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前總統逝世周年,再談「我是不是我的我」

李登輝前總統逝世周年,再談「我是不是我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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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認為李登輝不是想要做日本人,但是他知道日本追求現代化過程中所經歷的自我認識及其矛盾,知道他的轉折和意義。他認為台灣的歷史使命就是把相同的歷程走完,近而使中國也能成為現代化的國家,因為惟其如此,台灣的歷史使命才能完成。

文:李弘祺(紐約市立大學榮休教授)

李故總統過世已經一年,時間過得很快。去年他過世時,我還在美國,儘快寫了一篇紀念他的短文。其實應該更仔細地思考究竟他是一個什麽樣的人。但是我一時間無法做到,特別是因為希望能趕時效,所以只强調他對中國文化及政治地理的一些想法,主要是指出他認為中國如果要成為一個真正的現代國家,那麽分成幾個部分,讓他們相互競爭或許是是一個很合理的想法。

李登輝希望中國藉由全面重整而新生

我想我指出的這一點很容易被誤解為李登輝是希望拆散中國,使中國就永遠不可能成為强國。這在所有愛中國的人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叛國想法。我當天寫的紀念文字也提到了其他的東西,而這些都是一般大家比較熟悉的議題,即使因為對李總統的認識會各因角度和背景的不同而看法有異,它們或許比較不引起太多不同的反應。

當時沒有討論的是,後來引發很多人興趣的「我是不是我的我」的這句話。現在我們都已經知道這句話是近代日本最重要的哲學家西田幾多郎的名言。他可以有種種不同的解釋,但是它的特色就在於對知識及自我的不斷發現與再發現。

所以我有一次對一個美國朋友說,李登輝是一個哲學家。他聽了覺得有些意外。因為在西方的傳統裡,只有哲學家才能成為真正偉大的國家統治者。一個政治家被用「哲學家」來稱讚,這是無比的榮耀,遠勝過像statesman這樣的名稱。

或者可以這麽説,就是被稱許為哲學王(或説是一個柏拉圖),那當然比,被比擬為制法的梭倫(Solon)或不毀鄉校的子產更能讓人尊崇,是古人艷稱的「聖王」。我是用這樣的視野來詮釋李總統的。

李登輝受過日本近代思想巨大的影響,但這個正是許多中國人難以接受他的地方。今天想念李總統,我覺得有責任把這一點作進一步深刻的探討和反省。首先必須釐清,明治維新以來近代化思想對李總統有什麽意義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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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田幾多郎

明治維新是西化與傳統並存的物事

明治維新一般説是追求現代文明的運動,而現代文明就是西方文明。由此明治維新不外是一個學習西方,向西方文明轉型的運動。這是傳統的瞭解。顯然地,當時人們認為傳統日本的價值,生活方式、和思想必須徹底的重新評估,甚至於放棄。

然而,在明治維新的世界觀裡,許多傳統元素卻還是與新來的種種思想同時並存。一方面我們看到福澤諭吉「脫亞入歐」的觀念,幾乎是主張要全盤西化。但是另一方面,當然也有保守的人士,一力要維持傳統。這些人主張保護天皇制度和尊嚴,甚至於蔑視東亞(特別是中國)文明,而奇怪地支持帝國主義和擴展殖民地。

事實上,安川寿之輔就指出福澤諭吉其實在内心的深處根本是一個極端的保守派,是日本走向軍國主義的始作俑者。在他看來,丸山真男等主張現代價值的學者們只發揚福澤諭吉贊成現代文明的一面,而忽視了他的保守性格。

明治天皇在1890年頒佈的《教育敕語》所反映的傳統儒家價值,也吐露了日本内在流行的保守態度。《教育敕語》被放在一個有明治天皇相片的神龕裡,每一個學校都要蓋一間奉安殿來供奉。這樣的做法不管内容如何,基本上是一種神化天皇的做法,可見號稱近代化的明治維新,本來就帶有一種内在的保守性。這個保守性與現代性相互對立而共存,正是我在去年提到《菊花與劍》這本書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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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村鑒三

內村鑒三是明治時代的知識分子代表

事實上,内在矛盾和緊張性充分反映在近代日本思想裡。我們拿那個大力批判《教育敕語》的内村鑒三為例來看這樣的矛盾。他因為不願參加迎接明治肖像和《教育敕語》的典禮以致被任教的第一高等學校(等於東京大學的預備學校)解職。

這一件事情震驚日本國内外,史稱「不敬事件」。但是他的立場印證了很多當代的知識人:包括他自己的同學新渡戶稻造、南原繁、矢内原忠雄、岩波茂雄等等。

新渡戶稻造為台灣人所普遍熟悉,他就是台灣糖業之父,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他寫了一本最受日本人及全世界都推崇的《武士道》這本書。其實這本書也是我們廣泛知道的書,是日本戰前戰後討論「武士道」的最重要的基礎。下面我再來談他。這裡先談矢内原忠雄。他是新渡戶稻造最得意的門生,後來接了老師在東京大學的殖民地講座。

在這個位置上,他曾經來台灣作田野研究。結果他回東京以後,寫了一本非常有名的《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他個人對現代價值如何實踐這個課題做了非常深刻的反省。他秉持批判帝國主義的霍步森(J A. Hobson)的觀點,對日本的殖民政策有嚴苛的責備。這件事是留日台灣學生普遍感到興奮的事情。

相同地,就像内村鑒三有「不敬事件」,他也因為批判七七事變日本侵華,而被東京大學驅逐,這就是有名的「矢内原忠雄事件」。被解職的矢内原幸好得到岩波茂雄的支助,給了他兩年的薪水,讓他寫一本《我所尊敬的人物》上下兩冊,而挨過了大戰的暗黑日子。

衆所周知,岩波茂雄是日本第一大書店——岩波書店的創辦人。他受到上述幾位思想家的感召,交往的多是所謂的進步的知識人或文學家,像西田幾多郎、夏目漱石等人(岩波書店四個字就是夏目漱石所題)。他因為懷抱自由主義的思想,在戰爭期間,常常受到軍部的監視和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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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的日本思想家影響了台灣留學生

從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看見在日本軍國主義猖狂、神道思想提倡神化天皇的時代,日本人還是有很多主張深層反省道德理想及現代價值的思想家。這些人負擔起重要的批判責任。但是在日本的台灣留學生從蔡培火、張漢裕、到葉榮鐘、楊基銓(及夫人劉秀華),到更晚的李登輝都受到這一個主流思想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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