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卡羅》激起更多人認識本土的熱情,已寫下台灣歷史劇的新頁

《斯卡羅》激起更多人認識本土的熱情,已寫下台灣歷史劇的新頁
公共電視《斯卡羅》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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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視電視劇《斯卡羅》引發收視熱潮,收視率創公視開播21年來新高,並繼東京奧運之後,成為社群媒體討論最熱烈的議題。《斯卡羅》縱使引發正反意見爭論,卻也激起更多人認識台灣歷史的熱情,已寫下台灣歷史劇的新頁。

文:陳文瀾

公視電視劇《斯卡羅》引發收視熱潮,收視率創公視開播21年來新高,並繼東京奧運之後,成為社群媒體討論最熱烈的議題。《斯卡羅》縱使引發正反意見爭論,卻也激起更多人認識台灣歷史的熱情,已寫下台灣歷史劇的新頁。

值得探究的是,同樣取材於歷史,台灣中、壯年以上的民眾,都參與過《國際橋牌社》、《天橋下的魔術師》等劇背景時代,卻對《斯卡羅》牽涉的歷史事件頗為陌生。《國際橋牌社》、《天橋下的魔術師》雖也曾引發議論,但熱度遠不及《斯卡羅》。

巧合的是,同樣以國境之南為故事原點,2008年上映的《海角七號》,掀起台灣最新一波的電影熱潮,10餘年偶有佳作,包括若干歷史電影,如同為魏德聖籌劃的《賽德克.巴萊》、《KANO》。《斯卡羅》若能帶動台灣歷史電視劇拍攝浪潮,價值、貢獻將超過所引發的爭議。

歷史劇翻轉了歷史詮釋

早年,普羅大眾對歷史的認識,多來自歷史小說,而非史書;晚近,歷史劇取代了歷史小說,成為普羅大眾歷史觀的主要型塑者。以中國為例,大多數人早已將《三國演義》視為正史,就算不斷有歷史學家根據《三國志》挑錯,《三國演義》的影響力從未削減半分;而《雍正王朝》、《大明1566》、《走向共和》三部歷史劇,更徹底地翻轉了歷史詮釋。

原本,雍正皇帝被視為與桀、紂同等級的暴君,但《雍正王朝》播映後,他反倒變成了勤政愛民典範、皇帝勞動楷模。原本,嘉靖皇帝被視為嚴嵩、嚴世蕃父子欺矇的昏君,但《大明1566》問世後,他反倒成為權術平衡聖手。原本,李鴻章被視為賣國賊、康有為被視為變法英雄、袁世凱被視為禍國梟雄,但《走向共和》一出,李鴻章有了可敬之處,康有為有了可鄙之處,袁世凱有了可同理之處。

管窺台灣電視歷史劇的歷史,早年雖有《西螺七崁》、《賣鹽順仔》等民間社會傳奇,但主流是中國歷史劇,如《江南遊》、《包青天》、《戲說乾隆》、《還珠格格》、《一代女皇武則天》等,族繁不及備載。在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電視歷史劇尚在萌芽階段,《戲說乾隆》、《還珠格格》還曾風靡中國,並衍生多部仿作。

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葉後,台灣意識抬頭,加上中國電視歷史劇發展已臻成熟,並大舉在台灣上映,其「歷史感」更為逼真、寫實,台製中國歷史劇乏人問津,就此快速蕭條。當然,台製中國歷史劇尚未絕跡,反倒存在於台語劇中,如歌仔戲與《神機妙算劉伯溫》、《一代神相賴布衣》等,及宗教台的高僧故事電視劇,如《鑑真大和尚》等,但少人將其視為歷史劇。

自20世紀90年代末葉以降,雖相繼有台灣電視台製播以台灣歷史為主題的電視劇,如《浪淘沙》、《醬園生》、《黃金稻浪》、《台北歌手》、《紫色大稻埕》、《風中緋櫻:霧社事件》等,雖製作、拍攝尚稱用心,但收視率遠不及從西渡而來的中國歷史劇,知名度甚至不如多以怪力亂神為主題的《戲說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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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公視提供
改編自作家陳耀昌小說「傀儡花」的戲劇作品「斯卡羅」12日釋出首波預告,也公開演員法比歐(前右2)、黃健瑋(前右)、温貞菱(前左2)等人角色形象。 (公視提供) 中央社記者王心妤傳真 110年3月12日

東奧之後再推《斯卡羅》,意義深遠

然而,就像台灣選手在東京奧運大放異彩,是體育界過去20年努力的成果。故事嚴肅的《斯卡羅》從首集就引發熱潮,也奠基於台灣影視界過去20年不斷燃燒熱情,不斷嘗試新的題材,才將台灣歷史劇,從冷灶燒成熱灶,且持續升溫中。

從同是曹瑞原執導電視劇、2015年上映的《一把青》,到之後的《國際橋牌社》、《天橋下的魔術師》,台灣歷史劇已脫離「叫好不叫座」的魔咒。可喜的是,佳作出現愈發頻密,閱眾已從小眾、分眾,走向大眾。

東京奧運是台灣運動史的新里程碑,在柔道、羽毛球、空手道、女子拳擊等項目,首次奪下獎牌,桌球、射擊也在蟄伏多年後,重返榮耀。更令人欣慰的是,台灣選手心理素質遠勝前輩,當比賽落於下風時,仍勇於奮戰、鬥志昂揚,且大多談吐、舉止合宜,成功打造台灣運動員的新形象。

同樣的,暫將是否貼近史實的爭議存而不論,《斯卡羅》演員的表現,也超越前輩演員,自信、雍容、優雅,演出不慍不火、恰到其分。但一如東京奧運的佳績,選手是幕前英雄,教練、隊醫、防護員、治療師、營養師、科技相關人員,則是幕後英雄,而《斯卡羅》大獲好評,監製、編劇、燈光、道具、佈景、服裝、化妝人員,皆功不可沒。

有人將改編自陳耀昌小說的《斯卡羅》,比喻為台灣的大河劇,但在意義上,更接近韓國的歷史劇,是重塑民眾歷史意識的基石。自21世紀起,韓國各家電視台紛紛拍攝歷史劇,數量超過台灣歷史劇數倍,在台灣知名度較高者,有《大長今》、《明成皇后》等;其題材也遠較台灣歷史劇多元,見證當代韓國人對歷史的多元詮釋,不再視歷史為「鐵板一塊」。

韓國電視歷史劇重塑了以韓國為主體的歷史觀,現已從量變達成質變,不僅解開「韓國是商王國遺民建立的國家」、「朝鮮曾是華夏政權屬國」的歷史枷鎖,並從被日本殖民的傷痛走出,值得台灣效法。當下,對《斯卡羅》的批評,多出自求全的期待,而批評原是開放社會常態,亦是防杜歷史劇走向死胡同的良藥。

借鏡於中國對歷史劇的批評,其將歷史劇區分為歷史正劇、虛構劇;《雍正王朝》、《大明1566》、《走向共和》等都被視為歷史正劇,而在正史縫隙中「二次創作」的《步步驚心》、《後宮甄環傳》,與純屬杜撰的「仿歷史劇」《瑯琊榜》、《慶餘年》,則屬虛構劇。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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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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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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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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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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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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