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國為「零工經濟」提供多元保障,台灣還在用「僱傭關係」侷限外送員

世界各國為「零工經濟」提供多元保障,台灣還在用「僱傭關係」侷限外送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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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台灣現階段在承攬和僱傭的模糊,會讓平台營運上產生極大的不確定,間接形成投資發展阻礙,參考世界各國立法狀況和美國商會意見,台灣是時候做出下一步改變了。

全臺提升三級防疫警戒後,在街上騎車衝刺的人,從搶壓線前打上班卡的社畜上班族,變成趕送單的吳柏毅和傅潘達,無論是颳風下雨或午夜夢迴時刻,這些外送員,又或是更廣大的零工經濟者,像神燈精靈四處奔波,幫我們爭取安心防疫、歲月靜好的空間。

到2020年底,勞動部統計全臺有8萬8千名外送員,這麼多工作者不代表每個人都是千金之子,輿論常出現的工作安全、投保、疫苗施打等各方保障問題,民間有越來越多聲音,期待這些辛苦工作的人值得更好的勞動空間。

所謂「更好的勞動空間」如何定義?有人直覺以為政府把零工經濟者全數視作傳統僱傭關係下的勞工,也就是訂定最低薪資、最高工時、請假打卡加班規範、就業安全保險、社會福利保障等,能保就保才是最佳解。

不過作為新興產業,零工經濟自由彈性的就業吸引力一開始就和傳統法律框架相違背,平台、店家、消費者尚在市場中摸索一套三贏的經濟模式,如果主管機關若用現行法律框架干涉,雖然有機會平息部分爭議,但對長期發展及就業問題上,絕對是揠苗助長。

遵守行政規範,反而從承攬變僱傭?

勞動基準法沒有規定勞動契約和勞僱關係的界定標準,但司法實務和勞動部的見解,都偏向綜合勞務給付時間、地點、方式、指揮監督關係等方面判斷,不過這也正是問題來源:主管機關錯誤認定僱傭、拒絕承攬。

即便司法院釋字第740號解釋理由書、台灣高等法院過往的民事判決,和勞動部自己頒布的勞動契約認定指導原則,都曾指出「承攬關係也會有工作指示,所以遵守行政規範的必要措施時,不該被當成是僱傭關係。」但實際狀況是,當交通部、衛福部要求平台要對外送員進行道路交通及食品衛生安全講習、而平台也照辦時,勞動部卻藉此把安全講習視作教育訓練,判斷平台和外送員間是僱傭關係。

天氣不穩定 外送員雨中送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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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令人沮喪的現況,比起為獲利而訂的監督規範,多數平台對工作者的管理措施是基於法律訂定,也就是維護消費者權益、工作者安全的公益角度,但現在政府把兩者混為一談,降低零工經濟者從業意願。而錯誤認定僱傭關係後要面對的,恐怕還包括平台不堪負荷僱傭關係徒增的成本退出台灣、經濟市場瓦解、疫情嚴峻期間民眾手足無措等風險。

零工經濟來得太快就像龍捲風,其他國家都準備好了?

法規的兩難如果現在不解決,遲早有一天會反過來被問題解決。新的經濟型態來得快又急,不只台灣,世界各國的政府也有許多還在商量討論、還在反應中、甚至還沒反應過來。我們來看一些國家對勞動關係的態度,期待能為台灣帶來一些新的啟發和不同的討論視角。

1. 美國加州第22號提案:承攬架構下的多元保障

去年底22號提案以58.6%支持確立加州的駕駛、外送員為獨立承攬工作者而非員工,另外也提高對零工經濟者的保障,包括基本收入、醫療保險補貼和執行業務期間的意外保險、傷殘補助金、遺屬撫恤金等。

之前協會曾說明加州提案對台灣外送員的啟發,比起加州原本AB5法案強制雇主以嚴格的標準檢驗工作者而導致的市場衝擊;加州公投的意義更是在向全世界展示,數位時代下的勞動關係不是僱傭承攬的二元對立,而是在承攬的架構下,協商劃分出合乎需求的保障。

2. 德國、西班牙、加拿大:「第三條路」另闢法律地位

除了僱傭的勞工和承攬的自營工作者,德國、西班牙和加拿大都另外定義中間型態的「中間工作者」:指勞動者在沒有他人協助的情形下,自行從事勞務契約的工作,為一位他人提供服務,且勞動者收入中有一定比例(德國50%、西班牙75%、加拿大85%)來自單一勞務要求者。

德國普遍認為零工經濟者是自營工作者,但「中間工作者」的權益也是司法實務上重視的內容,為了保障更多不同經濟模式下的勞動者,確保他們在享有彈性工作的同時,也有資遣費、最低薪資、病假等保障;西班牙則是針對這三條路另外建立「專業利益協議」,保障限定加入工會或職業團體的零工經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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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也正因為訂定新的身分,又衍生認定標準問題。例如經濟收入比例,光「確認零工經濟者,是否有超過一定比例收入來自單一勞務需求者?」就有相當大的實務困難,尤其在不同平台兼職的工作者更讓來源難以辨認,這也是這三國正在商討的議題。

3. 日本:可能擴大法律適用對象

對非傳統受僱的工作型態,在2016年便被置入在日本再興戰略推動改革中,具體包括外包法、家內勞動法、工會法等擴大勞動法令適用對象和勞務需求者的法律責任,享有最低工資、工資支付保障,另外也可以特別身分加入職災保險。

不過針對零工經濟,目前日本對於如何在保障權益和維繫產業能量尚無定數,比較可能的方式是延續前述非僱傭勞動者的方向,擴大職災保險強制加保適用者、提出中間工作者等第三種身分的類型都在討論之列。

台灣需要一套以數位經濟為核心的勞動基準

為了不在數位創新經濟缺席,各國試圖找出穩定勞雇關係的方法,雖然政策不太一樣,整體方向都是尊重零工經濟角色,並透過法規配套,逐步鋪出有利產業發展的道路,而非固執用僱傭關係涵蓋所有工作者。

雙北餐飲不解封  外送員街頭奔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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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現階段在承攬和僱傭的模糊,會讓平台營運上產生極大的不確定,間接形成投資發展阻礙,要解決這樣的困難需要長時間溝通,是時候做出下一步改變了。協會參考世界各國立法狀況和美國商會意見,建議政府應著手增訂勞動關係認定的「安全港條款」,例如零工經濟者的契約雖然個別認定,但至少承諾,不要用合法的行政管理措施,作為勞動關係中的不利認定依據,排除平台業者遵守行政規範後,面臨落入僱傭關係等不利框架的風險。

即使全職勞工仍是台灣勞動市場主力,也不該被奉為唯一圭臬,零工經濟發展至今,台灣已經擁有站在不同戰鬥位置奮鬥的角色,而無法受惠於既有工作模式的勞工,隨著經濟、疫情暴增,是社會發展不可忽視的存在。零工經濟者拼命工作卻遠遠走在法規前,挑戰政府現有的勞動思維,在在突顯主管機關需要重新審視工作者在數位經濟世界的定義,並儘速回應產業進步而生的關鍵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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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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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全球局勢迅速改變,數位韌性越顯重要,從個人、企業乃至於國家,如何保持數位主動性防禦,即時修復受損,甚至從被攻擊中成長?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執行長黃勝雄,與我們分享他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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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科技戰吹響關稅壁壘號角,接著新冠變種病毒造成塞港、斷鏈,再到俄烏戰爭加劇能源、通膨問題,以及近期部分地區緊張的政治關係。各種大環境衍生的灰犀牛(gray rhino)風險,凸顯國家政策乃至於企業對策在數位科技扮演要角,如果能加強「數位韌性」(Digital Resilience)累積籌碼,將更有餘裕面對未來各種政經事件的衝擊。

不過究竟數位韌性的概念是什麼?甫成立的數位發展部部長唐鳳指出,「韌性指的是在任何時候遭受到不利的影響,透過完善機制的即時應變並快速恢復;甚至從被攻擊的經驗中學習、強化自身體質」。另外,我們採訪到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執行長黃勝雄,他用更好懂的概念譬喻,電腦備份以前靠人力執行,可能有資料遺失或備份不完全風險;但現在透過自動備援或容錯機制,等於強化電腦的韌性之後,一旦當機就會自動把資料存放到別的系統,讓業務保持可持續性及順暢性。

台灣數位基礎建設程度名列前茅,但是連帶的資安攻擊也不少

了解數位韌性的內涵之後,我們接著要問,在強化韌性的反應能力之前,台灣的數位化基礎建設究竟是否到位?

根據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公布的2022年台灣網路報告,顯示台灣網路使用率與相關應用服務逐年成長;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公布的2021年世界數位競爭力評比,台灣名列第八名,領先東亞其他鄰國如中國、日本、南韓。至於企業方面,星展集團公布的企業數位化準備程度調查,台灣有高達95%的中大企業已制訂數位轉型策略,位居領先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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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為隨基礎建設聯網程度越高、數位化越普及,電腦系統遭受駭客攻擊或網路病毒感染的機率也越高。黃勝雄以台灣為例,台灣資訊系統平均一年收到的攻擊通報,累計高達150萬筆,舉凡像是前陣子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台,超商門市電視螢幕出現不雅字眼,以及外交部、國防部網站遭入侵,就是資訊系統被攻擊的明顯作為。

台灣在數位韌性做了哪些努力?主動式防禦讓敵方承受昂貴代價

既然台灣經常遭受外來駭客攻擊,多年來對資訊安全議題越來越重視,不過在提倡數位韌性的時候,比起資安防禦又延伸出哪些新的思考面向?黃勝雄指出,「如果考慮到國家的數位韌性,最重要關注兩種狀態,一個是極端的被攻擊情境、第二是面對戰爭的緊急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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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網路資訊中心黃勝雄執行長

第一項極端被攻擊狀態,黃勝雄把網路流量耐受力,比喻為河道疏浚工程。假設一個工程能承受50年河川淹水情況,假設某一年突然河水大暴漲,能否有別條河道能疏浚;同理,資訊系統在平常也要針對極端的被攻擊狀况,列出多個腳本進行演練,在日後遇到突發攻擊,才能有配套措施加以應對。

第二種則是當發生戰爭時,台灣能否持續保持數位基礎建設的韌性。例如當我國網路基站遭受攻擊時,是否能夠即時運用海底纜線或低軌衛星,來保持對外通訊的暢通。因此在尚未開戰之前,台灣更該盤點戰爭情况超前部署,黃勝雄提出一個概念「主動式防禦」,也就是當敵方在尚未攻擊前,我們可以預先做足完整的準備方案;當敵人開始攻擊時,我們的數位建設就能發揮韌性實力,迫使對方在啟動攻擊之後,也要付出相對昂貴的代價,使潛在的攻擊者降低攻擊的意願。

從國家、企業、到個人層次,分別如何強勁「數韌力」?

如果平時就要培養數位韌性思維,甚至展開具體防禦行動,從國家政策、企業策略、乃至於個人行為,可以怎麼培養數位韌性力?黃勝雄針對這三大構面,分別論述當前台灣在數位韌性主題有哪些實際作為。

國家政策方面,近期數位發展部的成立,就是把資安核心業務加以整合起來,進行跨部會橫向溝通,有助垂直施展資安政策,協助各部會在依循資通安全管理法的架構之下,更能全面落實資通安全政策。另一方面,針對國際資訊戰接二連三的攻擊,我國政府除了對國內民衆宣導,黃勝雄也建議可以向外多對國際社群進行宣導,展示台灣資安政策的積極作為,號召更多民主陣營的夥伴,一起對抗無所不在的資訊烏賊戰。

至於從企業的角度來看,台灣超過九成以上是中小企業,除了運用有限資源打造基礎防線來抵擋網路攻擊,黃勝雄特別提到,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負責維運的「台灣電腦網路危機處理暨協調中心」可以給民間企業提供免費、最新的網路樣態這類資訊,或是協助引薦公私部門的資源給一般企業,協助企業主更快瞭解當前的攻擊手法,進而在事前、事中、事後做好資安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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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構面是民眾的個人層次,如何在日常生活培養數位素養,提升資訊解讀的能力?黃勝雄點出一個有趣現象,他說,「我們對資訊的過濾機制,不是來自資訊本身,而是來自傳送資訊的人,也就是你對他/她的信賴程度。」換言之,要對親友在群組傳送的訊息應保有更高警覺性,培養媒體識讀能力,或是從生活小細節,確保3C科技產品帳密不會輕易被盜用,自然讓想要癱瘓系統的攻擊者,同樣要付出較高的代價而不能得逞。

數位韌性的建構,與數位轉型一樣,它是階段性持續優化的過程而非結果,因此不會有停止的一天。黃勝雄最後強調,目前台灣在資訊技術及法律規範會持續擬定更完善的整合方案,並鼓勵中小企業、一般大眾對資安議題,在有限的範圍內,經常瞭解外面的世界發生哪些事情,不僅能免於成為資訊戰的受害者,同時持續充沛自我數位素養,每個人都可以為數位韌性工程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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