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麼讓我們裹足不前?想望的能力也會「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是什麼讓我們裹足不前?想望的能力也會「貧者愈貧、富者愈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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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還是同意一點:想望的能力並不是平均分布的。也就是說:人人都可以作夢,但很多人不敢做,或者不敢實行。因此,對我而言有趣的問題反而是:到底是什麼限制了我們的夢想呢?第二個問題就是:究竟是什麼限制了我們實行夢想的能力呢?

文:bricoleur

「練體操與拍電影都是一條困難的道路,如果你下定決心往這條道路走,你就應該要開心地堅持下去,撐到最後就是你的了。」(《翻滾吧!男人,還有喵導》頁162)

2021年8月8日,東京奧運閉幕。向來是體育門外漢,連一日球迷也當不上的我,卻跟著《翻滾》系列當了一週的夢想迷。四年前在戲院看了《翻滾吧,男人》,趁機補完《翻滾》三部曲。《翻滾吧!男孩》(2005)動人活潑,《翻滾吧!阿信》(2011)感人,《翻滾吧!男人》(2017)則增添了歲月的深度與命運的跌宕。

很有趣地,導演林育賢原本對《翻滾吧!男人》的規劃就是拍到2020東京奧運,然而由於2015年秋,由於李智凱有機會爭取2016年里約奧運入場券,在教練的通知下,一切都提前了……《翻滾吧!男人》於2016年9月初拍攝殺青[1],正好是里約奧運結束之後。2017年又增加了8月李智凱於世大運鞍馬單項奪金的重要片段,於10月正式上映。看過影片的同胞們,自然深知其中一切心路歷程與峰迴路轉。

2021年8月1日晚上,李智凱不負眾望拿下台灣史上第一樁奧運鞍馬單項銀牌時,開始有觀眾敲碗下一個翻滾計畫。(或許導演心中會想:果然是命運的安排……)天意似乎意味著還要繼續拍下去。不管是否會繼續翻滾,片中的主角、掌鏡的導演以及觀影的群眾,大概都有種感覺:這一系列影片談的也是你我的故事。在一個訪談節目的結尾,導演提到:

我覺得這個片子表面上是在記錄這兩個人十五年的糾纏的過程,但是其實,某種程度,大家不覺得其實那也是在記錄你跟我十五年的故事?因為看著他們的故事,你一定不斷地會在反饋自己:那我做了什麼,十五年我有沒有完成自己當初的承諾?那我覺得《男人》這個階段完成,對我來說這個事情最重要,也是最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說:看他們的過程,回想我們自己。十五年了,我們做了什麼?那如果還沒做,也不要放棄,因為大家都還在翻滾,其實勝負都未定。

實在太激勵人心了。我立刻找來導演寫的《翻滾吧!男人,還有喵導》,該書記錄了導演的成長故事與電影夢。一週夢想迷如我恍然大悟:原來翻滾三部曲的真正主角,除了感人至深的選手與教練,兩代體操選手的夢想(可見《報導者》專文),[2]更有記錄著這一切也同時受到激勵的導演、拍攝團隊、演員,以及沿路上啟發他或受到啟發的各路朋友——包括「種樹的男人」盧銘世、看到電影深受刺激的西門町中輟生、轉職作曲的電玩工程師、從四川鄉下為了音樂夢北漂到北京的小吳、醫學院畢業投入影像圈的好友。當然,還有所有觀影群眾的夢想。

人類學有沒有關於夢想的研究呢?(明顯地話鋒一轉)(其實是因為我希望可以盡責地為各位報導一個行業,但由於還沒約訪,就只能先話鋒一轉了。)

有的,在此舉出幾個相近的關鍵字——人類學有研究想望(aspire)、想像(imagine)、希望(hope)、欲望(desire)、未來性(futurity)、奇思妙想(fantasy)……(謎之聲:到底有什麼是人類學沒研究的?)在我有限的所知之內,在這些圍繞著「想望」、「希望」的關鍵字之中,Miyazaki(2004)、Appadurai(2013)、Crapanzano(2004),以及Henrietta Moore(2011)之間,就存在四種不同的談法,其繼承的知識傳統與所援引的理論依據均有差異。

再說,芭樂人類學所談的「夢想」案例還少嗎?比如〈用雙手實踐傳統〉、〈對岸異鄉人/二十歲的夏天〉、〈一個關於空地的夢想〉、〈公共夢想空間〉......如同這篇文章〈危機中的「未來」與日常烏托邦〉所提出的:「夢想大概是今天台灣一個滿重要的的關鍵字,在當前的政治經濟脈絡下,夢想變成很接近一個人的靈魂本質的表徵」。此言不虛。如同我在這短暫的一週之內,彷彿又聽到了村上春樹所說的「從遙遠的時間、遙遠的空間傳來的微弱大鼓聲」,宛如靈魂的召喚一般。

在上述幾條理論路徑中,今天先談最容易理解的。是關於一個我向來好奇的問題:夢想是不是一種資本?誰比較有夢想的能力,誰比較沒有?是什麼讓人不敢夢想?(或者心中有夢想,卻像是蛋一樣經年累月地孵著,使得夢想成為永遠的「尚未」——尚未被實現的狀態?)

今天暫且先用"aspire"(想望)這個詞來趨近「夢想」。

Appadurai在2004發表,2013又收錄在文集中的一篇文章〈想望的能力:文化與肯認〉中提到了「想望經濟學」(economics of aspirations)這個概念,這也和文集的名稱《未來做為一種文化事實》密切相關。Appadurai在該文中表示:想望(aspire)牽涉到欲望(wants)、偏好(preferences)、選擇(choices)、計算(calculations),但這些因素(factors)在學科分工內幾乎都是經濟學的主導領域,在分析上被賦予強烈的個人行動者色彩。

人類學在學科分工中,就負責處理朝向過去的「文化」(習俗),以及文化被分派到的社會單位:集體。換言之,儘管Appadurai當然意識到人類學的文化定義極為廣泛,但是在社會科學常識中,「文化」一詞常常被認為具有過去性,如「習慣、風俗、遺產、傳統」,而發展總是指向於未來(如「計畫、希望、目標、目的」等等),一如學院內經濟學與人類學的分工(Appadurai 2013[2004]: 179-180)。而Appadurai試圖打破這個分界。

福利經濟學家Amartya Sen將自由、尊嚴、道德上的福祉(well-being)帶入福利政治學及經濟學的核心,強調的是capabilities(也就是著重「人可以成為什麼,人可以是什麼」,重視於人將資源轉化為機會的多樣性)。[3]Appadurai則企圖將文化面向帶入,強調:想望(aspiration)是一種強大的文化能力,也是一種後設的能力,可以對抗將貧者排除在外的險惡經濟處境。想望的能力(capacity to aspire),可以說是Sen所提的capabilities的一體兩面。但由於是與人類學界對話,Appadurai更聚焦於「文化」的未來向度(orientation to the fu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