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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生在挪威一狀告上歐洲法院,只為讓世界聽見台灣人的聲音

留學生在挪威一狀告上歐洲法院,只為讓世界聽見台灣人的聲音
Photo Credit: 台灣數位外交協會 提供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政府決策需以民意作為後盾的情況下,如何讓人民意願一致就顯得非常重要。然而,在國家認同尚未有明確共識的台灣社會,想談正名議題,眼下最棘手的難題無非就是與台灣人民溝通「正名的必要性」。

文:陳艾伶(台灣數位外交協會社群企劃)

2020東京奧運,台灣選手表現亮眼,一舉拿下12面獎牌,締造台灣史上最佳奧運成績,大幅提升台灣國際能見度。同時,台灣社會也順勢掀起一波「正名」討論,台灣人再次反問自己:我們是否有用我們想要的方式,讓世界正確地認識我們?

隨著中國的崛起,台灣大眾在國家認同、個人身分認同上的焦慮滿溢,催生出許多以「公民」為主體的正名運動。其中,由一群歐洲台灣留學生發起的「在挪台灣人國籍正名運動」最令人印象深刻,深刻地感受到台灣民主世代的台灣青年,是多麼勇敢且迫切地,向世界、向自己宣告:我是台灣人!

一狀告上歐洲法院,只為讓世界聽見台灣人的聲音

2017年,一群在挪威的台灣留學生因不滿挪威移民局把台灣人國籍註記為「中國(Kina)」,以《歐洲人權公約》第8條內含的「身份認同權」為請求基礎,一路向奧斯陸地方法院提告、上訴到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並在三級法院未開庭審理的情況下被駁回上訴後,將台灣人身份認同的議題,帶進歐洲人權法院尋求權利救濟。

2010年以前,挪威政府允許台灣人在其居留證中駐記為台灣籍,並在許多行政程序中持續承認台灣公民和中國公民間的區別。然而,2010年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把和平獎頒給中國異議份子劉曉波,引起中國官方的不滿,隨後並對挪威祭出政治、經濟反制手段。為了安撫中國,挪威政府開始向中國讓步,表態支持「一中政策」,強迫台灣人以中國公民的身份申請居留權,並拒絕在居留證上註記台灣公民身份。

「在挪台灣人國際正名運動不只是場訴訟,更是一場由下而上發起的草根國際倡議。」在挪威奧斯陸大學就讀人權碩士的運動發起人Joseph表示,這場訴訟是史上少數以人權挑戰國籍問題、從「個人經驗」出發的案例,並希望透過這個訴訟打破既有外交手段,累積由下而上的能量,讓台灣人的身分認同問題能被國際社會討論與理解。

運動發起人Joseph與律師談話
運動發起人Joseph與律師談話|Photo Credit: 台灣數位外交協會 提供

Joseph補充,歐洲人權法院的訴訟若成功,該結果將對其47國個成員國產生約束力;但若失敗,這個台灣人為自己爭取權益、向國際社會發聲的過程,仍是個重要且珍貴的經驗:「台灣如果沒有辦法成為一個正常國家的話,至少我們努力過了。然後這個努力的過程是有被歷史留存下來的。」

今(2021)年7月底,比預期更早幾個月的時間,歐洲人權法院旋即以「顯然無任何根據(manifestly ill-founded)」拒絕受理此案。這樣的結果對台灣人來說,彷彿是一面時代的鏡子,照出台灣人在歐洲的倡議路尚有許多努力的空間,但也照出台灣與歐洲開啟深入對話的可能性。

只能在中國框架下談台灣?公民外交將是突圍利器

十年前,歐洲各地正值「中國熱」,各國將崛起的中國視為新興機會,歐盟更在2003年把中國定位為「策略夥伴」(strategic partner)。然而,隨著中國極權主義快速擴張,歐盟態度開始轉向,更在2019年開始將中國視為「系統性對手」(systemic rival)。歐盟的態度轉變也讓自詡為「亞洲自由民主燈塔」的台灣,看見新的對話可能。

日前台灣數位外交協會,與在挪台灣人國籍正名運動共同舉辦「歐洲視角下的台灣:從人權出發」線上座談,國際非政府組織「無國界人權」(HRWF)顧問馮儒莎(Zsuzsa Anna Ferenczy)表示,因為歐盟的決策都必須通過成員國共同決議,而每個國家在各種議題上都有不同的立場,因此歐盟內部對中國議題恐怕永遠不會有共識。

同時,馮儒莎也認為,目前歐盟對台灣的政策幾乎都是在「中國-歐盟」的框架下進行,因此,對於台灣來說,與歐盟保有獨立的對話管道及政策討論框架至關重要。

談及中國因素在當前歐台關係的阻礙,參與同場座談會、曾任瑞典智庫「斯德哥爾摩自由世界論壇」(SFWF)助理研究員安斯特倫(Philip Anstrén Johan)則表示,「公民外交」或許能成為問題解方的一種:「中國因素是歐盟長期的議題,並非在短時間內能有巨幅的變化。但作為個人,我們都能試著以公民外交的力量,向世界上更多人分享台灣的自由民主價值。」

挪威晚郵報以大篇幅報導在挪台灣人的正名運動
挪威晚郵報以大篇幅報導在挪台灣人的正名運動|Photo Credit: 台灣數位外交協會 提供

在民主社會談正名,讓社會大眾共感是第一步

談國家正名,涉及主權問題,往往會被認為是國家的事情。但在民主社會中,國家所做的任何決策還是得以「民意」為基礎。以東奧正名公投為例,人民用民主的方式表達意願,最後公投沒過,政府自然也就無法有所作為。因此,想在民主國家推動正名,不論是以官方或民間的方式進行,人民意願是關鍵,也是第一步。

在政府決策需以民意作為後盾的情況下,如何讓人民意願一致就顯得非常重要。然而,在國家認同尚未有明確共識的台灣社會,想談正名議題,眼下最棘手的難題無非就是與台灣人民溝通「正名的必要性」。

「人當然會有所謂的理想性,但比起跟談理想,講切身之痛是會更有用的。」長年關注國際公法、司法實務領域的國家人權委員會人權諮詢顧問、刑事辯護律師洪偉勝認為,與大眾溝通「正名的必要性」時,訴諸高遠理想固然是一種方法,但若能讓大眾明白,在日常生活中,國名問題可能會造成不方便、被誤解、被歧視的生活經驗,大眾自然更能共感。

舉例來說,在陳水扁時代,有很多要求華航改名的呼聲,但都沒有成功。當時空轉換到眼前的疫情,台灣人積極送出產能豐盛的外科口罩到外國,但卻因為華航名稱,被外國誤解是其他國家送的。去(2020)年7月,立法院經表決後,通過民進黨立法院黨團提案,決議建請交通部應研提分期可行的華航改名計畫,顯示出台灣社會開始意識到「China Airline名稱確實需要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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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數位外交協會辦理在台挪威國慶遊行|Photo Credit: 台灣數位外交協會 提供

鼓勵台灣青年投身國際,展現民主世代氣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