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洪仲丘到「阿帕契打卡」: 人治、潛規則與形式主義,才是國軍老是出包的主因

從洪仲丘到「阿帕契打卡」: 人治、潛規則與形式主義,才是國軍老是出包的主因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近幾年一連串的人權、軍紀案件,絕不能只用「國軍就是爛」或是抓幾個長官來懲處完就沒事,而應該從正視國軍長年以來的沉痾與問題開始。

唸給你聽
powered by Cyberon

文:普麟(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研究生)

從洪仲丘與李蒨蓉談起

近期,藝人李蒨蓉在AH-64E阿帕契直升機駕駛艙內拍照打卡上傳至Facebook的新聞,在台灣引起一陣軒然大波。國防部從一開始僅對將李蒨蓉等一行人帶進營區的航空601旅中校勞乃成記三次申誡,但到後來因為媒體與名嘴的爆料而讓雪球越滾越大,懲處的官階也越來越高,更牽扯出國軍內部管理疏失問題以及其它所謂的「阿帕契觀光團」。新聞與事件延燒的速度與層級,不經讓人想起前年的「洪仲丘事件」。

2013年7月,陸軍六軍團裝甲542旅下士班長洪仲丘因攜帶具拍照功能手機與MP3隨身碟進入營區而違反國軍相關資訊安全規定,後卻在被送往禁閉室實施悔過處分期間死亡。但因為洪仲丘的死因涉及凌虐,成為了軍中重大的人權案件,因而引起社會輿論的一片譁然。該案更引發了台灣社會長期以來對國軍漠視人權的不滿,身穿白衣的25萬「白衫軍」走上街頭,並間接導致《軍事審判法》的修法。

這兩起事件的爆發,一樣都跟資訊安全規定或內部管理有關。但洪仲丘是對部隊問題直言而遭長官盯上而後慘遭凌虐致死,而李蒨蓉「打卡案」的背後則是勞乃成中校被指控「耍特權」、帶頭違反規定;前者攸關國軍的軍中人權問題,後者的軍紀問題更凸顯軍中的規定是因人而異的。

本文不在於批判洪案中的范佐憲或是「阿帕契打卡案」中的勞乃成等單一個人,而是從這兩個案子開始,先淺談國軍的組織結構,再透過對有服役經驗的義務役弟兄進行訪談,綜合筆者自身當兵11個月的經驗,試圖對國軍這個巨大的國家機器之結構進行簡單的分析。

而本文則想告訴大家,不管是「洪仲丘事件」或「阿帕契打卡案」,包括近幾年一連串的人權、軍紀案件,絕不能只用「國軍就是爛」或是抓幾個長官來懲處完就沒事,而應該從正視國軍長年以來的沉痾與問題開始 [1]。

軍隊的功能與組織結構

軍隊或武裝力量(Armed Forces)為一個國家所持有的暴力工具,其最主要的職責為維護國家與人民之安全,在對外戰爭中擊退來犯的敵人。

為了避免暴力工具不受控制反對國家安全形成威脅,並在戰爭中順利遂行每一項任務與行動,軍人從踏入軍營的那一刻起,就被強制接受一連串的教育與訓練,從敬禮、行進間的動作與軍歌練唱等,乃至於跟戰鬥有關的各種教練與武器操作訓練,目的就是要讓軍對的每一位成員能動作一致且完全「服從」上級命令,以有效發揮戰力。

套用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話,這種軍隊對內部成員「規訓」(discipline)的方式,是為了讓士兵能從肉體到靈魂都完全順服,除了能強化其個別成員能力,還可使軍隊運作強大而有效率(Foucault, 1995)。

軍隊是一個封閉的小型社會,也因此外界難以直接監督。軍人在這個強制性組織(coercive organization)中受到隔離,並處處受到強制與「監控」(特別是對士兵或義務役),亦即高夫曼(Erving Goffman)所說的「全控機構(total institution)」(Goffman, 1961)。這樣擁有高度封閉與強迫性質的組織特性,使其發展出與其他社會團體不同且相當獨特的文化與規範。

軍隊這個封閉的全控機構所展示的是一個階級分明的社會,包括了由軍官、士官與士兵等三大群體所組成的階級結構 [2]。依照韋伯(Max Weber)所定義的「科層體制」(bureaucracy),軍隊除了有著專業分工與依法行政等特色外,組織中的官、士、兵更嚴格細分其軍階;而即便軍階一樣,軍中還有所謂的資深制(seniority,或是台灣軍中俗稱的「學長學弟制」),來規範並確保命令的下達與執行。

軍隊組織就像是現代的監獄或醫院,如同傅柯所描繪的「全景監獄(Panopticon)」,軍隊透過一系列的「規訓技術」來維持權力的運作,再經由空間配置、活動安排與實施操練來鍛造出所需的個體,並利用層級監視、規範化裁決與檢查來加強規訓的力量、形成無所不在的「凝視」,進而通過此機制使軍人的身體在變的更為有用的同時也更加順從(或者是因順從而有用)。

簡單來說,國軍的組織特性正如同一般的軍隊一樣,擁有相對的封閉性與科層體制結構,內部成員所接受的規訓手段是為了確保其對命令的服從,讓軍隊的運作更有效率;但另一方面,國軍的實際運作狀況,卻並非那麼理想與完善。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從義務役的服役經驗看國軍的運作

前一段的論述是從整體的角度來分析軍隊的組織與結構,但並未告訴我們軍隊(包括國軍)在實際運作時會碰上什麼問題與狀況,本文則選擇透過義務役役男的視角來回答這個問題。

雖然這群俗稱「不願役」的義務役役男只佔整體國軍兵力的一半 [3],且役期也縮短只剩一年,但在義務役皆為軍階最低者的情況下 [4],基層役男的業務與工作壓力不見得較以往少,同時受到霸凌的情況也時有所聞。因此,其服役經驗正好可以用來觀察國軍的基層單位實際運作情形,甚至進而能夠指出國軍整體的問題為何。

本文的主要訪談對象為兩位曾在中華民國國軍服役過的義務役軍官與士兵,另外還運用了一位士官的自述性文學書籍之內容(九野,2011年),並依序重新命名為個案A、個案B與個案C。

首先,我們將先處理工作內容負荷量過大與勤務分配不均的問題,這樣的問題不論是軍官或士官、士兵,都會出現。

個案A為步兵預官,服役單位在新訓中心,他說:「我的一般勤務是當排長,除了當排長我還要接參四(後勤)……還有如果連長、副連長或輔導長有事情也會分派給我做,我也可能會當他們的職務代理人……連長休假雖然營值星是給副連長揹,但我也會常常幫忙處理營值星的事情。[5]」

因此除了其職務內的任務與代理人業務外,他的長官與連隊班長也常常會請他做原本不屬於他份內的工作,剛下部隊對業務的不熟悉加上龐大的工作量,最後導致他「那時候接兵的的時期每天都只有睡一、兩個小時而已,連續一整個月都是這樣,因為業務都不做不完。白天要帶兵、晚上要寫報表。」

這樣過重的業務量,同時也發生在個案C身上,他是步兵預士,一樣在新訓單位服役,但由於沒有受過教育班長的訓練卻被派任教育班長一職,使其專業與職務不符,所以他「剛帶兵時,帶兵的口號跟方法都不及格,我在前面喊,連上資深的士官長跟組長就在後頭罵,譙得我滿頭包,在阿兵哥面前根本抬不起頭來。」

加上過多的業務,不只休息與睡眠時間少,個案C還常受長官與同袍的壓力「……初接業務不上手,加上已退伍的前人留下一堆大小洞,每天忙得不可開交……好幾次無法在規定時間內交出清冊,被上級的長官罰穿戴全副武裝坐在電腦前面打字,當下真的是覺得飽受羞辱」。

其次,由於不熟悉工作內容導致任務無法順利完成所招來的責罵,其實也是言語霸凌的一種,甚至還有根本與工作熟練或完成度無關,單純嘲笑與叫罵,以及更嚴重的肢體霸凌。

個案B是義務役士兵,在單位中就曾經「在例行性的車輛保養擦輪胎時,還被當眾大聲嘲諷:碩士在幫我們擦輪胎耶!」甚至他還因為在演習時因操作動作不熟悉、稍慢,「就遭到連上士官打頭、拿重物扔擊,以及辱罵問候我家母親。」

最後,上述的各種問題,會在造成受到霸凌與壓迫的義務役官兵身上發生甚麼影響呢?

個案B就說「當然不爽啊!很想爆發!我那時真的差點暴走,但是真的要忍。」個案C還提到曾與他擔任相同職務的學長「好幾個參三(作戰訓練)都曾壓力大到住院[6]」;個案A更聽說有同營區的弟兄工作壓力大到吞安眠藥自殺。

而國軍雖然有申訴管道,但也會因為志願役長官包庇下屬而難以發揮。就算有的「1985」申訴專線,但因為其不可匿名,加上只要你申訴的事由可能會讓單位長官被懲處,而最後還是會責成所屬連隊來處理,長官很容易就可以掌握是誰打的,更有挾怨去「修理」申訴人的可能。所以個案B才會說「我也不敢打『1985』,因為軍中就灌輸一個觀念,打這個號碼會『黑到發紫』,我也就不敢挑戰這個環境跟權威。」

從上述的訪談中,我們可以簡單歸納出國軍最常出現的幾種問題與狀況:一、平均工作量過大且業務分配不均;二、專才專用未能落實,部分更是學非所用;三、不當管教與霸凌事件時有所聞;四、申訴管道未能暢通與發揮應有之功能。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人治、「潛規則」與形式主義

雖然軍隊的組織看似幾乎完全符合韋伯所定義的「科層體制」,因此照理來說其運作應該是依照法理(legal)而非因人而異。但軍隊的封閉性與其「全控機構」之特性,讓國軍形成為一個「人治」大於「法治」的地方;PTT軍旅版有句俗諺:「爽單位也有爛缺,爛單位也有爽缺」,但這一切都比不上遇到一個好長官。也由此可知「人」在軍隊中,有時是可以大於制度的。

為什麼軍中可以形成「人治」的文化呢?傅柯對「權力」的詮釋提供了我們一個不錯的切入點。

「權力」對傅柯而言,不再那麼簡單的是如同韋伯所說的,是一種可以強迫他人去做其原本不願做的事情之能力,而是更為複雜、精巧與無所不在,是一種在「全景監獄」空間中藉由「凝視」所顯現出的「微觀」權力;而透過規訓手段展現之權力,又會再產生知識,形成了「知識/權力」(Knowledge/Power)兩者互相蘊含的微妙關係。

因為國軍基層部隊的平時運作多由士官來維持(志願役軍官因為有常態性輪調制度,所以大小事可能都還要看士官長或資深士官的臉色),士官幹部長期下來所累積的經驗與能力就成為其知識,並形成其在部隊的權力來源。例如本文訪談對象之一的個案A,雖然軍階為少尉軍官,在階級上高於士官長與士官,但因為「菜」、資淺與義務役的身分,所以根本難以直接指揮或命令士官幹部,甚至其如果要好好做事情前還得先討好士官們。

這也是由於軍隊體制封閉,加上在內部微觀權力運作之發展下,所會出現的異於一般團體之規範與文化,或者也是被稱之為地下秩序的「潛規則」,在台灣軍中常見的「學長學弟制」就是其中一例。舉例來說,有的部隊在起床的時候,學弟是不能驚動到學長的,如果吵到學長到時候免不了又是一陣罵;說好聽是學長為了培養學弟們服從或忍耐的精神,但無形中則成為規訓手段的一部分。

在「潛規則」遍布國軍之中的情況下,微觀權力的運作也就更為有趣。如何透過觀察個別成員的權力大小,來觀察其在部隊「學長學弟制」的位置呢?筆者就發現光是「折棉被」這種小事就可以略窺一二。

一般來說剛下部隊的新兵可能不太會折棉被(每個單位所要求的標準或折法多少會有所差異,甚至跟新訓中心所學不同),而學長或老兵就可以藉此來「電」學弟,除了展現其在摺棉被方面的「知識」外更可樹立權威;更老一點的學長則是故意將棉被亂折,顯示他夠「老」或「趴數」夠而不怕被幹部刁難,代表他在這個「潛規則」結構中更居於上位。

雖然根據前述我們藉由傅柯的概念所做出的分析,這種不成文的規定與文化,美其名是確保部隊能夠維持正常的運作,但如果這種「潛規則」有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問題或發展過當、甚至是失控(例如「學長學弟制」變相地發展成霸凌或凌虐),都有可能會造成整個軍隊的正面功能受到影響。

因此,雖然國軍有多如牛毛的法規與命令,而在所謂的「軍令如山」之下,包括大小會議、莒光園地與離營宣教都一講再講,但是酒駕、不當管教或洩密等軍紀案件仍不斷發生,國軍的軍紀檢討會也開不停,各種「防____小卡」(可自行填入酒駕或自殺)也就跟著發不完。

以攜帶有照相功能或有記憶體手機(包括智慧型手機)入營的規範而言,最初的用意是避免軍事或機敏性情報有外洩之虞,當然規定原本也應該是全軍適用。所以在踏入營區的時候,那些士兵或義務役都被攔下來,自然也沒辦法將照相手機攜入營區,就算可以攜帶進去,各單位也會定期有檢查以免有漏網之魚;但部分的軍官或高階長官卻因為是「長官」所以可以不必受這種檢查(顯示軍中規定因人而異的「人治」文化)。

而長官們為了瞭解檢查的狀況,便要求幹部定期做表格與造冊,讓長官們看似可以快速掌握營區的資安狀況;每次只要長官想起來,或是又要多針對一項事情做管制,而要做的資料就又多了一樣,單位的業務量也就因此而逐漸增加。

但有的營區可能根本不管這種例如對智慧型手機的規定,不但軍官帶、志願役士官兵也帶,甚至還允許義務役也可以帶。可是志願役的「規矩」當然不可能跟義務役一樣,於是就有可能會出現志願役可以隨時攜帶智慧型手機,而義務役就只能在寢室偷偷摸摸使用(因為智慧型手機而出現的特殊「潛規則」)。

原本這樣的隱形權力結構可能對志願役或義務役彼此都相安無事,但如果某一天有人去檢舉,或是高司單位來督導被查獲有這樣不符國軍「規定」的情事,則整個單位都會遭殃。其結果又是一連串的處分(但處分又有可能是因人而異)、寫報告,以及後續開不完的檢討會、做不完的資安督導與相關的檢查資料。

但在國軍的人力編制越裁越少,而這種類似的事情卻只增不減之下,結果就是每個人的業務量都因此而增加,更因此影響軍隊正常的戰訓本務;如果有人批評國軍的戰力低落,絕對不是因為國軍太過要求人權,當然也不是現代的阿兵哥太「草莓」或怪罪到洪仲丘身上,因為過多而不必要的業務或工作反而才可能是其中可能的原因。

在長官求快、求效率的情況下,過多的業務量就使人必不得已去做「假資料」的狀況。因此,國軍常被批評愛做「表面功夫」不是沒有原因,甚至這種「形式主義」的風氣,幾乎在國軍的大小事中都可能出現。如果這樣子的作假又被抓到,則上述的過程就會再重複出現,變成一個惡性循環的結構。

國軍在人治、「潛規則」與「形式主義」所影響之下的部隊運作,不當管教與軍紀事件難以遏止,而自然業務量也越來越多,且導致在人力有限的狀況下無法專才專用,可是申訴與監督、防弊的管道卻也沒辦法有效運作。而國軍在面對問題與危機時,也並非是從問題根本與結構著手(筆者認為其中的原因很可能會是害怕會觸及舊有勢力或既得利益者),而只能做表面上的修補與善後。

雖然單一事件有可能會落幕,但類似的案件卻可能一再發生,所以人才或好人才會待不久,原本立意良善的政策也可能會出問題,更導致國軍再怎麼大力宣傳「募兵制」都無法使志願役的入營人數有明顯起色。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結論

雖然李蒨蓉在「阿帕契」直升機上拍照上傳的行徑有洩密之虞,但勞乃成可以無視部隊管理與資安規定將「觀光團」帶入營區,且同意李蒨蓉將照片上傳,顯示該部隊的人治管理與這種觀光團「潛規則」;而後續國防部的虛應故事的懲處與檢討作為,只讓人更看出國軍形式主義的風氣。所以,包括「洪仲丘事件」與「阿帕契打卡案」,以及近幾年的人權與軍紀案件就是這樣產生的。

國軍每年都有萬名的義務役役男入營,如果這個體制真的制度健全、運作良好,即便國防部不用刻意宣傳,志願留營的人數也一定會比現在高;當然,更不會年年出現如同「洪仲丘事件」的軍中人權或霸凌案件。

田畠真弓(2013年)比較了台灣與日本的軍隊組織文化後,認為軍中霸凌狀況的出現是因為「個人採用不正當的策略與他人勾結而組成小團體,目的是為能控制組織的權力結構,而結果導致集體霸凌等重大事件」。但本文則認為,軍隊的組織特性,特別是再加上根源於國軍的軍隊結構中的人治、「潛規則」與形式主義等文化及運作模式,才會導致國軍出現了包括「洪仲丘事件」在內的大大小小的軍紀與內部管理案件。

一般人可能會認為就是要靠這樣子的軍隊運作方式才得以維持部隊戰力,但通過上述的分析,我們卻得出了就是因為這種運作模式反而才會傷害國軍戰力的結論。本文簡單說明,如果要打破這樣的結構,就要從降低軍隊事務的不透明程度,同時確保申訴管道的有效性,讓原本封閉的軍隊可以同時接受內外的監督,使原本易受包庇與私了的違法、違紀情事可以循制度化管道去解決,才是改變國軍的開始 [7]。

而最後,你以為人治、「潛規則」與形式主義只出現在軍隊嗎?其實,社會上很多組織或團體,乃至於擴大到整個台灣社會,我們都可以發現或多或少都存在著這樣的文化與結構,並影響原本這個群體所應該展現的正面功能。或許這些在國軍所發生的事情,正好可以讓我們用來檢視所身處的社會結構及其問題。

(推薦閱讀:一個志願役退伍軍官的沈痛告白:國軍,為什麼大家都討厭你?

附註

[1] 另外還有共諜案,以及退役將領到中國經商或跟解放軍將領聯誼,甚至是「今後不要再分什麼國軍、共軍,我們都是中國軍」的發言,都與當前台灣的國家認同與處境有關。當中國仍對台灣保有敵意時,而基於中華民國體制而建立的國軍,在台灣與中國高層與民間交流、互動日益熱絡的同時,要如何保有應有的認同與敵我意識,或許是政府與國防部高層值得深思的問題。

[2] 軍隊組成還會因國家兵役制度及招募情況而有所不同,但通常是志願役與義務役兩種役別並存,並由志願役來擔任軍官與士官等指揮、管理幹部。目前中華民國的兵役制度則是從徵募並存到未來邁向全募兵制,在這個過渡時期中,國軍仍同時包含著志願役與義務役。中華民國至今仍保有所謂的預官制度,如果義務役役男有通過預官考試,可照成績分發擔任軍官或士官,此外一律為一般兵。

[3] 現行國軍編制約21萬,未來規劃將縮減至18萬;而國軍於2014年的義務役接訓計畫數為112,405人,約佔總兵力一半。

[4] 軍官掛少尉階、士官掛下士階以及士兵掛二兵。

[5] 「參」就是「參謀」,參謀主要負責協助單位主官處理各項業務,一般部隊總共有參一到四來處理各種參謀業務;而「參四」主管後勤業務,包括經理、裝備、軍械與調度等,凡不在人事、情報作戰與政戰等範圍內的幾乎都屬於參四,業務量相對較大,也因此俗稱「慘死」。

[6] 「參三」主管作戰訓練,包括安排訓練課表、撰寫操課報告單,以及各種與部隊操練相關的業務。

[7] 國軍在「阿帕契事件」後,共推出了33項改革措施,包括了:「從部長做起人車、門禁、物品進出管制、不分階級一律落實」、「每週排定兩小時警衛勤務」、「檢討「管制性軍品庫儲作業規定」、「飛行個裝管制規定」」、「推廣性騷擾申訴專線」、「研製無照相功能智慧型手機」、「鼓勵官兵舉報可疑情事」、「實施軍紀教育及莒光日單元劇」、「於外離島部隊進行軍紀維護工作」、「不定期軍紀夜間突檢」、「對汰除者追究責任」、「對公費、深造生遭汰除者嚴格要求公費賠償」、「研擬剝奪、減少退休金實施辦法」;但上述辦法原本都就都有規定在國軍的各項法規與準則中,光是事後的加強「推廣」與「落實」是否就真的可以解決結構性問題仍是個問號。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參考資料
  1. Foucault, M. 1995, Punish and Discipline: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2. Goffman, E. 1961. 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s).
  3. 九野,2011年,藍帽子,臺北:華滋出版。
  4. 田畠真弓,2013年,〈軍隊集體霸凌的社會學分析:從洪仲丘死亡談起〉,巷仔口社會學。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士範

或許你會想看
更多『評論』文章 更多『社會』文章 更多『普麟』文章
Lo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