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二三砲戰的啟示:中共犯台,與台灣主張「台獨」或「一個中國」沒有絲毫關係

八二三砲戰的啟示:中共犯台,與台灣主張「台獨」或「一個中國」沒有絲毫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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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唯有美台共同展現護台的堅強決心與堅實的力量,才得以實現台海這63年來的基本和平。

文:黃澎孝

自從民進黨二度執政以來,中共把一切對台的打壓、恫嚇、軍演都歸咎於:

  • 蔡英文不接受「九二共識」。
  • 為給台獨勢力的「當頭棒喝」。

63年前的1958年8月23日17時30分,中國人民解放軍福州軍區指揮部署在福建陣地前沿的地面炮兵36個營、海岸炮兵6個連共569門火炮,發起炮擊金門作戰。共軍一開戰,在兩個小時內,就打出5.7萬餘發砲彈,而且,都是152、172口徑以上之加農和榴彈砲,擺明了就是要往「死裡打」。

60幾年過去了,海峽兩岸乃至於國際學者,對於中共當年之所以發動「八二三砲戰」,有各種理由、臆想或説詞。但是,唯獨找不到所謂:為「反台獨」而戰。而且,在共軍第一擊之下,陣亡的三位副司令,他們也都查無「台獨前科」,也沒有「台獨傾向」。

恰恰相反的,陣亡的三位副司令官:吉星文、趙家驤、章傑,還都是經歷抗日戰爭的「民族英雄」呢。換言之「八二三砲戰」給台灣的第一個啟示是:中共犯台與台灣是不是台獨沒有絲毫關係。與台灣是不是主張「一個中國」也沒有絲毫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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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八二三」展現美國護台決心強似核子彈

大家都知道,八二三砲戰期間,美軍第七艦隊曾公開的在距離金門3海哩外,武裝掩護國軍對金門的運補工作。絲毫沒把中共可能的「反介入」攻擊放在眼裡。

另據《紐約時報》5月22日報導,前美軍分析師艾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披露尚未解密的1966年美軍研究資料,指出美國在1958年金門八二三砲戰爆發後,美軍太平洋空軍司令庫特納(Laurence S. Kutner)曾主張,一旦兩岸爆發武裝衝突,美方就應率先朝中國大陸投擲原子彈。

事實上,近幾年來,越來越多浮出水面的資料顯示,美國曾在台南空軍基地部署可以使用核子彈頭的屠牛士飛彈,與12枚核彈頭。美國空軍也開始派遣能攜帶核彈的F-100戰鬥轟炸機輪流駐守台灣;直到1974年7月為了改善美中關係,才撤出所有部署在台灣的核子武器。

近年來,美方會任由媒體「洩漏」美軍曾考慮在823砲戰時動用核子武器保台,以及美國曾在台灣部署核武多年的秘辛,其實,就是要展現美國保台的決心強似核子彈,不容質疑 。

八二三砲戰的落幕,顯示唯有實力才能獲得和平

中共八二三砲戰打了一個多月,總共消耗了47萬發砲彈後,直到該年10月5日,中國國防部長彭德懷才發表《告台灣同胞書》,表示基於「人道立場」對金門改採「單打雙不打」,意即單數日打砲彈,雙數日停止。

中共之所以會提出「人道立場」休兵,其實並非「良心發現」,而是發現:美國從琉球運來了M115型8吋榴彈砲,國軍於9月26日首次運用8吋榴彈炮反擊時,一砲就把廈門火車站給擊毀了。

換言之,國軍的反擊能力,足以壓制共軍的砲火,才迫使中共自找下台階,並終止了這場戰役。

這也揭櫫了八二三砲戰的最終啟示:

唯有美台共同展現護台的堅強決心與堅實的力量,才得以實現台海這63年來的基本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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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經黃澎孝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彭振宣
核稿編輯:翁世航




資料怎麼自己動?公部門的數位轉型,「數位治理」讓報稅、補助申請更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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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隨著數位發展部的正式成立,臺灣公部門的數位轉型也邁入全新階段。我們透過專訪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的王誠明司長,帶大家認識臺灣「數位治理」發展的前世今生,以及如何應用「MyData」串聯、應用既有資料,改變我們的日常生活!

資通訊科技的日新月異驅動社會飛速發展,無論日常購物、娛樂消遣甚至是人際互動,網路與各式數位服務幾乎滿足了現代人生活過半的需求。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只企業緊緊跟隨數位轉型浪潮,積極開展創新技術與服務,政府部門也開始導入資料及數據分析技術,善用「數位治理」驅動公共服務模式的變革,重塑民眾對於政府服務的想像。未來數位治理不只是要讓民眾申請資料更簡便,更希望能透過資料讓企業創新,同時也做到提供客製化個人服務的目標。

從資料應用發展創新服務,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公私協力的智慧政府

我們一定都能有感數位治理帶來的改變,在2021年面對新冠疫情時推出的口罩供需資訊平台、健保快易通APP、健康存摺等的整合應用服務,我們多多少少都有用過。前者透過釋出口罩庫存量及特約藥局等開放資料,促成公部門與民間社群的協力合作,將「資料」轉化成簡易使用、更新即時的便民服務,讓大家知道可以到哪裡去買口罩;後者則整合臺灣健保系統,透過數位技術將資料公開及串聯,打造創新健康平台,不只個人就醫、查詢更加方便,也奠定了後續數位醫療服務的發展基礎。

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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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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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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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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