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神壇跌落的「廉政公署」:過去捍衛香港法治,如今淪為中共打手

從神壇跌落的「廉政公署」:過去捍衛香港法治,如今淪為中共打手
Photo Credit: AP Photo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以1970年代作為製片的時代背景,ICAC常會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與警務處之間的衝突畫面令人深刻,但由於ICAC的廉政專員完全向特首負責,曾幾何時逐漸淪為特區政府打擊異己的工具,以致由北京直接使喚落實上意的那天,或許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香港廉政公署(ICAC)起訴有獨立音樂教父之稱的藝人黃耀明,雖然之後經法庭宣判不起訴作結,但主要是因為黃耀明被脅以簽下保守行為之承諾。

而為何黃耀明會被起訴,表面上ICAC是以「向他人提供娛樂誘使投票」為由起訴,實際上卻是因為黃耀明多次為泛民主派發聲,甚至與社運人士走上街頭爭取香港民主及批評中國違反民主。

值得留意的是,ICAC出手控訴的動作非比尋常,這個曾是香港維持行政清廉的獨立機構,卻甘受香港特首及北京的指揮對港人進行政治抓捕與司法濫訴,顯然這是香港法治的警訊,意味著中共懲治香港的手段已無所不包,將各種制度竭盡所用,意圖以「內地化」來弭平「一國兩制」所衍生的統治挑戰。

過去:為了反貪,與警察槓上也在所不惜的ICAC

ICAC在許多香港人眼中是一個劃時代意義的政府單位,而對非香港籍人士來說ICAC更是代表著肅貪倡廉的象徵,外界認為ICAC是香港成為全球最清廉地方的主要關鍵,甚至有許多國家相繼仿效在政府內部成立類似的機構。

其中,台灣也在2010年7月正式運作「法務部廉政署」,縱然位階與制度設計上有異於香港ICAC,不過,香港ICAC自1974年2月成立以來,經衝突、磨合及執法的過程,確實立下了「打擊貪污」的典範。許多台灣人對香港ICAC的認識主要來自電影情節,尤其是1990年代時以「警政」作為主題在香港影視蔚為流行,而且多以1970年代作為製片的時代背景,ICAC常會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與警務處之間的衝突畫面令人深刻。

1990年代的《五億探長雷洛傳》是部膾炙人口的香港電影,講述著當時香港警察生態及社會問題,其中描繪最多的便是警政人員的貪污現象,電影中飾演雷洛探長的劉德華聲名大噪,他的一句話:「要貪,我就要貪一億!」成了經典台詞。

現實中,這位雷洛探長就是隱射建立香港警政貪汙機制的英治時期總探長呂樂,他和台灣也有相當之淵源,曾一段時間在台移居,而ICAC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所成立,由於當時全香港的貪腐結構相當複雜,幾乎很高比例的公務人員都有收受賄賂。當時ICAC的強力作風引起香港警察的不滿,在1977年還爆發嚴重的「警廉衝突」,有媒體還將此稱為「警察叛亂」,2009年上映的另一部香港電影《金錢帝國》就描述ICAC成立之初面臨的挑戰。

如今:警廉聯手,聽命北京作政治抓捕司法檢控

當時為了解決「警廉衝突」,以及消除社會大眾對治安的憂心,香港史上任期最長的總督、時任港督的麥里浩(Murray MacLehose)決定來個警廉和解,對認罪的香港警察採取一次性的「局部特赦令」,順利平息了可能爆發的治安風暴與政治危機,雖然看似ICAC向警務處妥協,但卻也藉此立下ICAC的執法高度,以及取得香港社會的信任與期待。

不過,時代的轉移之下,ICAC的特殊任務在政府職能與位階上也產生了質變,由於ICAC原直屬於港督一人指揮,容易在「由上而下」的行政關係中出現濫用職權的狀況,尤其在1997年回歸後,ICAC雖然仍由特首直接領導,但廉政專員必須經過北京的同意。

由於ICAC的廉政專員完全向特首負責,那何時淪為特區政府打擊異己的工具,何時變成由北京直接使喚落實上意,也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

Hong Kong Corruption Pr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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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倘若鄧小平的「五十年不變」仍被遵循的話,2047年之前ICAC還可能扮演中道的角色,監督行政部門以防貪腐再現;不過自2020年6月《港版國安法》施行後,「國安公署」職司於「國安案件」,但對於香港內的「非國安」但「反政府」或「爭民主」的案件卻苦無合適的處理方式,那麼ICAC就成了可以越俎代庖的獨立機構。

其中,去年12月前廉政公署調查主任、前立法會議員的林卓廷被ICAC拘捕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起手式,相對於將違法警務人員的行徑視而不見,曾是世仇的ICAC及警務處,如今卻是「警廉一家親」,實在諷刺不已。

ICAC的職權範圍及具彈性,上自公務機構及人員到公共事業,下至一般民眾及私部門,ICAC能調查的對象相當廣泛,確實也可以對企圖破壞公平選舉及進行投票舞弊的人進行究責,當然可以對黃耀明在2018年3月出席競選活動有無違法進行調查。不過,黃耀明上台演唱歌曲及呼籲選民投票支持,兩者間有無賄選或舞弊的關聯性,答案為何無須辯解,如今ICAC卻認為違法,以及提出檢控。

雖然黃耀明之後不起訴釋放,但這根本是ICAC自我緩解的做法,顯然近期ICAC的「拘捕與濫訴」根本是起於別有目的的政治判斷,早已不是公正超然的獨立機構,結合警察強制力進行「預防」作業,這樣的權力極大化到猶如「蓋世太保」所擁有的「預防性逮捕權」,已不是公正不阿的執法單位,而是聽命於北京指令的附隨組織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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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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