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柯關於性事論述的十二堂課》：傅柯在人文科學的配置裡，將性事及精神分析置於核心

文：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

1964年，傅柯剛完成《瘋狂與非理性》的後續之作《臨床醫學的誕生》。此外，他也在準備一本關於人文科學考古學的書，就是後來的《詞與物》。這些研究之所以具備統一性，是因為傅柯在同樣這些年裡，於其《筆記》中致力定義同一考古學計畫的不變性。考古學在此有多種面貌：它首先是一種特殊方式，用來「分析文化形成」。這種文化形成的概念反覆出現在載於1963年《筆記》裡的方法學反思，以及1963年至1965年間發表的各種文章中。它提醒我們，傅柯當時將這些研究置於「〔我們的〕文化歷史」之中。

克雷蒙費洪大學的課程和1966年的突尼斯大學課程一樣，無疑是他唯一試圖以歷時且共時的方式，明確指出在性事被視作特殊文化形成的狀況下，什麼是「西方文化」的課程。《筆記》指出多個應用在課程中的分析原則，尤其是文化形成不屬於「想法、概念或制度之歷史」的原則：它有一個「不可觸知的形體」，而且是「多線性的」。「它就是概念、神話、制度、無聲的實踐、個體與現象之間的分類原則」。

這涉及了恢復讓此一異質性保持一致的東西。因此，文化的形成包括：「（1）〔一種〕個體的分類原則；（2）〔一種〕行為的儀式化（無聲的沉澱）；（3）〔一個〕可變化的言語表達範圍與〔一個〕極限的設置。」本課程就是如此看待性事的。

但是，考古學並不僅是研究文化形成的方式。而傅柯指出考古學是一門「本原科學」（science de sarchée）也就是這門學科「由其開始與支配。它的開啟使得可能性的場域成為可能並維持開放狀態」；他補充道，簡而言之就是一種「歷史的先天」（a priori historique）。考古學能同時結合一種「歷時性的本質」（uneeidétique chronologique），建立在這種文化形成之可能性條件的歷史審查之上；一種能「破譯其同構性」的型態學分析；以及這當然是最重要的一種「起源之結構的發現」，亦即發掘這些晦澀的姿勢，這些姿勢建立了可能性的場域同時也勾勒出一個極限。

換句話說，考古學結合了歷史分析、挖掘特定文化形成的基本結構與劃分。它是「劃分的科學」、這些「開啟差異之姿勢」的科學，這些姿勢不斷地在某一文化中被重複並造成迴響。在此，我們認出對1961年《瘋狂與非理性》之序言的呼應：「我們應該可以研究各種極限的歷史就是這些晦澀姿勢的歷史，這些姿勢一旦實現，就必須被遺忘，透過這些姿勢，文化會拒絕對它而言將是外來者（Extérieur的東西在這個我們想要談論的區域裡，它行使的是它的基本選擇，它進行能讓它有實證性面貌的劃分。」

因為（我們將看到這一點對性事的重要性），與現象學相反（現象學在盡可能批判人類學後，最終因對「起源」的反思而回到人類學的停頓狀態），傅柯在帶有巴塔耶色彩的解讀中，不斷地「重返尼采，也就是嚴肅地將起源視作踰越」：起源的結構就是傅柯在其他地方所稱的實證性，這些實證性建立了認知的未思（impensé de la connaissance），並以極限的建構為基礎，指的就是對這些極限的踰越。因此，「本原科學也是經驗—極限的發現」。

克雷蒙費洪大學的課程正好在此一計畫的持續性之中。重點是要提出一個假設，拒絕將性事視為是自然的、是我們的「生物學命運」，而讓我們將性事當作文化外緣的「斷裂系統」事實上只不過是「西方文明的特徵」之一。這個傅柯致力研究其歷史條件和影響的特徵，無論是從被如此建構的性事悲劇經驗來看（因為建構現代性事行為的就是它「在我們內部勾勒〔出〕的極限，並將我們本身描繪〔成〕極限」），還是從新的性事語言形式的興起來看：這都是一種關於性事的論述知識。

在《古典時代瘋狂史》中，傅柯指出17世紀的「大禁閉」如何以暴力和排斥來斷絕存於瘋狂經驗和共同經驗之間的交流，使得瘋狂有可能被建構成知識的對象，同時又在踰越論述中，將其經驗推向語言的極限。在《臨床醫學的誕生》中，傅柯描述解剖臨床如何藉由將死亡和疾病建構成對象，並「不斷向人類宣〔稱〕他自身具備的極限」，進而允許一種關於個體的「理性語言」、一種「不僅是按著歷史或美學次序的知識」，同時開啟通向「尋求從賀德林到里爾克的語言的抒情經驗」之路，這是一種「被置於有限符號」之世界的經驗，位於「由法則、極限的嚴峻法則所支配的、毫無妥協的中間地帶」。

同樣地，在本課程中，他研究了各種條件，讓性事能「從制度中解脫」、從社會被推至自然之中，或是被視為一個浮動的主題、一個「問題意識」，這個意識同時成為「所有道德崩潰的中心，是現代人唯一能承受的悲劇形式」，是絕佳的褻瀆空間；他也研究「新的性事語言」的可能對象，這個新語言既不抒情，也不踰越：這是一種跟性事有關的論述知識。而且，如同我們即將見到的，與康德、畢夏、民法及其他類似制度身處同一時代的薩德，正是其形象成為這些不同部分的共同標記。

平行閱讀本課程和其他同時代的文本，證明了當傅柯在反思極限問題和人類學問題的反思時，性事問題，連同死亡、語言和瘋狂等問題占據了核心地位。我們在此見到傅柯對巴塔耶的分析有強烈的共鳴，尤其是他才剛為其編輯作品並致上敬意。在此，性事是絕佳的極限之所。傅柯強調，人們通常會認為在「當代經驗中，性事已經找回自然的真理」，它「終將充分使用語言」，因為它將「被解放」，但我們更應該這麼說：

現代的性事，其特徵並不是從薩德到佛洛伊德找到其理性或本質的語言，而是……「被去自然化」被扔入一個空無的空間裡，它在那裡只有微不足道的極限形式。我們沒有解放性事，而是完完全全將它帶向極限：我們意識的極限法律的極限我們語言的極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