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巫師與先知》看台灣環保先驅林俊義(下):「反核是為了反獨裁」成為台灣生態政治學的重要論述

從《巫師與先知》看台灣環保先驅林俊義(下):「反核是為了反獨裁」成為台灣生態政治學的重要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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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中研院蕭新煌教授曾經將台灣的環境運動分成「軟路線」與「硬路線」兩種,林老師顯然是後者,針對環境破壞背後的政治權力結構毫不畏懼地批判,並且親身參與在政治實踐當中的作法,都樹立了學界的特殊典範。

文:林益仁(台北醫學大學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研究中心主任)

四、知識與政治:高爾街(Gower Street)上的片段記憶

我在1994年再次回到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攻讀地理學博士,能夠進入英國名列前茅的地理系就讀,是我從來也想不到的事。我在1990年得到UCL生物系的博士班入學許可,因爲獎學金的緣故,轉進去念英國最老牌的自然保育碩士學程,這個學程的設立跟二次大戰後著名的Julian Huxley爵士的鼓催有關。

我的博班指導教授,生物系的遺傳學講座教授R. J. Berry推薦我先去念這個碩士班,此外答應我安排去倫敦動物園的分子生物學實驗室去學抽DNA的技術。在課程裡,我遇見了同校的地理學者Carolyn M. Harrison,她在帶領我們到工業革命的起源地旅行中引導我進入人文地理的學習,後來我得到她的支持在英國轉念地理學了。

1994年我剛到倫敦不久,在高爾街附近的學校電腦中心收取電子郵件。高爾街上的Darwin Building是生物系的系館,也是達爾文在倫敦的故居。我收到一封信,是林俊義老師寄來的。在此之前,我們已經許久沒有聯絡,這封信來得意外。信中的內容大致如下:…I am assuming the director of EPA…然後,林老師希望我可以考慮回去擔任他的秘書,一起打拼。

初看到信,我連EPA都還搞不清楚,後來才知道他即將要出任剛選上台北市長的陳水扁先生的環保局局長。這件突然的事讓我猶豫了一段時間,我必須承認老師對我的啟蒙不僅是在學術思想上,更是在對於社會與政治的關懷上,如今似乎是一個政治實踐的機會來臨了,是否要接受這樣的呼召呢?

我一下子陷入兩難。在另一方面,我再度來到倫敦,選擇放棄紐約大學演化遺傳學博士班的全額獎學金,再度跑到UCL自費且轉行念地理學博士,是人生的重要抉擇,是否就該因此中斷呢?幾經思考之後,我很婉轉地寫信解釋且回絕了老師的邀請,心中當然覺得有不少歉意與遺憾。

至此,我就專注地走向學術轉型的道路,但其實林老師的演化學與生態學哲思都還是在我的地理思想研習當中不斷地影響著我,特別是他曾經在課堂上介紹美國科學史家Lynn White Jr. 的"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我們生態危機的歷史性根源)一文批判基督教思想的文章,更是我博士論文的重要文獻。我越是在國外的學術深入,越感受到林老師帶給我們的「新知」完全沒有落後的現象,反而我可以講出一些關於台灣脈絡的獨特發展。

事隔多年之後,1999年我回到台灣,在世新大學的社會發展研究所任教,在這裡的同事或是夥伴有更多認識林老師的人,才發現林老師有許多左派的朋友。隔年,總統大選中央政權第一次轉移,林老師又獲邀擔任環保署署長,當時我以生態關懷者協會理事長的身份接待美國環境哲學家J. B. Callicott在台灣進行學術演講,他們兩位也是舊識,於是很自然成為環保署的座上賓,並且在署內發表專題演講,當時我是擔任Callicott教授的翻譯。署長親自擔任主持人,我發現學生時代台上意氣風發且神采飛揚的教授學者似乎再度重現,他講的話好像沒有比Callicott來得少。

談話內容觸及許多的勉勵,希望環保署的官員們不要只著重於技術面的考究,必須多一點環境價值的審思與人文精神的注入,我在現場心想他把官府當成課堂似乎太過天真,但也一方面欽佩這就是我所認識的林老師。演講完畢,我們一起搭電梯回到他的辦公室,他意味深長地跟我講一句話,說:「林益仁,你不一樣了喔,做得很好。」我愣了一下,心中感到一陣溫暖,一向嚴厲自持的指導教授這樣講話,自然是勉勵的成分居高,我趕快把話題帶開,一方面也感謝他一路上的指導。

心想,其實就是老師一向鼓勵學生獨立求知的精神,才造就我在學術上不斷冒險與跨域的性格,雖然成就很微薄,但重點不是在成果,而是那個點滴在心頭且刻骨銘心的過程。但回頭一想,如果當時答應老師回來擔任秘書,又會是怎樣的人生風景呢?

五、社會的關懷:反核就是反獨裁

2003年,我應徵靜宜生態系的教職,系上資深的前輩問了我一個相當尖銳的問題,這問題是「請評論林俊義教授因為2000年政黨輪替,在立法院備詢時說政治民主化後,現在可以不用反核的說法」。眾人皆知,「反核是為了反獨裁」是林俊義老師的名言,考官有點要試試我這個林老師的學生究竟怎樣面對老師的話與事理對錯之間的抉擇。其實,當時這個新聞報導出來,環境運動界確實一片譁然,而我並未親自問過他這回事。

我記得我的回答是,林老師的說法是經過媒體的傳播,我無法確知他的完整想法,也可能無法討論這個說法。但果真因為政黨輪替,就可以不用反核,我個人是反對的,我認為核電科技與產業的獨裁體質與結構不會因為政黨輪替就輕易地改變的。其實,在靜宜生態系受到林老師影響的同事也不少,問這樣的問題純粹是對事不對人,此外也是承繼了他一貫批判的學問態度,我們在他的課堂上就很喜歡以「詰難」的方式來跟老師「答嘴鼓」,他也歡迎我們挑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