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洪仲丘到「阿帕契打卡」： 人治、潛規則與形式主義，才是國軍老是出包的主因

文：普麟（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研究生）

從洪仲丘與李蒨蓉談起

近期，藝人李蒨蓉在AH-64E阿帕契直升機駕駛艙內拍照打卡上傳至Facebook的新聞，在台灣引起一陣軒然大波。國防部從一開始僅對將李蒨蓉等一行人帶進營區的航空601旅中校勞乃成記三次申誡，但到後來因為媒體與名嘴的爆料而讓雪球越滾越大，懲處的官階也越來越高，更牽扯出國軍內部管理疏失問題以及其它所謂的「阿帕契觀光團」。新聞與事件延燒的速度與層級，不經讓人想起前年的「洪仲丘事件」。

2013年7月，陸軍六軍團裝甲542旅下士班長洪仲丘因攜帶具拍照功能手機與MP3隨身碟進入營區而違反國軍相關資訊安全規定，後卻在被送往禁閉室實施悔過處分期間死亡。但因為洪仲丘的死因涉及凌虐，成為了軍中重大的人權案件，因而引起社會輿論的一片譁然。該案更引發了台灣社會長期以來對國軍漠視人權的不滿，身穿白衣的25萬「白衫軍」走上街頭，並間接導致《軍事審判法》的修法。

這兩起事件的爆發，一樣都跟資訊安全規定或內部管理有關。但洪仲丘是對部隊問題直言而遭長官盯上而後慘遭凌虐致死，而李蒨蓉「打卡案」的背後則是勞乃成中校被指控「耍特權」、帶頭違反規定；前者攸關國軍的軍中人權問題，後者的軍紀問題更凸顯軍中的規定是因人而異的。

本文不在於批判洪案中的范佐憲或是「阿帕契打卡案」中的勞乃成等單一個人，而是從這兩個案子開始，先淺談國軍的組織結構，再透過對有服役經驗的義務役弟兄進行訪談，綜合筆者自身當兵11個月的經驗，試圖對國軍這個巨大的國家機器之結構進行簡單的分析。

而本文則想告訴大家，不管是「洪仲丘事件」或「阿帕契打卡案」，包括近幾年一連串的人權、軍紀案件，絕不能只用「國軍就是爛」或是抓幾個長官來懲處完就沒事，而應該從正視國軍長年以來的沉痾與問題開始 [1]。

軍隊的功能與組織結構

軍隊或武裝力量（Armed Forces）為一個國家所持有的暴力工具，其最主要的職責為維護國家與人民之安全，在對外戰爭中擊退來犯的敵人。

為了避免暴力工具不受控制反對國家安全形成威脅，並在戰爭中順利遂行每一項任務與行動，軍人從踏入軍營的那一刻起，就被強制接受一連串的教育與訓練，從敬禮、行進間的動作與軍歌練唱等，乃至於跟戰鬥有關的各種教練與武器操作訓練，目的就是要讓軍對的每一位成員能動作一致且完全「服從」上級命令，以有效發揮戰力。

套用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話，這種軍隊對內部成員「規訓」（discipline）的方式，是為了讓士兵能從肉體到靈魂都完全順服，除了能強化其個別成員能力，還可使軍隊運作強大而有效率（Foucault, 1995）。

軍隊是一個封閉的小型社會，也因此外界難以直接監督。軍人在這個強制性組織（coercive organization）中受到隔離，並處處受到強制與「監控」（特別是對士兵或義務役），亦即高夫曼（Erving Goffman）所說的「全控機構（total institution）」（Goffman, 1961）。這樣擁有高度封閉與強迫性質的組織特性，使其發展出與其他社會團體不同且相當獨特的文化與規範。

軍隊這個封閉的全控機構所展示的是一個階級分明的社會，包括了由軍官、士官與士兵等三大群體所組成的階級結構 [2]。依照韋伯（Max Weber）所定義的「科層體制」（bureaucracy），軍隊除了有著專業分工與依法行政等特色外，組織中的官、士、兵更嚴格細分其軍階；而即便軍階一樣，軍中還有所謂的資深制（seniority，或是台灣軍中俗稱的「學長學弟制」），來規範並確保命令的下達與執行。

軍隊組織就像是現代的監獄或醫院，如同傅柯所描繪的「全景監獄（Panopticon）」，軍隊透過一系列的「規訓技術」來維持權力的運作，再經由空間配置、活動安排與實施操練來鍛造出所需的個體，並利用層級監視、規範化裁決與檢查來加強規訓的力量、形成無所不在的「凝視」，進而通過此機制使軍人的身體在變的更為有用的同時也更加順從（或者是因順從而有用）。

簡單來說，國軍的組織特性正如同一般的軍隊一樣，擁有相對的封閉性與科層體制結構，內部成員所接受的規訓手段是為了確保其對命令的服從，讓軍隊的運作更有效率；但另一方面，國軍的實際運作狀況，卻並非那麼理想與完善。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從義務役的服役經驗看國軍的運作

前一段的論述是從整體的角度來分析軍隊的組織與結構，但並未告訴我們軍隊（包括國軍）在實際運作時會碰上什麼問題與狀況，本文則選擇透過義務役役男的視角來回答這個問題。

雖然這群俗稱「不願役」的義務役役男只佔整體國軍兵力的一半 [3]，且役期也縮短只剩一年，但在義務役皆為軍階最低者的情況下 [4]，基層役男的業務與工作壓力不見得較以往少，同時受到霸凌的情況也時有所聞。因此，其服役經驗正好可以用來觀察國軍的基層單位實際運作情形，甚至進而能夠指出國軍整體的問題為何。

本文的主要訪談對象為兩位曾在中華民國國軍服役過的義務役軍官與士兵，另外還運用了一位士官的自述性文學書籍之內容（九野，2011年），並依序重新命名為個案A、個案B與個案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