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政府的失能讓民間「白旗」與「黑旗」運動興起,疫情下的人民如何實踐抗爭?

馬來西亞政府的失能讓民間「白旗」與「黑旗」運動興起,疫情下的人民如何實踐抗爭?
圖為7月31日,在吉隆坡街頭的抗議現場,人民要求首相慕尤丁下台。Photo Credit:馬來西亞人民團結互助秘書處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馬來西亞的COVID-19疫情在去年2月底爆發後,人民除面對疫情帶來的經濟衝擊,還得承受政客爭權帶來的紛擾,因此在今年7月31日,一群青年走上街頭抗議失能的政府,儘管運動僅半天就結束,但也是疫情爆發以來最大的示威,主辦單位稱約1000人參與。

一個失能的政府

2020年2月的喜來登事件後,國民聯盟(Perikatan Nasional,下稱「國盟」)正式取代希望聯盟,成為馬來西亞新的執政陣營。這起爭議事件令國盟背上「後門政府」的罵名,理由是國盟政權雖符合西敏寺內閣體制,但未經正式選舉授權,使選民感受到背叛。

不過,與希望聯盟一樣,國盟是一個權宜之下、倉促組成的政治聯盟。這樣的政治聯盟在派系、理念、權力分配等方面必然高度不穩定,為了鞏固權力及執政優勢,國盟政府的內閣安排可能有更多的裙帶考量,導致以官位酬庸或拉攏派系的現象。換句話說,國盟政府的部長較不是以專業能力或理念價值來遴選,庸碌的政客也能透過派系關係擔任高職。

國盟執政後不久,馬來西亞即深陷COVID-19疫情風暴,這場災難重創社會經濟及人權條件。疫情中,馬來西亞之所以能維持中低度行政效能而不至於崩潰,實際上是專業官僚體系的功勞。這些官僚透過專業知識和相對穩定的組織架構,維持了國家的社會生活、經濟活動、醫療機構的基本運作。不過,庸碌的內閣沒辦法仰賴這些官僚制定適切的復甦方案,導致馬來西亞疫情不斷升溫,社會經濟瀕臨崩潰邊緣。

政府的失能造成民怨四起。過去數週,馬來西亞發生多起不同形式的抗爭行動,回應朝令夕改、無法適任的國盟政府。其中多起抗爭行動都與政府無法控制疫情有關。

例如東馬沙巴州的一個村莊Kampung Muhibbah Raya,當地仰賴日薪工作的村民無法承受不斷延長的行動管制令而發起示威,西馬柔佛州民眾也嘗試發起抗議政府實施行動管制令的活動、民眾自發掛起白旗向鄰里求助、約聘醫生在疫情下因勞動權益受忽視發起罷工等等。

另一方面,國盟也接連面對體制上的壓力。先是國盟成員黨及派系的鬥爭,後又因暫停國會引來各方疑慮,最後又因國家王宮譴責國盟政府解除緊急狀態條例的作法誤導國會、不符合君主立憲制運作常規,再度重創其統治正當性。

孱弱的國盟政府一直面對反對陣營的進逼,而最高元首是政府正當性最大的保證,如今國家王宮發文譴責國盟政府,無疑為不滿國盟的各方陣營提供進行抗爭的政治機會。

AP_20139248786443
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馬來西亞最高元首蘇丹阿布杜拉沙

黑旗前夕:從民生自助到「站出來反抗」

最初,大部分抗爭行動的原因都出自於生活的困頓、勞動權益的剝削,主要訴求馬來西亞政府應重視疫情下的民間疾苦。但隨著國內病例數不斷上升,經濟生活無法在短期內恢復,許多抗爭行動也開始聲討政府,要求首相慕尤丁下台。

2021年6月底,民眾透過網路發起「白旗運動」,鼓勵生活困頓的民眾懸掛白旗,有經濟餘裕的人則積極救濟,最終引起廣大迴響及關注。接續白旗運動,馬來西亞人民團結互助秘書處(Sekretariat Solidariti Rakyat,下文簡稱SSR)開始號召人們懸掛黑旗,將國盟政府視為直接的抗爭對象。

他們抗議國盟政府只戀權好鬥、施政效能低弱、損害議會民主,要求慕尤丁政府下台、終止緊急狀態,並重新召開國會。這項運動透過多元形式進行,民眾可以在家戶懸掛黑旗,也能選擇在網路上換上黑色頭像、標註#BenderaHitam(黑旗)及#lawan(反抗)等標籤參與。

7月17日,SSR及其他藝文工作者動員各族群文學愛好者,在社群媒體上發表詩作,發起標籤#puisidarurat,意即以詩抗議/疫,表達對政府的不滿及批評。

同一天,約20名SSR成員及其支持者在吉隆坡獨立廣場高舉寫著「我們遭到背叛」、「站出來反抗」等字樣的黑旗,並以白布包裹的布偶模擬屍體,象徵馬來西亞疫情間不斷升高的死亡數字。抗爭行動結束後,許多社運人士都被警方傳召審訊甚或拘留,顯示新政府對公民社會的行動仍舊採取保守的態度。

不過,SSR並未放棄抗爭。獨立廣場黑旗行動後不久,他們以車隊方式在鬧市中展示黑旗,爭取民眾的關注及支持。與此同時,SSR也開始籌劃7月31日在獨立廣場的大型集會抗爭,希望將抗爭運動推到高點,訴求慕尤丁政府下台。

不安全感蔓延,疫情下如何動員民眾參與抗爭?

SSR作為年輕的社運團體,主要由20-30名來自不同非政府組織、藝文團體的青年組成。在國盟執政失敗與疫情陰影下,這些青年有感於公民行動的急迫性,因此迅速地展開串聯。這也反映出馬來西亞公民社會行動者之間的緊密連帶。但接下來的問題是,要如何突破社運人士的圈子進行動員?如何讓民眾願意長期支持,投入公共討論乃至實體行動?

上述問題在疫情之下更顯艱難,畢竟社運作為高風險的活動,民眾要一面應對瘟疫所帶來的生活困頓,一面付出心力投入公共領域,弄不好會遭到更嚴重的挫敗。早在抗爭之前,警方就密集傳喚數位抗爭人士,如集會前夕援引煽動法令拘留社運人士莎拉依迪那(Sarah Irdina)長達10個小時。這是警方的慣常行動,旨在嚇阻民眾參與集會。在重重的危險氛圍中,SSR在Clubhouse上的論壇就引來諸多民眾追問「疫情風險」及「警方執法」的疑慮,顯示在險境中要求公民投入高風險的政治行動並非易事。

為此,SSR將「安全」視為首要考量。和過去發生的許多社運類似,SSR在抗爭行動前就分享應對警方的「教戰守則」,身經百戰的社運人士也以過來人經驗請參與者放心:「馬來西亞警方近年來往往不會與抗爭人士直接衝突。大多時候只是在旁監督及記錄,弄清局勢後才針對核心人物展開調查或逮捕」——言下之意即一般參與者的處境是相對安全的(Clubhouse,2021年7月29日)。

較為特別的是,SSR將染疫風險考慮在內,戴口罩、量體溫成為基本標配,也勸請民眾參與前自主測量體溫及快篩檢測,降低染疫風險。這些注意事項被整理成22頁的手冊,在網路上供民眾自由下載,希望能以嚴謹周全的態度降低民眾的疑慮。

線上線下舉黑旗:做好長期抗爭的準備

SSR必然意識到在警方及疫情交織的恐懼中不易動員,因此將戰線遍及實體和網路空間。前述的家戶懸掛黑旗、網路上標籤聲援、詩作分享等策略都一定程度地協助抗爭符號傳播,而後續也期待透過更多的藝文創作來進行抗爭。

值得一提的是,SSR參考疫情間其他國家(如泰國、緬甸)的抗爭作法,探討長期抗爭的可能性。這種長期、小型的抗爭形式更難以動員,也更容易為警方針對。但若執行成功,將會對馬來西亞公民社會文化造成重大影響,社會運動也將轉向更為普遍、常態的政治行動。

馬來西亞過去一直仰賴大型組織進行社運動員,一般民眾不僅無法介入組織決策核心,在大型集會現場的參與經驗也較為邊緣、零碎、疏離,小型集會可以彌補這些缺憾,但難題依舊是如何突破社運同溫層、激發民眾政治效能感,鼓勵更多人主動積極地參與。

誠然,SSR目前的作法有機會突破上述難題。不同於過去的公民組織,SSR強調去科層化的組織形式,由成員共同提出意見及行動方針,繼而達成共識。理論上,這種組織形式淡化核心權威及僵硬的科層規範,成員可以善用個人人際網絡招募團體成員,協助養成穩定投入公共事務的公民。

不過,缺乏穩健的組織也有其缺點。由於穩健的組織型態能有效累積資源、串聯不同社會團體,有能力在體制上持續進行抵抗或遊說,而過去透過網路動員、訴求直接民主、組織去中心化的社會運動,實際上都不利於長期經營或對當權者有效施壓。如何在組織層面上克服迂腐、僵化的領導模式,並取得長期經營及抗爭的優勢,將是SSR未來的難題。

「獨立廣場」外的那天:重奪民主自由的社運空間

7月31日上午,警方在獨立廣場周圍設下重重路障,封鎖所有通往廣場的道路。集會參與者聚集在廣場附近的占美清真寺(masjid jamek),試圖前進獨立廣場,期待能突破警方的重圍。其實獨立廣場被封鎖早在SSR的預期之中。過去20年來,不少社會運動都以佔獨立廣場為目標,但實際突破封鎖的經驗相當少。對社運組織及警方而言,獨立廣場都是具有特殊含義、必須爭奪的空間。

獨立廣場不僅充滿過去社運的集體記憶,同時也是首次升起馬來亞國旗的地點。此外,獨立廣場馬來語為「Dataran Merdeka」,「Merdeka」除了有「獨立」的意思之外,也蘊含著「自由」的概念。在民主化浪潮中,這裡不再只是「去殖民」的歷史場所,同時也是公民聲討民主生活與自由理念的重要空間。

社運人士試圖進入獨立廣場,除了回應過去社運的歷史記憶,同時也是從國家機器手中搶奪「獨立」及「自由」意義的實踐。警方代表國家機器封鎖「獨立廣場」,其實也意味著政府箝制公民自主及自由精神。在此,獨立廣場不再只是物理空間,雙方在廣場外劍拔弩張,其實正在進行象徵符號的爭奪戰。

這一天的黑旗鬥爭隊伍從占美清真寺出發,步行約3公里以後就停留在廣場與市政大廈之間的議會路(Jalan Parliment)上。參與群眾在這裡席地而坐,高舉抗議慕尤丁政府的標語,並在隊伍中間展示了用白布包裹的屍體布偶。特別的是,無論是行進中的隊伍或就地坐下的人群,人與人之間都維持著一段社交距離。警車也隨即開進人群,在隊伍中鳴響警笛警告抗爭民眾。不過,這些圍繞著警車的抗爭者把口號喊得更大聲,並未直接與警員發生衝突。這也意味著SSR實現了他們的「安全」承諾,嘗試控制疫情或警察暴力所帶來的風險。

值得一提的是,或許受到疫情影響,這場集會主要參與人士以青年為主。但「青年」的身份在抗爭過程中卻有意被構框為一個重要的認同。不少人喊著「Bangkit Anak Muda」(青年崛起)的口號,連帶場上一些較為年長的人士也指出自己是「為青年而來」。

與過去馬來西亞以「年長男性政治人物」作為團體核心的社運相比(對部分社運人士來說,這或許是件冒犯的論斷,但過去諸多大型社運場合,對一般民眾較具吸引力的總是這群政治人物),這場鬥爭集會更為訴求「青年參政」的合理性,甚至在場的反對黨-公正黨副主席蔡添強也未能成為主導核心。

遺憾的是,近千名鬥爭人士也仍舊無法逼迫警方開放獨立廣場。過程中,警方不斷發出警告,組織團體或參與民眾都無法承擔疫情中與警方發生衝突的風險,最終在12點50分宣告解散。換句話說,青年公民仍舊被排除在「獨立」、「自由」的價值之外,國家機器依然是這個空間的實質權力控制者。

諷刺的是,現任首相慕尤丁,曾在2016年與前首相馬哈迪參與「乾淨與公平選舉聯盟」的大集會時,也一樣被警方排除在獨立廣場之外。當時慕尤丁仍義正言辭地批評時任首相納吉狂妄自大——而如今,這為掌權者也並未賦權給走上街頭的公民。

馬來西亞後疫情時代公民社會的可能

社會運動研究者常會很有默契地說,只要人們站出來,這場運動就算成功了。這並非鄉愿,也絕非事後諸葛。社會運動的困難之處在於動員,在動員過程中,社運團體必須解決搭便車問題、動用大筆資源、營造可以令參與者信任的文化及認同,而這一切都絕非易事。尤其在國家暴力及疫情籠罩的陰影下,SSR能號召近千人走上街頭,已經是相當值得肯定的一場社會運動。

當然,這也意味著民眾對政府的不滿足以克服對疫情的恐懼。可真正的難題是,要怎麼將這場運動的態勢維持到疫情結束,並像部分社運人士所期待的——形成遍地開花的公民運動文化?

我想,SSR也早已意識到,走上街頭的群眾始終是少數。願意「出街」的參與者常常受惠於特殊的生命傳記、文化資本以及緊密的網絡連帶,而大部分群眾受限於教育、經濟生活、傳統價值,往往不願意或不能參與社會運動。況且,許多參與運動的民眾並未真的「投入」其中,社運結束後,這些民眾的公民意識很快就面對殘酷社會的各類挑戰而遭消磨。

面對這類群眾,SSR除了重新構框議題,也能試著調降抗爭形式的門檻,讓更多族群能「投入」公民行動。換言之,SSR可以持續發展早前提到的多元抗爭形式,以深入社區、家戶讓民眾直接參與。具體例子如蒐集疫情間的集體記憶、組織民眾自發書寫困頓的生活經驗、持續發展黑旗白旗懸掛運動等等——這種方式可以化解社運菁英與民眾間的隔閡,也讓民眾可以直接發聲。

以上嘗試固然能建構一系列抗爭文化或知識,但這些大範圍卻零散的抗爭運動能否產生實質效果,仍需回到組織議題。SSR組織型態具有彈性優勢,但沒有穩定的組織架構,往往難以長時間且穩定輸出政治影響力。不過,這樣的組織形式至少反映了馬來西亞公民社會團體之間緊密的網絡連帶,能補足彼此間的制度缺陷。

最後,儘管7月31日的集會只持續斷斷兩個小時,但獨立廣場前的警民張力、慕尤丁曾經站在群眾間的諷刺身影,都在在凸顯過度仰賴政治菁英的弊病以及公民自主的重要性。當獨立廣場不再獨立,馬來西亞人民還需要再走一走,直到走進獨立自由的草地上。

228086010_1008992089870193_7140398843967
Photo Credit:馬來西亞人民團結互助秘書處
圖為7月31日,在吉隆坡街頭的抗議現場,人民要求首相慕尤丁下台。

延伸閱讀:

責任編輯:杜晉軒
核稿編輯:楊士範


Ta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