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深駐外記者：在我看來，亞洲只有日本媒體稱得上是國際媒體

文：梁東屏（34年資深駐外國際記者）

以自己的認知貼記者標籤，實際上侮辱了記者

前一陣子，日本《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矢板明夫應邀上了台灣《三立電視台》廖筱君主持的《新台灣加油》節目，談了有關台灣應對新冠疫情的問題，他對台灣在控制疫情上的表現讚譽有加，甚至稱之為「奇蹟」，但同時也表示他深深感覺到台灣社會的撕裂，亦即明明在前線的人做得很努力的時候，後面卻有一群人，天天用惡毒的語言，攻擊前線的指揮官。

當時有人把矢板明夫的這番話做成了一張圖上傳網路，我覺得他確實說得很好，而且也對台灣這次的防疫作為有很深刻的了解，所以把那張圖轉貼到我的臉書網頁上分享，不料卻引來一則留言，大意是說要留意日本記者所說的話，特別是產經新聞的記者。

我自己的記者生涯長達36年，其中34年是駐外，比一般的台灣記者更有機會接觸到日本記者，因此對那則留言很不以為然。首先，沒有一個媒體是沒有立場的，但記者完全可以做到沒有立場，頂多就是所寫的報導不獲刊登。其次，很多人習慣上以他自己的認知（其實也就是自以為是）來給記者貼標籤，這個做法很幼稚，實際上也侮辱了記者。

（文中提及的留言，可點擊上圖查看）

世界任何角落，都見得到日本記者的身影

我自己的經驗是，如果以東方媒體來說，日本的媒體才稱得上是國際媒體，世界上任何角落也都見得到日本記者的身影。

我第一次碰到日本記者，就是在自己也沒想到的地方——古巴首都哈瓦那。時間是1997年，我那時擔任《中國時報》紐約新聞中心主任，有天突然接到美國的一個古巴團體送來的電郵，大意是說當年5月要舉辦華人到古巴150周年紀念的一連串活動。

我真的是做夢也沒想過150年前就有華人到古巴了，於是就跟報社報備前往哈瓦那進行採訪，事前也根據前述的電郵跟哈瓦那方面做了些聯繫，包括請對方幫忙安排租車以及聘用翻譯等事宜。

到了哈瓦那之後，我住進一間老城區的旅館，有天突然接到一通電話，對方用口音很重的英文表示想跟我見面聊一聊，見了面之後才發現對方是派駐在哈瓦那的日本記者（忘了是哪一家媒體，也不記得對方的名字了）（編註：目前日本朝日新聞和共同社在古巴哈瓦那設有支局），他是因為聽聞我要去採訪，所以才想跟我碰個面。

我的想法則是，古巴當時是很封閉的地方，跟外界幾乎沒有什麼互動，所以他派駐在哈瓦那，也許十天半月都發不出一條稿子，所以悶得慌了，碰到我這個從外面進去的「新鮮人」，才想來聊一聊。

但我提這件事的重點在於，日本媒體很肯下資本，即使是新聞事件不多如古巴，他們也會派人常駐，關鍵就在於一旦有事，他們有人在那邊，自然就會有更即時更在地的報導。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衝鋒陷陣的日本獨立記者特別多

我在1998年調職東南亞，適逢印尼的多事之秋以及東帝汶鬧獨立，碰到的日本記者就多了，特別是在東帝汶。

除了正式的媒體記者之外，日本的獨立記者也特別多，他們不屬於任何媒體機構，完全是自己出錢進行採訪，為了能夠讓自己的採訪所得或是拍攝的圖片能賣得出去，他們就更加敢於冒險犯難，想盡辦法要找到別的記者找不到的新聞及圖片。

我於1999年前往東帝汶採訪情況混亂又危險的獨立公投新聞，就碰到多位日本獨立記者，有次一位日本記者租了輛計程車要到山區的投票所採訪，但計程車司機不敢去（反獨立的民兵會殺人），他就決定自己開車，然後找了包括我在內的幾個記者分攤車租，那次我們還真的在回程時遇到反獨立民兵，對方也還真的差點開槍（這部份故事太長，以後有機會再說）。

我也在東帝汶遇到後來成為好友的加藤諒（KATO Ryo），他也是獨立記者，十分節省，我常常請他吃飯。2003年美國攻打伊拉克，他也去了，在約旦首都安曼以及後來進入伊拉克首都巴格達，他都在我的旅館裡打地鋪，就是要省點錢。

2011年日本東北大地震引發海嘯，我去採訪之後轉到東京休息，跟那時在東京充當大樓洗窗工的加藤諒見了面，當然也請他吃了頓飯，飯後他還陪我去做了一個抗議福島核電廠輻射外洩的活動，他隨身帶了一個傻瓜相機，有點不好意思地跟我說，「等存夠錢之後，我還想再去伊拉克跟阿富汗」。

美軍2001年攻打阿富汗，我是從巴基斯坦經由陸路前往喀布爾，過程精彩刺激（同樣的，故事太長，以後有機會再說），到了喀布爾住進旅館，遇到了也住在同一旅館裡的日本記者，他本人是派駐在印度，和本來派駐在喀布爾的記者輪流，一人駐守一個月。

日本記者就是這樣採訪的。我那次只去了5天，寫了一系列報導，結果得到第17屆吳舜文新聞獎，為什麼？因為台灣的記者只有我去了，說起來真有點慚愧，台灣媒體的國際新聞，基本上就只是靠外電而已。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日本記者為新聞採訪奉獻生命

另外一個觀察點就是，除了日本記者之外，你何曾聽過有其他的東方記者是死在採訪線上的，至少我就沒聽過。我自己就親歷過兩位日本記者死在採訪線上的事件。

一是發生在2010年4月10日曼谷紅衫軍示威現場，靠近背包客天堂考山路的考瓦十字路口，日本路透社東京分社攝影記者村本博之（MURAMOTO Hiroyuki）被擊斃。事後泰國陸軍發言人山森上校指稱村本博之當天係遭AK-47步槍子彈射擊，但當天奉派在現場進行驅散的部隊並未配置AK-47步槍，而是美製的M16步槍或以色列製的Tavor步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