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爾弗格森《末日》台灣版序：也許台灣之於美利堅，更像蘇伊士運河之於1956年的大英帝國

文：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

台灣版序

等等，請讓我暫時脫稿一下，好好面對這種末日又要來臨的感覺……現在，我很害怕。

——美國疾病管制中心主任羅雀爾．瓦倫斯基（Rochelle Walensky），CBS新聞，2021年3月30日

〈幸福的日子又來了〉

——米爾頓．艾格（Milton Ager）與傑克．耶倫（Jack Yellen）作曲，1932年小羅斯福總統競選主題曲

一九七一年，亨利．季辛吉曾問中國總理周恩來對法國大革命有何看法，周恩來回答：「現在要下結論仍言之過早。」這話乍聽真是深思熟慮，說明中國人想得就是特別長遠，眼光總要放到幾百年以後，不像西方政治家往往只看幾個星期。但實際上，這應該是冷戰期間最令人難忘的一次雞同鴨講。美國外交官傅立民（Chas Freeman）在二〇一一年就透露，周恩來當時以為季辛吉問的是一九六八年的法國學運，而不是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

對《末日》最常見的批評，就是本書寫得太早、出得太快了，因為COVID-19大流行的嚴重程度與後果，「現在要下結論仍言之過早。」但在我書中的十一個章節中，只有三章是在談二〇二〇年的疫情。罵我書出得太晚可能還比較有道理，因為要是我在二〇一九年就把書寫出來，搞不好還可以多幫上一點忙。但寫得太早？期待書籍能跟報紙一樣每日更新自然不切實際，但要求歷史學家非得等事件結束才能動筆，其實也沒有比較合理。誰能說得準疫情何時才會結束呢？

本書的主張之一，就是並非所有災難都是各自獨立的事件。比如倫敦就在一三四八至一六六五年間頻繁遭受黑死病侵襲，二十世紀的流行性感冒更是殺人如麻，從未徹底被人類制服。政治災難也是如此。法國史學之父朱爾．米榭勒（Jules Michelet）的《法國大革命史》（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的確等到法國大革命後才動筆，該書問世於一八四七年二月革命前夕至一八五三年拿破崙三世稱帝之間。

不過相比他的著作，應該有更多人讀過愛德蒙．柏克的《法國大革命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這本小冊子驚人地預言了當傳統體制被顛覆以後，只會變成「醜惡卑劣的寡頭統治」，最終走向軍事獨裁。柏克也說中了法國知識分子的烏托邦思想會導致什麼後果：「四下環顧盡是荒蕪，除了絞刑架外別無他物。」這些話付梓於一七九〇年十一月，比路易十六出逃瓦雷訥還早了六個月，更比他被送上斷頭台早了兩年。有人說過柏克的書寫得太早嗎？

我之所以要把一場尚未結束的災難寫進歷史，是因為從錯誤中學習永遠不嫌太早。我們或許都厭倦了COVID-19的疫情，渴望回歸「正常生活」，像是長途旅行才剛開始的孩子一樣問著「到了沒？」不過SARS二型病毒非常有可能演變成區域流行病，在未來幾年不斷用各種變種病毒和我們的公衛系統玩打地鼠的遊戲。如果是這樣，我們最好從現在就開始解決去年所犯的錯。

本書對災難的觀點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首先，災難屬於不確定性的領域，本質上就無法預測；雖然烏鴉嘴偶爾會恰好說中，但想要預言災難多半都會失敗。

其次，天災和人禍之間沒有明確的區別，因為災難殺死的人會比往常多出多少，幾乎都跟人類所做的事有關。所以同一種病毒對世界各地的影響為什麼會有這麼大差別，最好的解釋就是「災禍背後的政治運作」。

第三，多數災難之所以發生，關鍵失誤往往不是出在最上層的決策，而是出在指揮系統更下層的中階管理層（比如費曼說的那位總是見不著人的「金斯伯里先生」，不過無能的政治領袖總是有辦法讓糟糕的情況更加惡化。

第四，當病原體四處傳播戕害人體，人心的病徵也常隨之擴散，兩者交加就足以摧枯拉朽——正如戰爭的勝利需要同時消滅敵方的物資與士氣。

最後一點，既然災難無法預測，與其花費行政資源去防備單一但可能錯誤的災難，不如對一切災難的跡象都維持警覺。要打造堅韌乃至反脆弱的體制，關鍵就在於快速應對早期警訊。然而，若對既有成就故步自封，就很容易反受其害，台灣會在二〇二一年五月爆發疫情就是犯了這項錯誤。

為什麼二〇二〇年會有這麼多西方國家無法遏止新型冠狀病毒的擴散，創下一九五〇年代以來最高的超額死亡數？反觀台灣和南韓等東方國家，卻能結合快速的大規模篩檢、接觸者追蹤和隔離潛在患者，成功在初期就控制住病毒擴散，一年多來都不必實施有礙經濟活動的外出限制。這個現象使我們更有理由質疑：西方國家為何會面臨這種慘況？儘管有些人的確是因為民粹領袖反覆無常的領導模式而喪命，但我還是認為不該把西方民主的失靈都歸咎到少數幾個人身上。

就算在沒有民粹領袖的國家，公衛官僚體系一樣發生了系統性的失誤，而這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各國都準備了應對全球傳染病的計畫，只是這些計畫都行不通：各國公衛機構無法快速建立篩檢量能、幾乎不曾嘗試追蹤病患的接觸史、沒有強制執行隔離、放任高危險族群（特別是養老院住戶）暴露在感染風險之下。這些錯誤造成了絕大多數的人命傷亡，而且也都不大可能僅歸咎於川普總統或強森首相個人。

麥可．路易士在《不祥的預感》（The Premonition）一書中雖然跟我採取了不同的推論，看法卻和我相近。他這本新書中也有個烏鴉嘴，指出「川普只不過是百病叢生的共病症狀」——如果我們相信英國首相強森的前任首席顧問多米尼克．康明茲（Dominic Cummings）對倫敦疫情的觀察，那麼強森顯然也是英國痼疾中的併發症。康明茲在二〇二一年五月聽證會上的證詞，重點並不在於首相「不適任」，而是整個政府全都失靈：不只是民選政客，也包括公務員和公衛專家，所有人都「嚴重未達民眾有權期待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