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中國》:文革「破四舊」運動期間,紅衛兵如何對付「封建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產品」?

《消費中國》:文革「破四舊」運動期間,紅衛兵如何對付「封建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產品」?
文化大革命時期紅衛兵的口號,「革命無罪,造反有理」。Photo Credit: 《人民画报》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透過探討中國官方一系列的嘗試,特別是管控人們渴望的事物——手錶、腳踏車、縫紉機、電影和時尚、休閒旅遊及毛澤東像章——葛凱挑戰了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和那些被貼上社會主義標籤的國家最根本的設想。

文:葛凱(Karl Gerth)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消費主義

有問題的產品

「破四舊」運動的支持者向商店施壓,迫使他們移除或重新包裝被紅衛兵標記的「問題產品」,也影響了商品的銷售。奢侈品是最明顯的目標,比如化妝品(尤其是口紅)、金銀珠寶、高跟鞋或繡花鞋、高價煙酒、西服和裙子、機械玩具、賭博用撲克牌,以及中國象棋。有時紅衛兵只針對產品名稱和商標,特別是那些產品的包裝和商標上印有宗教或迷信的文字或圖像,例如壽星或觀音菩薩,以及傳統問候語如「祝你長壽富貴」等等。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發下《商標改革緊急通知》,禁止銷售含「龍鳳呈祥」、「天女散花」等傳統形象或語句商標的產品,原本被人們視為學子力爭上游榜樣的「才子佳人」,現在被國家視為是工人階級英雄的對立面。

「破四舊」運動期間紅衛兵對「四舊」的極端解釋,使得一些產品的名稱都被政治化了,包括那些無明顯「封建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含義的名稱和商標。例如,「破四舊」運動把用鳥類、動物、昆蟲和花卉命名的產品名稱都予以政治化,理由是這些名稱「缺乏強烈的無產階級意識」。即使是傳統食物名稱也難逃批判。例如,武漢市更改了餐飲業銷售的八十一種菜肴名稱,因為這些名稱和舊事物有關聯。例如「麻婆豆腐」就改成聽起來較親切的「肉末豆腐」,或簡單稱為「麻辣豆腐」。

除了清除產品名稱內的外文單字,「破四舊」運動還試圖根除聽起來像外文的中文產品名,包括巧克力、夾克、卡其色、甚至阿司匹林(譯註:台灣多半譯為阿斯匹靈)。一些紅衛兵還再度重啟先前討論過的,要將毛主席從一般產品名稱中分離出來,如此可讓毛不和庸俗的商業掛勾,作法就是把產品名稱的「毛」(毛澤東的姓)去掉。除了姓氏之外,毛還有「頭髮」、「羊毛」或「羽毛」等用法,因此被要求更名的目標產品,就包括了毛衣、毛線和毛毯。

在哈爾濱,回力牌球鞋是當時市場上最時尚的昂貴品牌,直到有傳言該牌鞋底花紋酷似「毛主席」三個漢字,幾乎一夜之間人人避之唯恐不及,誰也不想被發現他的運動鞋鞋底竟然踩著主席的名字。作家梁曉聲後來回憶,他和幾個同學在哈爾濱的一條街上散步時,另一組人跑到他們這群人當中的某個人面前,只因這人穿了一雙新的回力牌球鞋。他們強迫這人脫下鞋子當場燒掉。這再次展示了消費主義如何瀰漫到社會各處,以及如何繼續擴散。但消除資本主義殘餘的努力,往往會產生新的品牌等級制度。

在「破四舊」運動期間,街坊謠言、意志堅定的紅衛兵和對「舊」的模糊定義,三者結合造成一場對產品的大清算,並大大影響了可用消費品的種類。例如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南京幾所學校的紅衛兵要求南京中央商場暫停營業一天,找出店內的「四舊」商品,並將其改名為人民商場,然後看著店員搬走幾卡車剛被認定為違禁品的商品。南京的紅衛兵從商店貨架上撤下估計約百分之二十的產品,理由是這些產品都是「封建的、資本主義的或修正主義的」。同樣地,學生們還暫時關閉了南京新街口附近的商店,花了四個小時檢查店內商品,並從商店裡清除了印有「龍鳳呈祥」等傳統標誌的商品。

這些壓力和改名損害了產品的供應,造成了短缺。百貨公司要求客人只買被認為具革命意義、適合大眾使用和實用的產品,並避免購買被封建和資本主義玷污的產品。北京市百貨商店停售六千八百多種商品,占其商品總數的五分之一。武漢最大的百貨店停售四千二百件商品,並將化妝品商品數從二百件一下子減少到十五件。

天津百貨商店撤掉了五十多種化妝品,包括潤膚霜、粉劑、香水、口紅、胭脂、眉筆和指甲油,並停止銷售帶有「香」字的產品,因為這是個長期以來被認為代表資產階級浪費的生活方式縮影的一個中文字,最主要的例子就是香水。總的來說,商店一共從貨架上撤下了價值一萬五千元人民幣的化妝品,直到一九七三年才恢復銷售,之後也只能在專門指定的櫃檯銷售。

然而,顧客並不會輕易放棄他們喜愛的產品和品牌。正如四九年後消費者只是口頭上表示會放棄對進口產品的偏好一樣,商店和顧客也採取了無數次最低限度的妥協行動。這些抵抗行動表明,對於什麼是令人討厭的資產階級,什麼是正確的社會主義,人們看法分歧;同時,消費者亦有回避這些問題的實際策略。儘管有些商店燒毀了庫存違禁品,但也有些商店找到出售這些產品的方法,例如用普通紙來包裝「問題產品」。

紅衛兵對四千三百五十四件封建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產品的攻擊,導致許多小型零售商倒閉,顧客卻也對大型百貨商店施加新的壓力,要求他們想法子銷售這些違禁品。其中,上海第一百貨商店(原大新百貨)找到了許多繞過新規定的方法,並繼續銷售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違禁品,占總庫存約百分之十五。一些商店選擇銷售沒有包裝或標籤的產品,另一些則要求工廠用普通紙重新包裝產品,或製造流行產品如素色或無精緻圖案的保溫瓶。

知名書法家任政回憶說,他曾向上海第一百貨公司的一位店員表示要買知名品牌「周虎臣」的毛筆,店員把裝在一個不起眼盒子裡的毛筆遞給他,並低聲告訴他實際上這是一支周虎臣毛筆,是該店為常客保留的,但當時已經禁止用這個品牌名稱銷售毛筆。在另一個例子裡,天津百貨公司的店員在售貨前會先撕掉或破壞總價值約七萬四千元人民幣的各種產品包裝。

儘管紅衛兵對品牌和一些消費品公開表示敵意,但許多人和商店顯然還是很重視品牌產品,並試圖逃避監控。紅衛兵對服務業的攻擊,說明了想消除根深蒂固的「資產階級」習慣是很困難的。例如,梁曉聲後來回憶起他十幾歲時哈爾濱街區裡「破四舊」運動造成的影響。他常去的理髮店在櫥窗上掛了個告示,宣布「今後我們不再剪任何非無產階級的髮型。頭髮不可超過一寸。不得塗抹髮油、髮蠟或面霜。男士:不留鬢角或捲髮。女性:不燙髮或捲髮。」

在其他地方,理髮店和髮廊不再提供洗髮、刮鬍子或修腳的服務,也不可以剪被視為受美國次文化啟發的特定髮型,如香港式或「阿飛式」髮型(譯註:來自上海的洋涇浜英語,指舉動輕狂的青少年流氓),因為在毛時代這些髮型都被聯想成流氓。街道對面的餐館貼了塊牌子,通知顧客:「今後,我們餐館的服務員不擦桌子、不洗碗。我們不是顧客的僕人。相反地,餐館應該是顧客的家。顧客應該為自己服務,表現出所有生活在先進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人人平等。」

攝影工作室拒絕拍攝傳統家庭照,或男女站得太近的照片。一些工作室還實施「我們不會拍的東西」政策,包括戴墨鏡的任何人(被認為是阿飛的矯揉造作)、民族服裝或西式婚紗。一些旅店不再打掃房間,也不再送熱水給客人,公共浴室禁止提供按摩和修指甲服務。

仰仗著紅衛兵的暴力,這種反資產階級的流行趨勢持續了幾個月。一九六六至六七年農曆新年前後,《解放軍報》記者李景榮在北京主要商業街採訪時注意到,儘管許多商店因政治化環境而關閉,但仍有一家理髮店營業。然而在店內,紅衛兵強迫一群在店裡等待燙髮的婦女剪短頭髮,甚至剃光頭。後來,他看見幾位沒有穿鞋子、卻在寒冷的冬日街道上奔跑的年輕女子,其中一位告訴他,不久前她們被一群紅衛兵攔下,被迫脫下高跟鞋,然後那些紅衛兵揮舞著皮帶,將她們趕走。她說,「我不該穿高跟鞋。它們是「四舊」產品,所以我的鞋子被毀了。」

紅衛兵在中國各地城市對「資產階級」服裝髮型的攻擊,與一九一一年國民革命期間個人外貌的被政治化非常相似。反清政府的革命黨人士強迫男人改變滿清時期強加的薙髮髮型(剃光額頭,腦後紮成一條長辮子);保皇黨人則攻擊那些穿著西式服裝的人,因為他們認為這樣穿的人會支持革命黨。

一九六六年秋天,廣州紅衛兵在街上搜尋身穿「四舊」服裝的行人,用墨水瓶測試女人穿的褲子是不是太緊。他們在街上攔住一個被他們懷疑的婦女,要求她把墨水瓶扔進褲管裡面。如果褲管夠寬,瓶子會直接掉到地上,他們就讓她通過;否則,這條褲子被會認為太緊、不適當,就會被他們當場撕碎。這種撕破褲子的現象似乎很常見。鄭光路也回憶,守在成都部分街角的紅衛兵會手持大剪刀,強行剪掉紮著長辮子或燙成波浪捲的婦女頭髮,並當場剪碎華麗的襯衫或褲子。

一些時尚服裝經常會被視為輕浮,而個人優良的革命資歷並不能自動保護個人的時尚選擇。例如,二十一歲的洪霞和她的男友都曾被工作單位評為思想上可靠的「先進青年」,而他們喜歡穿時髦的衣服。有一天,當這對情侶去紫禁城約會時,他們被一群紅衛兵包圍,紅衛兵撕碎了洪霞穿的花色連衣裙,剪掉她男友的褲子,然後將剪下來的碎衣服扔進河裡。這還不夠,紅衛兵還剪掉這對情侶的的頭髮,在洪霞的頭髮上剪出一個大大的十字。

在另一起成了全國性新聞的例子裡,北京第十五女子學校的紅衛兵響應毛澤東幾年前提出的反蘇論調,宣稱員警穿的制服是蘇聯風格,是「修正主義」文化的樣本。這些女學生推翻了黨早先提倡的蘇聯時尚,要求重新設計警察制服,以此取得政治正確。強烈支持毛澤東的公安部長謝富治,很快就同意讓警察制服擺脫蘇聯的影響。

針對不能被接受的服裝是什麼樣的,是一個開放性和不斷在變的問題。這給很多普通老百姓造成了焦慮和不安,尤其是城市居民。有些人選擇主動不再去穿一些他們本來最喜歡的衣服,避免激怒紅衛兵。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二十年裡出現了「性別抹除」現象,當時男女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女性在外表和行為上都要跟男人一樣,這也影響了女性的穿著。根據歷史學家安東籬(Antonia Finnane)的說法,一九六五年是「在最近一段時間內,婦女被許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後一年。」

從這一時期的照片可以看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不管是年齡或性別,幾乎每個人都把他們的衣服換成了樸素的軍裝風格,只有淺綠色、深藍色或灰色。在「破四舊」運動中,丁抒的家人甚至燒毀了丁抒父親以前穿西裝打領帶的照片。「破四舊」運動,是早期那些運動更激進和更具破壞性的版本。在早期運動中,指控者會拿某人擁有那些財產做為證據,證明此人是「階級敵人」。但在文革期間,人們可以根據某人身上的衣服,就指控對方背叛了無產階級。

正如在「國貨運動」期間,時尚女性被指控將國家資源浪費在輕浮時裝以及購買帝國主義敵國進口商品,「破四舊」運動也指控女性對時尚的選擇,反映了她們對主要意識形態的侵犯。在中共建國初期,國民黨時代對婦女的情色刻板印象,很快被過渡成光榮而「有生產力的女性群眾」,也就是為黨和國家利益犧牲自己的婦女形象。雖然去攻擊那些並未因衣著而投射出對應形象的一般女性,不免太過武斷且暴力,但紅衛兵也試圖迫使政治精英的女性成員屈從他們的攻擊。他們甚至要求孫中山遺孀宋慶齡改變她的髮型,但宋慶齡拒絕了,理由是她曾向母親承諾永遠不會把頭髮剪短。

然而,他們更成功地將矛頭對準中國共產黨副主席暨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妻子王光美的個人風格,向全國發出警告。在文化大革命前一部於中國各地播出的紀錄片中,王光美被譽為時尚偶像和中國日益強大的象徵,特別是在一九六三年出訪東南亞期間,當時她身穿旗袍,看上去優雅迷人。但一九六七年四月《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抨擊劉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簡稱走資派)之後,王光美的時尚感遂成了她和她那位可恥丈夫的「資產階級傾向」的證明。指控她的人指控她腐敗和「被奢侈品迷住」,並舉出許多例子,證明她挪用國家資源來為個人治裝。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清華大學紅衛兵在中央政府和當地人民解放軍軍區的支持下,舉行了一次三十萬人參加的鬥爭大會,批判大約三百位國家敵人。王光美在這次大會現身,紅衛兵強迫她穿著高跟鞋、旗袍和一條用乒乓球做成的項鍊,以此嘲弄她四年前訪問東南亞時所戴的珍珠項鍊和衣服,這次會議成為了文革激進主義的又一標誌。

「破四舊」運動的特點除了極端主義和暴力,它的批鬥對象後來更超出個人行為,擴大到攻擊國家試圖創造社會主義商業的膚淺作法。例如一份紅衛兵大字報就批判,早前國家在群眾運動中改善社會主義服務經濟的企圖,如「學天橋」運動,就被紅衛兵批判是「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實行和平演變」,走向資本主義,並譴責炫目、五顏六色的櫥窗展示是「傳播封建迷信的管道」。

《人民日報》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刊出的一篇社論,更對這樣的批判作出了明顯的貢獻,宣稱從今而後「開始供應價廉物美的大眾化商品」,以前只為有錢顧客服務的商店都必須降價,並「絕不把自己的商店辦成為資產階級服務的『名店』。」為了避免漏掉這個批判重點,一九六八年九月,商務部革命委員會特別修改了毛澤東的口號「為人民服務」——在「商業躍進」期間這一口號曾被解釋為「為消費者服務」——成為「為工農兵服務」,以明確表明所要服務的是哪些人。

儘管做了這樣的澄清,但企業這時遇到的問題與之前所有想要達成消費大眾化過程中遇到的問題是一樣的,那就是如何實現為窮人服務的目標,但同時還要吸引付費顧客,以及避免服務人員失業。商務部認為有必要明白指示服務業不允許他們關店,但這種指示恰恰表明了,有許多服務業者很難在這種左右為難的困境中生存。

儘管這些粉碎消費主義的嘗試反映出一種消費主義仍然猖獗的潛在意識,但識別階級敵人和剷除陰險行為的任務,也有賴於品牌和消費來傳達。我們將在下一節看到,文革期間的攻擊並不是試圖透過改變社會關係來否定資本主義,而是通過灌輸一系列新的品牌等級制度,以及個人價值的社會表達方式來否定資本主義,反而繼續促成了消費主義的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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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消費中國:資本主義的敵人如何成為消費主義的信徒》,臺灣商務出版

作者:葛凱(Karl Gerth)
譯者:陳雅馨、莊勝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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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產無罪.消費有理
這就是具中國特色的國家資本主義!

一場體制內的資本主義試驗 由國家主導的集體消費欲望
跳脫冷戰二元對立迷思 對共產黨政治經濟學的全新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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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消費研究第一人 葛凱Karl Gerth 消費三部曲集大成之作

是什麼力量塑造了二十世紀的世界?人們通常的看法是,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在冷戰時期彼此殊死較勁。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共產黨的目標即是終結資本主義。然而研究近代中國消費主義演變脈絡的葛凱認為,儘管階級鬥爭和平等主義的社會主義論調不絕於耳,但實際上共產黨的政策反而催生了各式各樣的資本主義,和更大規模的消費主義。其不僅否定共產主義革命的目標,更貫穿整個毛澤東時代(1949-1976)並一直延續至今。

透過探討中國官方一系列的嘗試,特別是管控人們渴望的事物——手錶、腳踏車、縫紉機、電影和時尚、休閒旅遊及毛澤東像章——葛凱挑戰了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和那些被貼上社會主義標籤的國家最根本的設想。在回應當代中國龐大消費力對全世界的影響,以及展現人們對量產消費品的渴望背後,本書將關注那股巨大力量如何重塑二十、二十一世紀的世界,並再造人們的生活。

三大件:毛時代中國三大明星商品

1. 手錶
近代化及工業化的重要象徵。戴手錶象徵著一種時間的轉型、標準化及內化。為了掌握這種較高技術勞力與科技的產品,中國將國產手錶視為一大目標,開始投入成本研發國貨,此外也透過嚴格管制手錶購買者資格,優先分配給可以擁有手錶的特殊社會成員。由國家控管的手錶生產及分配,讓手錶成為特殊身分地位(尤以貪汙幹部為甚)的象徵。因此,共產黨公開將工業化的優勢凌駕於消滅階級差異之上,從而擴大了與工業資本主義相關的社會不平等。

2. 腳踏車
因應都市化及運輸需求的先進移動科技。直到二十世紀九零年代被汽車取代為止,腳踏車一直是重要的地位象徵。中國透過大量國產及品牌打造,助長了國內人民的「拜物化」,讓各地人民學會去渴望單一品牌的物品。另外,腳踏車與艱苦勞動的工人屬性,以及等同於男子氣概的正面社會主義屬性結合。學會騎腳踏車成為男性的必備技能。而國家刻意的控管消費數量,也讓腳踏車在都市普及化勝過農村,深化城鄉不平等現象。

3. 縫紉機
腳踏式縫紉機大幅增加婦女與女孩的生產力,再生產了紡織品生產的性別分工現象,造就女性是主要的使用者。縫紉機同時滿足中國引進國外優越科技產品與創造草根需求的目的,每個經濟底層的人民都可擁有縫紉機修補破舊、增加生產。因縫紉機而增加的產量和額外收入更引發另一輪自我擴張的消費主義。此外,縫紉機與理想女性氣質的連結,也透過大眾媒體宣傳進一步強化;做為女子理想嫁妝的縫紉機,更成為一種文化資本的象徵。

共產黨統治下的消費文化現象

  • 廣告→從大力抵制到宣傳「國家消費主義」

原先馬克思主義指責廣告創造出不實需求,並助長對盲目崇拜商品的社會現象,因此共產黨控制所有廣告公司及出版商,打算壓抑這種資本主義的手法。然而,國家並未消除廣告,而是將其用來改造成「具社會主義色彩的」廣告形式,由上而下塑造並引導人民的物質需求,創造資本積累。此外,由黨管控的廣告也特別強調社會主義的正面形象及價值觀。

  • 殺價→對政府宣稱「不二價」的不信任

討價還價給人們一種控制感,共產黨很難透過禁令來改變這種長期的做法。由於顧客不相信有合理價格的存在,致使黨中央推行不二價政策時遭遇很大阻礙,只好妥協。即使黨努力消除市場慣例,其政策還是只能取得有限的成功,因為它沒有提供一種夠吸引人的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 排隊→社會主義成功的標誌

長時間排隊購物被認為是損害黨政策的信心,以及浪費潛在的工作時間,因此被國家認定為反革命運動。然而解放後的資源匱乏,日常用品隨時都可能售罄的恐慌,讓人們看到什麼就排隊購買。無法根除此現象的黨中央,開始透過媒體宣傳排隊是積極行為;排隊是因為人民有更多的錢可以花,排隊更展現了社會主義群眾的紀律跟美德。

  • 毛澤東像章→男女老少都得戴,物質欲望浪潮的終極體現

文革十年初期用來表明革命身分的強大圖騰。其創造出來的毛澤東個人崇拜與共產黨社會價值象徵,很快地激起了一股物質欲望的浪潮,推動幾十億枚像章在中國及全球各地生產、銷售和收藏。對毛像章的狂熱現象反映了工業消費主義的三大核心特徵:大量生產、無止盡地交換討論、以及透過持有來表達自己的身分及社會地位。促進這種消費主義的同時,也否定了共產主義革命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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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臺灣商務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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