞動權益受忽視發起罷工等等。

另一方面,國盟也接連面對體制上的壓力。先是國盟成員黨及派系的鬥爭,後又因暫停國會引來各方疑慮,最後又因國家王宮譴責國盟政府解除緊急狀態條例的作法誤導國會、不符合君主立憲制運作常規,再度重創其統治正當性。

孱弱的國盟政府一直面對反對陣營的進逼,而最高元首是政府正當性最大的保證,如今國家王宮發文譴責國盟政府,無疑為不滿國盟的各方陣營提供進行抗爭的政治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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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馬來西亞最高元首蘇丹阿布杜拉沙

黑旗前夕:從民生自助到「站出來反抗」

最初,大部分抗爭行動的原因都出自於生活的困頓、勞動權益的剝削,主要訴求馬來西亞政府應重視疫情下的民間疾苦。但隨著國內病例數不斷上升,經濟生活無法在短期內恢復,許多抗爭行動也開始聲討政府,要求首相慕尤丁下台。

2021年6月底,民眾透過網路發起「白旗運動」,鼓勵生活困頓的民眾懸掛白旗,有經濟餘裕的人則積極救濟,最終引起廣大迴響及關注。接續白旗運動,馬來西亞人民團結互助秘書處(Sekretariat Solidariti Rakyat,下文簡稱SSR)開始號召人們懸掛黑旗,將國盟政府視為直接的抗爭對象。

他們抗議國盟政府只戀權好鬥、施政效能低弱、損害議會民主,要求慕尤丁政府下台、終止緊急狀態,並重新召開國會。這項運動透過多元形式進行,民眾可以在家戶懸掛黑旗,也能選擇在網路上換上黑色頭像、標註#BenderaHitam(黑旗)及#lawan(反抗)等標籤參與。

7月17日,SSR及其他藝文工作者動員各族群文學愛好者,在社群媒體上發表詩作,發起標籤#puisidarurat,意即以詩抗議/疫,表達對政府的不滿及批評。

同一天,約20名SSR成員及其支持者在吉隆坡獨立廣場高舉寫著「我們遭到背叛」、「站出來反抗」等字樣的黑旗,並以白布包裹的布偶模擬屍體,象徵馬來西亞疫情間不斷升高的死亡數字。抗爭行動結束後,許多社運人士都被警方傳召審訊甚或拘留,顯示新政府對公民社會的行動仍舊採取保守的態度。

不過,SSR並未放棄抗爭。獨立廣場黑旗行動後不久,他們以車隊方式在鬧市中展示黑旗,爭取民眾的關注及支持。與此同時,SSR也開始籌劃7月31日在獨立廣場的大型集會抗爭,希望將抗爭運動推到高點,訴求慕尤丁政府下台。

不安全感蔓延,疫情下如何動員民眾參與抗爭?

SSR作為年輕的社運團體,主要由20-30名來自不同非政府組織、藝文團體的青年組成。在國盟執政失敗與疫情陰影下,這些青年有感於公民行動的急迫性,因此迅速地展開串聯。這也反映出馬來西亞公民社會行動者之間的緊密連帶。但接下來的問題是,要如何突破社運人士的圈子進行動員?如何讓民眾願意長期支持,投入公共討論乃至實體行動?

上述問題在疫情之下更顯艱難,畢竟社運作為高風險的活動,民眾要一面應對瘟疫所帶來的生活困頓,一面付出心力投入公共領域,弄不好會遭到更嚴重的挫敗。早在抗爭之前,警方就密集傳喚數位抗爭人士,如集會前夕援引煽動法令拘留社運人士莎拉依迪那(Sarah Irdina)長達10個小時。這是警方的慣常行動,旨在嚇阻民眾參與集會。在重重的危險氛圍中,SSR在Clubhouse上的論壇就引來諸多民眾追問「疫情風險」及「警方執法」的疑慮,顯示在險境中要求公民投入高風險的政治行動並非易事。

為此,SSR將「安全」視為首要考量。和過去發生的許多社運類似,SSR在抗爭行動前就分享應對警方的「教戰守則」,身經百戰的社運人士也以過來人經驗請參與者放心:「馬來西亞警方近年來往往不會與抗爭人士直接衝突。大多時候只是在旁監督及記錄,弄清局勢後才針對核心人物展開調查或逮捕」——言下之意即一般參與者的處境是相對安全的(Clubhouse,2021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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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供應鏈緊張,通膨持續影響消費市場,品牌經營者應該如何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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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俄烏戰爭造成全球性的通膨與供應鏈吃緊,使得在疫情隔離政策下消費需求大增的電商產業,看似潛力無窮,卻隱含潛在的成本結構問題。品牌主應如何保持優勢、降低通膨與供應鏈帶來的影響?

自2020年起,全球局勢的轉變以疫情作為起點,再到俄烏戰爭、台海情勢而不斷發酵,接連影響經濟層面的通貨膨脹與供應鏈吃緊,而各國央行祭出的升息政策也讓人們更傾向把錢留在銀行、放緩借貸、減少投資,甚至減少消費,對品牌經營造成莫大影響。

《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就曾指出,全球供應鏈的動盪阻礙了銷售。不斷上漲的勞動力和燃料成本增加了每筆訂單的費用,再加上利率的急劇變化,讓消費者未來的支出成為不可預測的問號。

影響之大,就連在疫情期間看似爆發性成長的電子商務產業,也在此背景下受到打擊。根據 Statista Digital Market Outlook的最新預測,電子商務收入預計將首次出現萎縮,其最主要原因正是供應鏈、通膨所造成。

因應不同的時空環境,品牌主更需要不同的應對策略,除了重視銷售結果之外,也應回頭省視包括成本定價、財務規劃等企業營運的本質,才能達到永續經營,持續獲利。

通膨與供應鏈問題如何吃掉電商獲利?

疫情下的隔離措施、封城政策等,為電商的發展提供了空前絕後的機會,巨大消費者需求帶起營業額、物流需求以及廣告投資等。不過,在這場空前的繁榮之後,一個轉折點到來了——俄烏戰爭、通貨膨脹與供應鏈衝擊等導致全球經濟衰退,原本突飛猛進的業績開始放緩。

通膨帶來的效應是巨大且一連串的。首先,消費者會驚覺手上的現金能買到的東西愈來愈少,接著他們又發現隨之而來的升息,讓各式貸款如車貸、房貸的負擔變得更加沈重。這些現實會讓消費者開始減少非必需品的支出,例如保養化妝品、鞋包3C等,導致相關產品的銷量下降;同時,消費者也會更精打細算地採購必需品,趁著折價時一口氣囤積貨物,可能讓銷售額短暫上衝,卻後繼無力。

而供應鏈所造成的影響更為直接顯著——當工廠所在地(如中國)因疫情而對製造與運送進行限制和封鎖時,就會造成全球供應鏈的不穩定。品牌更常面臨產品缺貨的問題,甚至是物流配送的時間拉長,讓消費者擔心何時才會收到他們買的東西,或是乾脆放棄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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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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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營運,度過低迷期

從今年起,不少經營多年的電商業主可能面臨銷售效果不彰的問題;而對於新進電商產業的年輕品牌來說,則是一個彎道超車、進場學習的關鍵點。哪間公司可以重整營運模式、迅速建立彈性,就能找出通往高盈利能力的道路,進而度過低迷期,並在下一個週期中茁壯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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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 Stock

那麼,究竟品牌主應如何思考新局勢下的數位商務結構?可先從兩個大方面著手:

1.利潤結構:成本與獲利是經商最重要的原則,如果沒有好好計算與規劃利潤結構,便可能陷入盲點,甚至產生「多賣多賠」的情況。因此,品牌主應在所有成本都上漲的局勢下重新檢視商務本質,從定價商品、如何漲價、到設計商品組合開始學習,以財務觀點檢視利潤結構。

2.整體佈局策略:巴菲特曾說:「海水退潮就知道誰沒穿褲子游泳。」套用在經商也一樣,當景氣不好時就知道誰的企業體質不好。因此,電商品牌應以永續經營為目標,為完整產品生命週期建立策略,學習從籌備、銷售、客戶關係經營等的結構化知識。

品牌必修課——「電商結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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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電商結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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