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菁英體制的陷阱》推薦序:社會菁英們,你們的人生被毀了

《菁英體制的陷阱》推薦序:社會菁英們,你們的人生被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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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出兩個解方,一個是教育應該更開放,另一個是讓中產階級的工作更回到經濟體制的中心。這兩個都不是不容易,但也不是不可能:美國確實是已開發國家中最不平等的國家,而他們可以透過制度改革不那麼極端。

文:張鐵志(VERSE創辦人暨總編輯)

【推薦序】成功的詛咒

2015年,耶魯大學法律系教授丹尼爾・馬科維茨(Daniel Markovits)在法學院畢業典禮上演講。他本來想要警告畢業生,未來要抗拒利用自己的競爭優勢來謀取個人利益,要積極地為公眾利益服務。但他在寫稿時突然了解到,這群天之驕子所承繼的特權在為他們提供競爭優勢的同時,也為他們帶來磨難。

他跟學生說:「你們的生命被毀了」。

他說,你們的一生不斷地努力學習、工作,而未來也必須繼續如此,如此才能維持你和你小孩在菁英階級中的位置,維持你的菁英性。你必須一直拼下去、直到將自己耗盡。

然後,他寫了一本書批判這個菁英體制——英才制(meritocracy)。

對英才制的批判在這幾年是熱門議題,而且評論者就是來自這些菁英中的菁英學府。丹尼爾・馬科維茨是耶魯的法學博士(J.D.)、牛津的哲學博士,碩士是倫敦政經學院的計量經濟學,大學是耶魯大學數學學位。也是在這兩年,哈佛大學知名政治哲學家麥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也出版《成功的反思》(原書名英文直譯是《英才的暴政》)。

桑德爾作為政治哲學者比較是從道德的論述角度出發,馬科維茨則更像是對於政治經濟的批判,讓英才制的問題更殘酷地暴露出來。


歷史上先是世襲貴族統治世界,然後是土地和資本的掌握者成為統治者。到了二十世紀中期,美國的幾個主要菁英大學開放大門,讓更多成績優異的小孩得以進入窄門,菁英教育性質於是改變,企業也有了更多高級菁英可以用,「英才制」開始主導世界。這看似是很大的進步:人人機會平等,可以透過好的教育,改變自己的命運,而不再是看血統與非自己掌握的因素。

「但是英才制是虛假的。」馬科維茨這麼說。

如今的世界是一種英才的不平等。這些最頂尖才能、最努力的、和得到最好教育的人——尤其集中在科技、金融、醫學和法律——獲得極高報酬、聲望與權力,成為這個世界的新菁英:

「英才制造成一種前所未見且獨樹一格的失衡情況,使得新鍍金時代大為失色。菁英們不僅是壟斷所得、財富與權勢,同時也把持了產業、公共榮譽與個人尊嚴。菁英體制將中產階級排除在社經利益之外,同時還號召菁英們集體進行一場維護其階層的毀滅性競賽。」

當前世界的社會不平等是過去這十年最重要的議題,也有很多相關著述,但馬科維茨的獨特觀點在於,當年馬克思(Karl Marx)的階級不平等是無產階級與有產階級之間,法國學者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超影響力著作《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也認為,當前的不平等也是資本和勞動者,但馬科維茨認為,如今社會不平等的擴大,並非因為所得的來源由勞動轉向資本,而是所得由中產階級轉向英才菁英。

這一小撮菁英造成中產階級消失(亦即向下移動,成為馬克思分析的無產階級化),斷絕了他們的所得、權力與尊嚴,甚至讓許多中年白人因為用藥、酗酒出現「絕望的死亡」(death of despair,作者於此處引述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安格斯迪頓的研究)。

而且,也如同桑德爾的分析,他指出這個中產階級的不滿、屈辱與憤怒導致了本土的民粹主義,支持川普(Donald Trump)上台。他認為美國民眾對專業階級的憎恨,勝過對創業家,甚至超級富豪世家。

不只如此,本書指出菁英階層已經鞏固起一套新時代的世襲制:他們從小就花更多資源培養小孩,讓他們更聰明、更有競爭力,更能進入最好的學校(而這些學校從幼稚園到研究所都是極為昂貴)。根據研究,大部分常春藤學校和史丹佛、MIT等,來自全美前1%最富有家庭的學生,超過全美收入後面二分之一的所有學生,而當這些年輕人拿到哈佛耶魯的文憑,他們幾乎就保證進入那個菁英階層。

如此代代相傳,教育體制只是不斷再生產與深化社會既有的不平等。

而且這個現代貴族階層,如同古早時代,每一方面都和其他人區隔開來:從就讀學校、消費方式、通婚對象,和居住區域。至少在美國,這是一個全面分裂的世界。「這些差異不斷累積,最終導致菁英體制造成的分裂過於巨大難以聯繫,富人與一般大眾不相往來,相互之間也沒有同理心與同情心。」

但這並非一直都如此。戰後初期美國社會的相對平等,是一個以中產階級為主的富裕社會。在另一位哈佛政治系教授的著作《我們的孩子》(Our Kids,中文翻譯成《階級世代:窮小孩與富小孩的機會不平等》)中,也有非常深入的討論。本書一個鮮明例子是柯林頓(Bill Clinton)總統和小布希(George W. Bush)總統當年家庭背景很不相同,但他們的生活和機遇並沒有差異很大。

本書最獨特也許最爭議的觀點是,一如本文開頭作者對他的畢業生演講,他不是要批評這些菁英做錯了什麼,而是指出他們也是自我剝削的受害者:

「菁英工作場所如科技業、銀行、律師事務所、顧問公司甚至大型企業,與其他白領鹽礦坑(salt mine,意謂極端辛苦與壓迫的工作場所)並無二致。」

菁英的工作場所令人秏盡心力,而他們會發現自己越來越難自他們的工作中找到熱情與意義。舊時代下的傳統財富較能允許貴族階層表現自我,新財富(人力資本)卻使得菁英失去自我。

菁英體制為菁英階層帶來心靈上的痛苦,使他們陷入存在性焦慮與深沈的異化之中。即使是再多的所得與再高的地位都無法減輕這樣的痛苦。但真的大多數超級精英都真的這麼痛苦?作者當然同情他的學生,但這卻可能減弱了他的主要論證。

雖然可能不是本書主要論點,但我認為他的論證造成的嚴重後果是,這種英才制讓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因此遭到扭曲,因為「一個人若想讓他自己或子女得到菁英級的收入,他能選擇的工作範圍十分狹窄,主要集中在金融、管理、律師與醫師。至於中產階級所從事的工作,例如教師、記者、公共服務,甚至工程師,每一百個工作中還不到一個,或者可以說是根本沒有,其薪資能夠與菁英相匹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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