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廣場前的文化行動:蔣渭水「大眾葬」給疫情時代的我們帶來何種反思?

自由廣場前的文化行動:蔣渭水「大眾葬」給疫情時代的我們帶來何種反思?
Photo Credit: 鍾喬提供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大眾葬》來到當下,追思因COVID-19疫情而不幸喪身的受難者,並藉此推動還原真相,回到民眾對於疫情治理的真實需求上,共同來思索後疫情時代來臨時,相關國際疫苗壟斷與本島在依附帝國霸權的新冷戰格局下,如何欠缺疫苗,以及形成全球染疫高死亡比率的狀態。

一場文化行動,將以《大眾葬》命名,在自由廣場前展開。《大眾葬》其來有自,是以追思蔣渭水先生的逝世,形成民眾參與的國葬,作為文化行動的發想。

於今,這項歷史上的文化抵抗,將轉移時空來到當下,追思因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疫情而不幸喪身的受難者,並藉此推動還原真相,回到民眾對於疫情治理的真實需求上,共同來思索後疫情時代來臨時,相關國際疫苗壟斷與本島在依附帝國霸權的新冷戰格局下,如何欠缺疫苗,以及形成全球染疫高死亡比率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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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鍾喬提供

疫情時代,在人類生存空間裡,活生生畫出一睹隱形的「壁」,形成見不著痕跡的區隔與階級分化,這在虛擬世代所形成的原子化世界中,顯得格外具有撞擊力。

既是一場文化行動,必有發生這行動的空間;然則,行動若與文化抵抗相關,空間必然需要被賦予時間的流轉,藉以形成一個足以訴說情境與事件的時空。

這時,空間被事件的流動塑造成一種「場域」;「場域」並非以靜態的人與事為基礎,相反地,被置入了流動性的對話,也因此人與空間不再僅僅是裝飾或擺置,而有了呼吸的動態感。因此,《大眾葬》文化行動邀請自立造屋且是「威尼斯雙年展」獲獎者的空間設計謝英俊,於自由廣場搭建一頂碩大的非洲貝都因人大帳篷,形成行動的場域,稱作「大眾帳」。

帳篷長久以來訴說的:便是一個非正式的穩固空間,在這裡塑造的是「避難所」或者「庇蔭所」的場域,在面對時間過往或當下的種種困頓或災難時,提出緊急性的挑戰與對話。

然則,挑戰或對話需要的是:得以生產具體事件或情境的文化行動,在場域中發生;這時,行為藝術或行動劇場的穿梭,留下人在面對災難時,對於追思或真相追尋的真實與想像。憑著追溯災難形成的因果,帳篷在半敞開的空間中,既有庇蔭的功效;也達成應對緊急狀態身體情境的呼應。

亦即,避難需要遮蔭的喘息,更在一種抵抗的能量中,形構自身的主體性,這交互的辯證,帶來的將是:以一顆「大眾樹」的形成,作為身體行動表演的主題,藉此追思與安撫死難者的靈魂及其家屬;並與一項以「鏡子」為元素的行為藝術,召喚往生與生者的交互激盪,如何度量民主政治與治理失能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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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鍾喬提供

時間回返1931年的彼岸,歷經「文化協會」後盾的力量,結合「美台團」電影巡迴中,跟隨島嶼大小鄉鎮中的電影辯士,在政治美學上發生的傳奇效應;蔣渭水創立的民眾黨,廣泛受到當時工農大眾的熱烈迴響;然而,「治警事件」雖因而讓他屢次被捕入獄,卻讓他愈來愈在民族與民眾解放的道路上,肯認了與當時社會底層共同奮進的目標。

這目標,雖以殘影的影像,歷經時間的糾葛與磨難,終而又得以在我們眼前現身。然則,恰是殘影,才得以生產去文明現代化虛像與假象的裝飾,重新以真實的面貌回到人間的流轉中。

這裡,要特別提出的一項命題是:當代到底如何才得以與歷史或記憶接軌呢?其實,這項命題愈來愈容易卻也愈來愈表象。容易,來自科技,來自塑造自我在國家想像共同體下的需求,已經成為一種理所當然;不是自我塑造有何逾矩,相反的,恰是因為這自我的原子化以國族的想像為依歸,並在潛行中,已漸被國族的民主假象所豢養。

進一步說得露骨一些,也堪稱是人在民主現代性的新冷戰包圍下,服膺一種陳映真在他小說中經常卻偶然冒出來的話語:「一種牲畜化的人生。」在這裡,說得準確些,應該說是一種:「現代化霸權豢養下營造出的牲畜化的人生。」不是嗎?

這麼說,一定引來這樣或那樣的不滿。然則,若有不滿肯定也是不滿本身,已經在整個現代化假象中,豢養了自身在這世上,對於西方民主化價值中的全盤跪求。

那麼,記憶,特別是殘影般的記憶,如何來到我們當代的真實認知中呢?影片中的背景潛藏了重要的意涵:1931年,蔣渭水與島嶼當今因染疫而身亡的八百多位受難者相同,因染當時的流行病傷寒而身亡,依照當時的官令,往生後需即刻火化,不能舉行有屍身在場的告別式,與當下對待疫情受難者形同一個版本。

這等同於某種生者與亡者的隔離,這隔離在醫學上,當然有其正當性;然則,醫學作為一種現代化的萬能,卻也已經在人類歷史上,製造數不清的借區隔化以宣示其文明傲慢的前例。漢生病在長久以「痲瘋」被汙名化的歷史中,述說多少人類對弱勢病者的隔絕,僅是其中一例。

然則,這影片歷經時間「區隔」而重新出土,意味著時間本身即是一種拷問:對於當代的拷問。這件事需這樣被翻轉其意涵;也就是我們如何與當時的人們(共約5000名工農),共同認知到:越過日本殖民官方的禁絕,在屍身不在場的情境下,仍然與蔣渭水對抗殖民現代化的魂魄同在呢?他們選擇聚集,參加與渭水先生精神同在的《大眾葬》。

這因此賦予了葬禮超出個人懷思的意涵,來到一種接近一人的死亡,將帶來無數底層受難者,因死亡所亮起的的燈所覆被的「救贖」。如此地思索,將我們引進一種更為悠遠而綿長的共同記憶中。

這也是當下舉辦追思疫情受難亡者的《大眾葬》的突破性文化底蘊:從反殖的歷史記憶中,拾回新冷戰情境下,因疫情而死難的人們,在區隔與階級分化下,所生產出的文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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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曾啟明 ,大眾葬行為藝術/鍾喬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