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談社會學無用論:要當一頭快樂的豬,還是餓死的蘇格拉底?

漫談社會學無用論:要當一頭快樂的豬,還是餓死的蘇格拉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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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認為社會學是沒有用的噪音,這不但是傲慢,也是一種非常強大的「我執」。背後起作用的,依然是這個社會弱肉強食,崇尚資源積累的陳規。這依然是權力的支配,依然沒有離開社會學關注的範疇。

近日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粉絲們異常亢奮。

落日塞塵起,胡騎獵清秋。他們噠噠的馬蹄不是美麗的錯誤,而是來勢洶洶的圍城大軍。

深信自由主義經濟學能夠拯救世界的網友們在社會學的城門外架好大砲,劍出鞘,弓上弦,威風凜凜的朝城內喊話:「讀社會學的各位同學們,你們被騙啦!社會學對這個世界一點用處都沒有,我奉勸各位,盡早投降,早日轉系,投入我們經濟系和商管系的懷抱,當一個對這個世界有用的人!」

眼看城樓上豎起一面白旗,見獵心喜的經濟學小粉絲們很得意,結果發現白旗上面畫了一個大大的中指,惱羞成怒的他們便一邊張牙舞爪一邊繼續往城內開炮。

社會學對這個世界真的沒有用嗎?問題或許應該反過來問,什麼是「有用」?

問題不是社會學有沒有用,而是應學會打破學科的藩籬

那經濟學有用嗎?盲目迷信一個學科「有用」,本身就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每個理論都有自己的假設,南北朝時期的劉勰在《文心雕龍》裡就曾說過:「觀千劍而後識器,操千曲而後曉聲」,到底你的學科高明,還是我的學科有用,這是十分狹隘的。

《金剛經》裡說:「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萬法平等,經濟學和社會學對人類文明的發展都有貢獻。但無論是固守在社會學的一畝三分地上精耕細作,還是漂在經濟學的知識海洋裡曬日光浴,如果都不曾長嘯而起,走出自己習慣的精神家鄉,去閱讀陌生的文字,去換位思考,那麼這種學科之間的互相貶低也不過就是不同井底的鳴叫而已。

明月別枝驚鵲,清風半夜鳴蟬。稻花香裏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

因此問題不是社會學有沒有用,而是無論讀了什麼科目,都應該要保持著旺盛的求知慾,學會打破學科的藩籬。

在以色列歷史學家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的《人類大歷史:從野獸到扮演上帝》裡,他引用了大量前沿的腦神經科學與人類學證據做為論點;更可惡的是,寫出歷史學名著《槍炮、病菌與鋼鐵》的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本人其實是生理學教授。他們可不會鼻孔朝天的冷哼一聲:「生物學沒有用」,或者是「歷史學沒有用」。

這些蘇格拉底,都沒有餓死。

粗繒大布裹生涯,腹有詩書氣自華。蒲松齡在《聊齋誌異骸絳妃》中寫道:「駕砲車之狂雲,遂以夜郎自大。恃貪狼之逆氣,漫以河伯為尊。」居然會有人覺得社會學沒有用,這還真是幽默呀。

經濟學本身也有很多思想誤區。如果認為讀社會學沒有前途,這種語言結構的隱含假設就是「取得社會地位」或是「升官發財」才是前途的字詞正確涵義。事實上,跟每天浸泡在資產抵押證券ABS、債務擔保證券CDO,或是一級市場國債拍賣的生活比起來,販賣軍火和毒品的利潤其實更驚人,也更有「錢途」。

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在1961年的告別演說當中就曾公開警告美國人要小心「軍工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MIC)對美國社會的危害,結果他老人家不幸言中。2兆美元往阿富汗一丟,噗通一聲,咕嚕咕嚕。國家政客以人民未來的稅收作為抵押發行國債來「贊助」阿富汗的子彈橫飛,然而負責承銷美國國債的美聯儲一級交易商和製造武器的軍火商卻沒有一個人需要為此負責。國內歌舞昇平,一派《比利・林恩的中場戰爭》輕鬆愉快。前線士兵每呼叫一次空中支援,A-10每呼嘯而過一次,國內某些企業的財務報表就會變得再更好看一些。著葉滿枝翠羽蓋,開花無數黃金錢。

讓子彈再飛一會兒。只要再多飛一會兒,子彈就會變身成貧富分化回過頭打死國內的底層民眾了。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鋪路無屍骸。經濟學如果沒有社會學的牽制,沒有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任由他們隨著1970年代新自由主義的馬車一路狂飆下去,人類的未來,實在令人不敢細想。

當然,資本家們一定會想的非常開心,一邊想還會一邊流口水。

奧地利學派偏重於自由放任。經濟學家保羅・米爾格羅姆(Paul Robert Milgrom)在他的著作《價格的發現:複雜約束市場中的拍賣設計》一書當中就不無打趣的說過:「如果我們想要飛機在飛入機場時不墜毀,那麼有一個空中交通管制者,由他跟踪各個航班並引導飛行員,肯定要比僅在空域可能擁堵的時段裡設定高價更好!」

很多時候,自由市場的價格並不能解決問題,然而這種迷信卻被商學院走出來的畢業生當成真理,結果弄得這個世界七處點火,八處冒煙。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像是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英裔經濟學家羅納德・科斯(Ronald Coase)認為,經濟的外部性或是非效率可以透過當事人的談判而得到糾正,從而實現社會的效率最大化。然而,這一定理成立的前提是捲入任何市場交易的當事方符合四項假設:他們擁有安全和可讓渡的產權;他們能夠自由、有效地討價還價;他們能無成本或不受任何管制地與人互動;每當與人交易能互惠互利時他們都願意交易。

問題是,這些假設在現實中都成立嗎?

經濟學家有時候更像藝術家,只管自己的數學公式是否優美,不管現實環境是否適配。從歴史來看,只要不干預私人營運,市場很快就會出現馬太效應。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21世紀資本論》告訴我們:r> g,自由市場的資本報酬率遠遠高過正常人的收入成長;張夏準(Ha-Joon Chang)的《富國的糖衣》告訴我們:西方支持自由市場經濟的國家在發展的過程當中無一例外採取了貿易保護措施;瑪里亞娜.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的《增長的悖論》告訴我們:從弗里德曼那裡繼承的股東資本主義(Shareholders capitalism)導致企業高管將企業的盈利大量用來回購股票抬升股價,讓原本就十分富有的股東繼續擴大利潤,而企業的負外部性則留給整個社會平均分擔。

而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在他的《經濟學講義》裡則是用了與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在《重塑歐洲經濟》一書中幾乎用一模一樣的立場反對完全放任的自由市場經濟。奧地利學派這種柏拉圖理念式的自由市場模型把人性設想的無比簡單,盲目迷信市場的力量,這其實不過是不切實際的扮家家酒。

對,路德維希・馮・米塞斯提出的私有產權是要被尊重的,問題是教育水準、家庭環境、父輩的人脈網絡等等,都會影響一個人在自由市場裡的交易判斷。如果讓常春藤名校的商學院畢業生和索馬利亞的農夫談一筆咖啡期貨的交易,這些名校出來的學生可以把對方坑得連骨頭都不剩。

自由市場裡充斥著大量的「訊息差」,訊息充滿了異質性(heterogeneous),並不存在真正公平的交易。效率市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假說如果是正確的,如果所有市場價格都剛好落在正確的位置上,那麼財富就只可能向少數人無限集中。因為就算假設市場上的每一個人都可以獲得訊息,但身旁有沒有高人提點,自己平時對價格訊息敏不敏感,甚至自己有沒有足夠的資本做出反應.....這些都因人而異。

新自由主義的支持者總以為「我願意賣,你願意買」的兩情相悅就可以促進市場的效率,事實上,這兩個人之間可能原本就存在著巨大的知識落差。奧地利學派把這種不平等怪罪到個人的失察與不努力身上,然而真相卻是,這其中蘊含著極大的權力不對等。

他人即地獄。在絕對的實力差距面前,不存在公平,也不存在自由的訊息流動。除非一個人願意去認同蘭妮.萊芬斯坦(Leni Riefenstahl)的《意志的勝利》(Triumph des Willens),否則社會學就一直會是糾正經濟學偏誤的《資本論》,努力的去確保這個社會能夠維持在一定的公平水準之上。社會學無用論的觀點,再往前一步就是納粹。

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面對不公不義,陳寅恪曾經感嘆地賦詩:「殺人盈野复盈城,誰挽天河洗甲兵?而今舉國皆沉醉,何處千秋翰墨林?」嘖嘖一聲,也知經術非時務,稍為儒林振古風。

如果硬是要說社會學沒有用,那麼其實也就是在說韋伯(Max Weber)、涂爾幹(Émile Durkheim)、傅柯(Michel Foucault)、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班雅明(Walter Benjamin)......他們都沒有用。

他們真的沒有用嗎?

隨意地認為一個學科沒有用,那精神世界該有多荒涼

在華卓斯基姊妹(The Wachowskis)的電影《雲圖》裡有著這麼一句台詞:「我現在理解了,噪音和聲音的界線只是陳規。(I understand now, that boundaries between noise and sound are conventions.)」。認為社會學是沒有用的噪音,這不但是傲慢,也是一種非常強大的「我執」。背後起作用的,依然是這個社會弱肉強食,崇尚資源積累的陳規。這依然是權力的支配,依然沒有離開社會學關注的範疇。至於這對沃卓斯基姊妹,他們曾經是沃卓斯基兄弟,他們也是電影《駭客任務》(The Matrix)的導演。

如果沒有德希達(Jacques Derrida)與傅柯的解構主義,也許華卓斯基姊妹會繼續被困在性別結構當中,不敢貿然的面對自己,不敢隨意改變性別;如果沒有西方哲學幾百年來經驗主義與實證主義的混戰,沒有萊布尼茲的「單子論」,華卓斯基姊妹恐怕也不會去想像出《駭客任務》裡的世界。

我們的當下是一張大網,不同的學科互相滲透,不同的思想互相對撞。隨意地去認為一個學科沒有用,那精神世界該有多荒涼啊。

而且事實上,當代的經濟學也有擁抱社會學的趨勢。經濟學家布萊恩・阿瑟(W. Brian Arthur)就在他的名著《複雜經濟學》中聲稱:「經濟不一定處於均衡狀態,經濟通常都是處於非均衡狀態。經濟行為主體不是全知全能和完全理性的,他們必須理解他們所處的情境,並且在這樣做的時候必須搜尋適當的策略。經濟不是給定的,不可能是一個簡單的技術容器;技術形塑了經濟,在這過程中經濟的結構是會變化的。因此,經濟是有機的、分層的,後一層形成於前一層之上;經濟永遠都在變化,永遠都在呈現新異性;在經濟內部,結構會浮現,在持續了一定時間後又會消融。」

另外一位學界響叮噹的大人物馬克・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則在《社會與經濟》一書中總結:「經濟實踐的複雜組合是由行動者匯聚起來的,其匯聚方式可能不那麼容易被預測到,但絕不是隨機的。就像所有的結構一樣,經濟制度必須從現有的材料中構建出來,而不能簡單地從我們的理論中重新編造出來,儘管在這些理論中我們能對某些既定目標提供最佳解決方案。」

基本上經濟學界內部也開始反思傳統經濟學的問題。人們意識到經濟是鑲嵌在人際關係網絡中的,是複雜的,是無法精確預測的。而經濟的真實運轉邏輯,往往也就藏在數學公式的常數項當中。經濟學家預測失準,常常就是因為把許多社會學因素通通丟到常數項裡面。

最後,讓我們回到這次的圍城主帥,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大將路德維希・馮・米塞斯。他曾經不無冷酷地捍衛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立場:「公眾意見始終對債權人有偏見,總將債權人和飽食終日的富人聯繫起來,將債務人和勤勞的窮人聯繫起來。人們痛恨前者,因為他們是無情的剝削者;又憐憫後者,因為他們是受到壓迫的無辜受害者。人們認為政府旨在限制債權人索債權的行為對廣大群眾是極為有利的,受到損害的是一小部分強硬的高利貸者。他們根本沒注意到,19世紀的資本主義創新已經完全改變了債權人和債務人的階級構成。在雅典人梭倫的時代、羅馬土地法的時代和中世紀,債權人大多是富人,而債務人是窮人。但在這個擁有債券和公司債券、抵押銀行、儲蓄銀行、人壽保險單以及社會保障福利的時代,擁有可觀收入的廣大人民群眾自己就是債權人。」

問題是,那些「很有用的菁英」總是可以西裝革履,滿臉笑容,滔滔不絕地兜售希望,信誓旦旦地為自家公司的盈利背書。而當群眾真的一窩蜂去搶購股票,買入企業債,簽訂壽險,投保社會福利的時候,這些人再隨便動一個歪腦筋,便可以輕輕鬆鬆地把債權人坑殺到毫無還手之力。

這些都是訊息的不對等,也是行為能力的不對等。如果我們也認為這是自由市場的一部分,我們就分明是在贊同「投對股票不如投對胎」。就說說清貧家庭的孩子有多大機率考過金融執照成為期貨交易員吧。這樣子,難道也算「對社會有貢獻」?社會學的關懷並不是噪音,而是耿耿直臣在朝堂上的諄諄規諫。

畢竟有多少人看不懂財報呀。

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債的歷史》裡如是陳抗:「到底什麼是債務?債務就是對一個承諾的曲解(perversion)。這是一個被數學和暴力腐化了的承諾。如果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交朋友的能力,那麼自由必然也是作出真正承諾的能力。真正自由的人們會對對方作出怎樣的承諾呢?」

自由主義經濟學真的自由嗎?待在經濟學的圈子裡訕笑社會學一點用處也沒有的時候,自由主義就是自由的。當跳出框架,多方涉獵,為自己的思考而不是教科書上制定的教條而活的時候,自由主義就不全然是自由的。

清末民初為《資治通鑑》作校的章鈺有一個藏書樓,這個的藏書樓叫「四當齋」,這個名字出自南宋藏書家尤袤的一段名言:「飢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友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辯論社會學到底有沒有用其實是很無聊的,因為讀書人不會去問這種問題。誰說蘇格拉底一定會餓死呢?那麼美學有沒有用?

蔣勳溫柔的露出一抹和煦的微笑,他的身體依然硬朗。

生而為人,我們為自己的思考負責,也為我們在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下的選擇負責。我只想說,無論是讀經濟學還是社會學,本身都不要緊。要緊的是讀社會學的孩子該去借幾本經濟學的讀物,申請上經濟學系的學生也應該多多為這個社會思考。好的知識,無問西東。

王家衛導演的《一代宗師》裡有這麼一句名言:「習武之人必有三階段: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

眾生在哪裡呢?

肯定不會在數學公式裡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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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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