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奧運出現各國主動「為台灣正名」的現象，是不可多得的國際機會

文：賴怡忠

這次東京奧運台灣選手表現優異，在競技場上大放異彩。除了選手的好表現振奮國人外，也因為台灣選手的優質，讓國際媒體主動幫台灣正名，不少國際媒體對於台灣選手在奧運場合使用的Chinese Taipei名稱感到不可思議，開始幫台灣追尋這個怪異名稱的起源，更在報導時逕自使用台灣以代表台灣隊。相比之下國內媒體還多以「中華台北」稱呼台灣代表隊的現象，令人懷疑這些媒體到底是腦袋生蟲，還是被壓迫到習慣成自然，自動把打壓內化。

對於東京奧運所出現國際主動為台灣正名的現象，對我們來說是不可多得的國際機會，但同樣也呈現不小挑戰，特別在六個月後的北京冬奧，挑戰就可能出現。

基本上所謂的Chinese Taipei是當年兩蔣時代還主張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但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入聯後所出現的系列挑戰，之後針對保留台灣參賽權的妥協方案。

國際奧會在過去曾建議使用台灣（1960, 1964, 1968），但當時的領導者擔心這會影響其代表中華法統的正當性，因此不願使用台灣，搞到後來出現一個莫名其妙的Chinese Taipei。為了安撫國人以及避免國民黨政府被指控自我承認是中國的地方政府，就在中文翻譯時以「中華台北」稱之。

需要注意的是，由於這個方式讓兩岸都可以共同參加比賽，日後隨著中國在國際上逐漸強勢，北京政府代表中國也毫無疑義，因此針對台灣的參與，這個名稱與方式逐漸從運動賽事擴散到其他領域，成為台灣進行國際參與的使用名稱。所謂台灣參與國際活動的「奧會模式」之說法，也因此出現。

「奧會模式」已衍生到其他領域

舉例來說，台灣參與亞太經合會（APEC）用的名稱就是Chinese Taipei，之後作為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會員，雖然正式名稱是「台澎金馬獨立關稅領域」，但也說簡稱為Chinese Taipei。這些都是90年代，兩蔣已經走入歷史，台灣正要邁向民主化，而且是冷戰剛結束的國際環境。

如果在80年代還處於兩蔣時代時，狀況就更誇張。以亞洲開發銀行（ADB）為例，至今我國還對「中國台北」有抗議行動，但依舊參加。對這段歷史，根據維基百科的資料，說這是國民黨政府針對1983年討論有關中國入會的台灣會籍一事所提出，希望兩岸各自以「中國北京」、「中國台北」稱呼，但在1986年的大會討論，卻出現同意中國以「中國」名稱加入，而對台灣沿用國民黨政府原先提議的「中國台北」，導致國民黨政府感覺被騙。

先不論這段歷史是否正確，但亞銀至今以「Taipei，China」稱呼台灣，而我們在與會時也以「under protest」的名條擺在前面表示不接受這個名稱。但這是個活生生的「中國台北」，根本找不出理由翻譯為中華台北。

針對這些名稱問題，過去國際上多以這是兩岸協調形成的妥協，因此也對台灣的處境不加聞問。而時間一久，開始出現其他國家一旦遇到爭議，或是根本沒有爭議時，只是發現同場會議可能會有中國參與時，就自動把台灣更名為Chinese Taipei的情形。

例如在2018年4月，中國開始要求包括國際航空公司在內的跨國公司不能稱台灣為台灣，否則其在中國的業務會受到影響，社會信用分數也會被扣除。結果出現印度航空主動幫台灣改名為Chinese Taipei，甚至連某些國際會議也都主動幫台灣的參與團體更名為來自Chinese Taipei團體，對此一度出現台灣團體拒絕赴會的狀況。

據說這些逕自對台灣正名的行為，與當時主管印度外交官員的態度直接相關。這是所謂「奧會模式」滲透其他多邊，以及到雙邊關係的一個例證。

Chinese Taipei是完全漠視台灣民意的稱呼

但今天的處境非常不同，相對於過去國際上對名稱問題認為這是兩岸自己的爭議，因此留待兩岸自己解決，現在會開始追究為何台灣被迫使用這個名字。

如果是前者的態度，意味著它們根本不會理會這個問題，主張這是台灣自己與中國「達成共識」的雙邊爭議。這好比把強暴案（還不是家暴案）逕自當成夫妻吵架，還建議床頭吵床尾和，把協助強暴說成是在幫助夫妻送作堆促進家庭和睦一般，被強暴者不僅發現無法發聲，還被強制要與強暴犯多睡一會。

但態度變成後者時，就會追問為何台灣要這麼做，這個過程的歷史跟著會被挖出。也不太逕自認為這是兩岸可以自己解決的雙邊爭議，而會是個活生生的國際霸凌。換句話說，不僅不會認為是夫妻吵架的家務事，更不會認為這是家暴案，而是認為這是強暴脅迫違反人身安全的問題，路見不平的會講話，看正義哥們要不要出來主持公道。

因此對台灣來說，隨著東奧出現為台灣正名的國際輿論，就必須好好掌握。用什麼名稱與什麼模式，這不只牽涉到體育選手用麼方式參賽以及是否會影響資格而已，而是針對這個台灣民眾厭惡，被強冠在台灣頭上的怪異名稱，以及與此相關的諸多怪異限制，是台灣無法在國際上與其他國家平等存在的具體象徵，更是對台灣人民與運動員的歧視。

更由於奧運模式會外溢到台灣其他的國際參與，甚至開始衝擊某些雙邊關係，因此討論這個問題，甚至對這個議題的其他動作，也會對台灣的國際參與帶來影響。

有人提到去處理諸如奧運正名議題，會影響運動員的參賽資格。這些人，特別是國內主導奧會者更應該捫心自問，當年國際奧會有排除台灣名稱嗎？是誰堅決不願用台灣的？1964年的第一次東京奧運，不就是以Taiwan名稱進場嗎（國民政府當時在旗下自己加一個中文的中華民國），1968年也是以台灣名稱參加墨西哥奧運。

因此之後出現Chinese Taipei不用台灣，到底是誰的主意呢？2018正名運動出現時，又是哪位前奧會高層主動寫信給國際奧會打預防針，汙名正名就是破壞《洛桑協議》（但只是進場代表的舉牌與之後宣稱代表哪個國家，又不是修改中華奧會的名、旗、徽、歌，有何破壞協議的嫌疑？），之後再回過頭來告誡選手支持正名的可能後果呢？

當年的黨國主政者難辭其咎

即便我們現在不採取正名，看到東京東奧國際媒體對台灣被改名的不平之鳴，半年後的北京冬奧中國會做什麼事，例如幫我們正名為「中國台北」等以此永絕後患，這個可能性不能排除。因此我們如果什麼都不做，實在無法逆料在北京的積極運作下，我們逕自就「被正名」的可能性，畢竟中華人民共和國奧會當年不是《洛桑協議》的參與者，不存在破壞《洛桑協議》的問題啊。

當然國際在東奧場合對台灣「被更名」的密集討論，不必然代表這個問題能很快以我們期待的方式被解決，但這是難得的機會，台灣被更名以及其他的待遇，不再被認為是兩岸坐下來解決的雙邊問題，開始被認為是不公平國際霸凌的結果。如果好好處理，我們也有可能翻轉影響其他台灣國際參與的所謂奧運模式問題。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台灣國際正名的議題更是戒嚴威權體制的時代殘留。只有威權獨裁時期，透過高壓強制方式迫使人民噤聲，國民政府這些莫名其妙的主張才會變成「協議」。但民主化後的台灣卻還被這些威權體制的國際殘留持續壓迫，因此正名本身，也是民主化後意圖翻轉國際不平等待遇，在國際參與場域進行轉型正義的工程。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時，諸如奧運正名，就與道德義務有關了。

回到運動本身，這次看到我國選手不僅在東奧賽場上表現優異，其表現對台灣的認同更是無與倫比。在台灣名稱被消音時，更有選手直接將台灣刺在手臂上，想要讓大家知道她就是來自台灣，這表示我們的選手非常積極利用每一個可以為台灣發聲與讓台灣被看見的機會。

在對這些選手的台灣強烈認同感到激動時，我們是不是也應該要更努力一點，讓以後的選手不需要再透過這種刺膚之痛來彰顯台灣，也不要為無法大聲說出台灣而感到委屈嗎？

東奧讓別人為台灣的待遇打抱不平，但我們自己也可以努力一些吧。

努力過、嘗試過至少有50%的機會，不嘗試的話等於0，不拚什麼都沒有！

——東京奧運鞍馬銀牌李智凱

東京奧運出現各國主動「為台灣正名」的現象，是不可多得的國際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