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金海盜時代》:海盜不僅僅是史書中被浪漫化的犯罪行為,噸位龐大的超級油輪也會慘遭毒手

《黃金海盜時代》:海盜不僅僅是史書中被浪漫化的犯罪行為,噸位龐大的超級油輪也會慘遭毒手
貝南共和國(Benin)的海軍士兵巡邏貝南灣(Bight of Benin),緊盯著兩艘停泊的油輪。西非海岸這一帶逐漸成為主要的海盜出沒點。(圖片來源:jason ‑orio/Corbis via Getty Images)Photo Credit: 墨刻出版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幾十年來,國際商會等組織一直在監視海盜攻擊,並清楚標示出經常發生攻擊事件的海盜活動熱點。印尼、索馬利亞、孟加拉、西非地區(尤其是奈及利亞)、菲律賓和委內瑞拉周邊海域,都是公認的高風險地區。

文:安格斯・康斯丹(Angus Konstam)

【第十章:現代海盜】

危險的海域

海盜並非只存在於過去,也不僅僅是史書中一種被浪漫化的犯罪行為。海盜問題仍然每天發生,也不是所有被害者都能活下來訴說他們的遭遇。近年來,海盜攻擊事件屢屢躍上新聞頭條,即使是噸位龐大的超級油輪,也不免慘遭海盜毒手。舉例來說,2018年國際商會(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以下簡稱ICC)就發布警告,表示奈及利亞「附近所有水域都存在危險」,哈刻特港(Port Harcourt)和邦尼島(Bonny Island)外海「船員遭到攻擊、脅持和綁架的案件數量明顯增加⋯⋯建議行經這些危險海域的船隻做好額外準備。」

幾十年來,國際商會等組織一直在監視海盜攻擊,並清楚標示出經常發生攻擊事件的海盜活動熱點。印尼、索馬利亞、孟加拉、西非地區(尤其是奈及利亞)、菲律賓和委內瑞拉周邊海域,都是公認的高風險地區。2017年,全球共發生180起海盜攻擊事件,然而事實上這已經是2010年以來事件數量最少的一年。雖然馬來亞水域和一些地區已經安全無虞,但如今菲律賓等地反而成為頭號海盜熱點。

海盜活動在這些危險海域早就不是什麼新鮮事。19世紀初期,波斯灣海盜猖獗,直到英國東印度公司大刀闊斧地捉拿海盜,才讓海盜威脅銷聲匿跡。20世紀初期的中國也一樣,中央政權垮台讓各地軍閥興起,進而導致海盜人數增長,這個情況在上一章已有著墨。之後,以英國皇家海軍和美國海軍為主的勢力,有效剷除了中國水域的海盜,這兩大勢力也在二戰前消滅了其他主要的海盜出沒地點,例如馬來群島、中美洲和菲律賓。

海盜的攻擊多半屬於零星個案,若狀況很嚴重,代表海上的犯罪行為短暫復甦。全球各地記錄了許多海盜罪行:英國貨輪在北非的小港口遭到攻擊、澳洲漁船在南太平洋慘遭洗劫,還有一位落單的美國遊艇船主橫死古巴海岸。雖然發生這些攻擊事件,不代表某些國家政府一定會派遣海軍前往討伐海盜,但必要的時候,海上強權還是會視打擊海盜為己任。

以前最容易遭殃的船隻是遊艇,但現在即使是龐大的船隻,行經危險海域時仍可能遭到攻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世人幾乎未曾聽聞「現代海盜」,世界各地只發生零星的海盜攻擊,但二戰之後,海盜攻擊事件開始增加。三十年來,回報的海盜攻擊次數大幅增加,究其原因可能有幾個。

首先,海軍在二戰後的發展趨勢是規模縮小,而且只巡邏特定海域。過去海上強權會派遣船隻巡邏危險海域,所以總能及時派出戰艦,而現在商船到了公海,就只能靠著自己的裝備自生自滅。許多較小的政權不再擁有巡視領海的資源和正當性,更別說到公海抓捕海盜。如同歷史上其他時代,一旦缺乏強而有力的政府,或政府少了法治系統和海軍的支持,海盜問題就會日益猖獗。

現代的海盜盡享科技帶來的方便,例如收音機、雷達、衛星導航、自動武器和高性能船隻。相較於歷史上的海盜前輩,這讓他們更占優勢。最重要的是,公海因為缺乏利益誘因、國際關注和資源,所以一直缺少有效的法規規範,各國軍艦數量銳減也必須負起部分責任。現在全世界的商船大多採用權宜船籍,以懸掛賴比瑞亞、巴拿馬和宏都拉斯的旗幟為主,而不會使用海上大國的商船旗幟,讓權宜船更容易成為海盜下手的目標。

這個地區長久以來都是海盜常常出沒的地點,到2005年為止,馬六甲海峽一直都有海盜盤據,但經過一次大規模國際海軍清剿行動後,已經消滅大部分的海盜威脅,這片海域至今仍有重兵看守。然而南海南方的馬來西亞群島海盜活動持續成長,因此國際海事局(International Maritime Bureau,IMB)將這一帶視為高風險區域。自2000年起,菲律賓海域的海盜活動日益猖獗,那些海盜大多與反叛份子有關,因為對他們而言,海盜行為和綁架是非常有效的賺錢手段。最近,東南亞數一數二的繁忙港口馬尼拉灣(Manila Bay)頻頻遭到海盜侵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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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墨刻出版
馬來西亞和菲律賓海盜。航線圖說明:紅色-國家疆界,藍色箭頭-航運路線,紫色區塊-海盜熱點

事實上,一直到近期,海盜才被視作嚴重的國際犯罪問題,需要各國聯手打擊。然而,與此同時海盜已經發展得越來越壯大。

ICC在1985年第一次記錄到海盜攻擊,當年全世界總共發生了50起海盜攻擊事件。這個數字逐年增加,1998年總共超過200起、1999年300起,並在2003年達到445起的高峰。

接下來因為全球動員打擊海盜,攻擊事件的次數便逐漸下降,到2013年時減少為264起。不過,這些數字只記錄了登記在冊的船隻,並未包含另外幾百起,甚至幾千起遊艇、小漁船或其他小型船隻的攻擊事件。10年前,有三分之一的攻擊發生在馬六甲海峽,而現在這片海域只剩下零星事件,印尼反倒成為新的海盜熱點,光是2017年就記錄到38起攻擊事件。

不過,也有好消息傳來。過去幾年,攻擊事件持續減少中。根據ICC分支機構國際海事局海盜通報中心(Piracy Reporting Centre)的資料,2004年共發生329起攻擊事件,但10年之後,每年的攻擊事件就穩定維持在250起左右。自2016年起,總數開始下降。國際海事局將攻擊事件減少歸功於國際團結合作,索馬利亞外海和世界各主要海盜出沒地點的國際反海盜巡邏艦尤其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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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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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The News Lens Brand Studio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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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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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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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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