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票日倒數 倒數
0
23
11
50

前往選舉專區

【專訪】中研院彭仁郁談「被主動忽略」的家內性侵,「遭亂倫扼殺的伊底帕斯」如何走出困境?

【專訪】中研院彭仁郁談「被主動忽略」的家內性侵,「遭亂倫扼殺的伊底帕斯」如何走出困境?
彭仁郁經由調查實際案例,研究受創主體的內在狀態。|攝影:張傑凱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家內性侵的複雜性在於施暴者同時是親近的家人。彭仁郁指出:「家庭性侵事件的未成年受害者往往不太願意接受社工、師長或檢調單位的協助,主要原因在於,在自我保護和保護家人之間,難以找到兩全的解決方法。」

作者:人文.島嶼(採訪撰文:曹馭博|編輯、攝影:張傑凱)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彭仁郁與我們聊到,她高中時與朋友們的談心經歷。當時眾人圍著鋼杯,用電湯匙煮東西吃,一邊談到彼此曾受到過的性騷擾。

「在此之前,每個人都以為只有自己發生過憾事,羞恥於述說,等到每位同學都講完自身經驗之後,大家才驚覺,明明許多人都曾受過那樣的對待,但是為什麼過去沒有說、不敢說,甚至自己還感到丟臉呢?」

1999年彭仁郁負笈法國,花了六年做田野調查、實習與完成博士學位,又花了六年才取得臨床精神分析師資格。談起這段經歷,彭仁郁說當時正在猶豫是否要出國深造時,剛好讀到鋼琴家琳達・卡汀(Linda Cutting)一點一滴重建創傷記憶的自傳《記憶空白:鋼琴師的童年、音樂與傷痕》(Memory Slips: A Memoir of Music and Healing),讓她下定決心鑽研這個領域。

書中敘述天才鋼琴師卡汀幼年時遭受父親性侵,隨著年歲漸長,儘管被性侵的記憶曾藉由音樂而逐漸淡忘,但於25歲的新秀首演時,現場一位遲到觀眾突如其來的腳步聲,使卡汀出乎意料地陷入解離狀態(dissociation)。

幼年時期被性侵的記憶,忽然如快拍影像般浮現,失去樂譜記憶的雙手懸滯在琴鍵上方,第一個樂句以後,是一整片空白。破碎不已的受暴記憶驀然湧現,使卡汀開始無法正常言語。她花了十多年的時間療養,在一連串的波折之下,卡汀終於在1995年重返舞台。

「卡汀的故事是我的第一個『案例』,我想探討的是,為什麼嚴重暴力的創傷記憶會被忘記?為什麼經過長期練習而幾乎已被身體記住的音樂會化為烏有,甚而讓一個人失去原本精湛的技能?」彭仁郁的眼神帶著堅定。

當家內性侵發生時,一個小孩要承擔多少壓力?

彭仁郁指出,現在臺灣對於未成年強制性交的法制化和社會扶助,確實已有長足進展,但家內性侵的通報比率仍偏低,政府提供的處遇也不見得能滿足受害者需求。

由於大部分家內性侵案件的受害者年齡較低,性意識尚未啟蒙,且與家庭成員關係緊密,反而也就更容易相信加害人諸如「小朋友要乖乖聽話」、「這是愛你的方式」、「只是跟大人玩遊戲」等說詞。

孩子通常不會防範家人,往往要等到學校性教育課堂上談論性議題,或旁人談論性侵事件的態度,才隱約察覺不對勁。

「在大部分的童年性侵案件裡,受害者通常難以靠自己的判斷,來掂量自己受暴的嚴重性。」彭仁郁說道:「同時,整個社會也不斷在灌輸集體的評斷,包括以妖魔化的方式描繪加害者,並對受害者抱持著標準化的想像,往往容易擊潰受害者的情感依附和心理秩序。」

家內性侵的複雜性正在於施暴者同時是親近的家人,然而無論是一般人的觀感、社會處遇或司法體制,仍習慣斷下善惡二元對立的評價,使得亂倫家庭成員之間的矛盾加大,導致受害者產生新的傷痕。

受害者可能為了保護加害者,或不想成為「破壞」家庭的人,選擇忍氣吞聲,因而出現「我是不是做錯了什麼?」、「他/她不是壞人啊?」「是不是我做得不夠好?」「是不是不該說出來?」等自我否定和自我歸咎的想法。

1
繪圖:李昀
對受害者來說,應當是避風港的親愛家庭,卻成為難以面對的痛苦來源。

彭仁郁指出:「家庭性侵事件的未成年受害者往往不太願意接受社工、師長或檢調單位的協助,主要原因在於,在自我保護和保護家人之間,難以找到兩全的解決方法。」

一般情況下,當學校老師發現孩童精神不好、有複合性家暴性侵等情形,為了保護兒童而必須向主管機關通報。但彭仁郁說其後檢調的一系列動作,往往容易讓家人指責孩童是「說謊者」或「告密者」。

由於通報後進入訴訟程序的雙方依然是一家人,對受害者來說,這些外來的「幫助」形同強制她/他「背叛」家庭,或是逼迫家人選邊站,讓搖搖欲墜的家庭關係進而崩毀。

彭仁郁肅然道:「實際上,孩子只是想要停止加害者性侵或施暴的那個行為而已,並不想與家人分開。」矛盾的是,當法律保護機制啟動時,受害者便會與家人敵對相向。

創傷主體的發聲困境

「這真的相當兩難。」彭仁郁感慨,許多專業工作者經常反映,性禁忌、性汙名與傳統家庭價值是阻礙通報的重要因素。受害者往往會擔憂社會觀感而備感壓力,特別在臺灣社會「家醜不得外揚」的傳統觀念下更是如此。她提到:「專業工作者在處理案件時,遭受的不只是被害者家族成員的抵制,有時甚至是一整個社區的敵意。」

除了通報上的困難,當事人是否能被好好的「信賴」也是難處。

相較於語言表達能力未發展完全的孩童,具有社經地位且善於表達的家長,可能運用誠懇的言詞,聲稱孩子的控訴僅是幻想,說服有關單位不要介入。

此外,受害者也可能因長期受暴,而對於他人的言行接觸有更多防衛心,或令人看來誤以為是精神疾病的徵狀,這些與人相處的言行舉止,都可能引發別人質疑其話語的真實性。

「當受害者被標示『瘋子』或『病人』,便不會有人相信他的言語。」彭仁郁強調此時受害者便更加確信,加害者可以全面掌控她/他的生命,讓她/他永遠無法脫離原生家庭的暴力。

性侵伴隨著的不只是肢體暴力,還有心靈摧殘、言語暴力與情感操縱等行為。從受害者的角度來看,有時性侵事件中的性行為本身甚至不一定是最嚴重的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