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不分的「酒桌文化」潛規則,在阿里巴巴性侵案後廣受批評

公私不分的「酒桌文化」潛規則,在阿里巴巴性侵案後廣受批評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酒桌文化」長年存在於華人及日韓社會,這種與隱性權力有關的潛規則,因阿里性侵醜聞再次在中國引發熱議。到底「酒桌文化」從何而來?我們有可能擺脫這個「陋習」嗎?

文:李宗憲

中國科技巨頭阿里巴巴日前爆發性侵醜聞,有員工公開指控在酒局後遭上司性侵,引發社會對「酒桌文化」的討論與批評。

中國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發文批評性侵事件,呼籲要鏟除「酒桌文化」等潛規則問題,不過有學者直言,要杜絕「酒桌文化」不太可能,但希望透過討論讓社會意識到「酒桌文化」是個「陋習」,並建立更健全的社會制度,才有機會減少酒桌次數。

「酒桌文化」泛指通過敬酒、勸酒等方式促進雙方彼此關係及攀交情,在商場及職場上很常見,通常存在於華人社會,日韓也有類似的文化。

對「酒桌文化」有深入觀察的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聶輝華,稱這是「陋習」,並解釋由於中國企業及組織制度不夠發達、規範不足,因此「酒桌文化」在人情關係上起到一定作用,也就是通過喝酒的社交手段,建立彼此信任。

對組織發展不利

聶輝華指出,許多中國企業在草創階段因制度不足,「酒桌文化」作為非正式制度,也就是私人性質的人際關係網路,像是藉由長官敬酒的方式犒勞員工,可以彌補組織內正式、有規範性制度的不足,但長期而言仍不利於組織發展。

聶輝華說,「酒桌文化」與階層等級劃分有關,間接促成了「勸酒」文化,這普遍存在於東亞社會。他對德國之聲說:「全世界找不到像是東亞國家等級森嚴的地方,像是中國的官員級別分成十級,每個職位都有等級對照,不可能越級或降級。」美國官員分級相對寬鬆,僅分成內閣成員和下級的政策制定者,行政等級也只有五個級別。

不過,「酒桌文化」在網路等講求平等的產業並不流行,聶輝華說:「因為要加班嘛,怎麼喝酒?」然而,在越強調等級、權力,像是基層地方政府、傳統企業、國企及民意企業,喝酒文化就很盛行。他補充,這有時候也與城市治理有關,嚴格取締酒駕的大城市,「酒桌文化」也可能比較少。

今年23歲、在中國國企任職的崔小姐告訴《德國之聲》,她的上司每兩個月就會以團建為由舉辦喝酒聚會,她無奈地說:「有個男主管在周中搞團建去喝酒,第二天我身體不適不說,整個人的精神狀態就很不好,無法集中精力工作,簡直百害而無一利!」

在深圳的崔小姐則告訴德國之聲,與她年紀相近的同事都不喜歡「酒桌文化」,初入社會的她說:「這種文化對我來說會是一種困擾,經常會被領導說我們搞市場的就是要會喝酒,以能不能喝酒作為衡量我的個人能力我覺得很下頭(不開心)。」

崔小姐說,「酒桌文化」對她而言很困擾,在酒桌上捧上司「感覺就很刻意,很不喜歡」。她補充,在職場上,領導對你的看法很重要,這讓她必須關注領導的感受。但她問道:「不是應該要以專業表現證明我的能力,而不是酒桌上的酒量來評價嗎?」

《中國新聞週刊》在8月9日發起一項名為「年輕人有多反感酒局文化」的問卷調查,截至10日有超過50萬人表示「極度反感,不能接受」,還有8萬多人選擇了「現實中難以拒絕,身不由己。」

年輕人不買帳

曾深入研究喝酒應酬文化的台灣國防醫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教授黃淑玲指出,「酒桌文化」通常是為了交換社會及政治資本,是種「男人建立關係的方式」。20年前,台灣許多公部門的貪污案件都和喝酒應酬有關,但隨著講求民主、透明度及專業形象,政治人物擔憂影響政治聲勢,普遍會避免類似場合。

黃淑玲向德國之聲表示,這種「酒桌文化」與權力佈署及拍馬屁文化有關,會造成排擠女性員工與監督體系喪失功能,有害組織健全發展。她說,企業也逐漸不崇尚「酒桌文化」,她以在金融公司任職的親戚為例,台灣公司很少要求下班需要喝酒應酬。

然而,「酒桌文化」是否仍盛行,仍與產業及企業本身有關。

在台灣任職於日商的Laura(化名)就曾在公司內部喝酒聚會上,疑似遭到上司騷擾,她向德國之聲表示,有主管曾藉著酒意,意味不明地在她耳邊輕聲提醒:「今年考績還沒打出」,讓她覺得很不舒服。

她認為,這種喝酒應酬文化完全是「基於對女性的種種不尊重」,在職場上常會聽到「女生就應該幫忙斟酒」、「帶女生去應酬可以讓應酬場合更為輕鬆」等話語。她認為這種刻板的印象,是社會應許的霸凌與騷擾。

Laura說,儘管喝酒應酬或許能拉近客戶關係、提高業績或促成簽約等,但喝酒能力等同於職場必備技能的這個文化會造成許多騷擾行為,早已不合時宜。

聶輝華批評,「酒桌文化」強化男性在組織的地位,他對德國之聲說:「男女差別很大,『酒桌文化』是男性主導,且女性通常酒量不大、不太公平……喝酒容易出事,對女性很不平等。」

反「酒局」不反「文化」

由來已久的喝酒文化,如今成了眾矢之的,甚至有中國網友稱:「年輕人反感的不是酒,是酒局。」

《人民日報》認為,年輕人對「酒局文化」反感,主要是因為酒局的場景和本質。《新京報》評論分析,年輕人討厭的不是酒,而是酒桌上種種的隱性權力規則,伴隨著網路的成的這代人,價值觀是平等、透明與共享。

評論稱:「這種透明的、共享的、規則化的思維恰恰與『酒桌文化』的內核相牴牾。」並寫道:「說到底,反對『酒桌文化』,實際就是支持更透明的規則,更尊重個人技能。」

事實上,阿里性侵案發生前,中國官媒新華社在今年5月就曾針對「酒桌文化」評論稱「飲酒要多些文明味兒,少些野蠻勁兒」,並稱要摒棄「逼人喝酒的傲慢態度和不醉不歸的陳腐觀念。」但不到兩個月,就發生阿里員工遭灌酒性侵。

過去幾年,關於屏棄「酒桌文化」的討論在中國社會已經多次出現,《新京報》評論稱,由於法律對酒駕以及「勸酒擔責」的相關規定,現在的勸酒文化已奄奄一息,「死命勸酒」的情況也變得少見。

聶輝華向德國之聲表示,「酒桌文化」模糊了公私界限,但本質上是契約精神的缺失,中國若要擺脫「酒桌文化」,必須進步有條件,中國必須更開放,制度更有規範,且融入世界潮流,接受現代商業的契約精神,才有機會逐漸減少酒桌次數。

聶輝華說,中國很多企業公私不分,老闆常認為「你進了這個門,就永遠是他的下屬。」

「若能改正這個觀念,以及加強社會上彼此信任,酒桌次數才可能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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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經《德國之聲》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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