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便車不是一件隨機的事》:「大拇指」無疑是便車旅行次文化中最廣為人知的符號

《搭便車不是一件隨機的事》:「大拇指」無疑是便車旅行次文化中最廣為人知的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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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135趟便車,35,600公里的旅程!前往跟著旅行團到不了的地方,沿著國界冒險、相遇、離別。大膽探索地圖上的空白處,品味的不只是旅行,而是一段段真實人生,一個個世界的入口。

文:李易安

〈搭便車的歷史〉

搭便車的歷史,或許和輪子的發明一樣久遠。

——《便車百科》(Hitchwiki)

我們可能都曾有在無意間「搭上便車」的經驗:有時,開車的朋友在聚餐後順路載你一程;有時,登山途中認識的陌生人有車,提議從登山口順道送你下山。然而這些不期然的便車,和本書談到的便車旅行方式當然非常不同。

不過就算你沒搭過便車,可能也依稀知道「在路邊舉起大拇指」是什麼意思。便車旅行作為一種次文化,大拇指無疑是這個次文化中最廣為人知的符號。然而如果你在中東、東歐搭便車,很快便會發現當地人搭便車的手勢其實並非伸出大拇指。其實,被連結上大拇指意象的搭便車文化是道道地地的美國文化,後來是在美國文化霸權和電影文學的推波助瀾之下才擴散到其他地方。

根據紀錄,美國人早在一九二〇年代就已經開始伸出大拇指攔便車。這其實並不令人意外。美國是汽車工業的始祖,當代美國人的日常生活也一直都與汽車緊密關聯,舉凡得來速、汽車電影院,都是美國人的發明。被稱作「汽車國」的美國,當之無愧。

搭便車次文化與美國文化的高度關聯,還可以從許多語言對「搭便車」的稱呼看出。在智利和阿根廷,搭便車被稱作「dedo」,原意為「手指」,顯然是擷取了美國搭便車文化的拇指意象;而在墨西哥,搭便車有時又被稱作「pedir un raite」或「ir de ray」,其中的「raite」和「ray」都源自英文的「ride」。此外,雖然多數歐陸國家對於搭便車的稱呼都是由法文的「autostop」發展出來的變體,但挪威文卻將搭便車稱為「haiking」,而「haiking」在挪威文裡原本並無特別含義,因此與英文的「hitchhiking」應該也脫不了關係。

沒錢沒車,只好搭便車

雖然搭便車現在有被視為「另類旅行」或「壯遊」的方式,但其實直到一九六〇年代以前,搭便車在美國都是無車階級用來長距離移動,或者逃離底層生活的常見手段,也是一種因應交通工具匱乏、公共交通不足的自我救濟。有些爬梳便車歷史的論述,會舉史坦貝克的名著《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為例。

《憤怒的葡萄》的時代背景是一九三〇年代經濟大蕭條和自然災害,故事中的農民便是靠著便車前往加州尋找謀生機會;當時的他們,恐怕不會覺得搭便車有多少樂趣。不得已搭便車的人除了窮人和農民之外,還有軍人和男學生。到了二戰和韓戰期間,讓軍人搭便車甚至還被視為一種為戰場盡心力的愛國表現。總之,在當時搭便車還經常被連結上「培養耐心」與「慷慨大方」等概念,形象非常正面。

有趣的是,網路上今日還流傳一篇寫於一九三一年的文章,名為〈搭便車的技藝〉(The Art of Hitch-hiking)。從這篇文章裡的資訊來看,早期美國搭便車的方式、必須注意的事情,幾乎和現在沒有太大差別。

搭便車作為自力救濟的方式雖然現在在美國已經少見,但在東歐、中東和古巴這些地方,卻仍是很多人日常移動的方式。說到底,搭便車這件事終究源於匱乏,和今日有人認為搭便車可以解決汽車太多、資源浪費的想法,動機邏輯完全是相反過來的。作為「共產國家最後堡壘」的古巴,甚至到現在都仍明文規定公家機關的車輛有義務為等便車的人停車,但在路邊等上大半天卻仍是家常便飯・不要說搭便車,有時候我在古巴公路上連一輛車都看不到。

「逆權便車」?用大拇指歌頌自由

除了出於經濟因素的搭便車之外,另一種承載更複雜動機的搭便車行為也開始日漸茁壯。在汽車逐漸普及、美國經濟快速成長的背景之下,搭便車逐漸發展成美國年輕人的壯遊方式,被想像成對既存秩序表達不滿、從中逃離的途徑,甚至成為政治活躍的青年們串連移動、集結至華府抗議的交通方式。

搭便車由此逐漸染上叛逆自由的文化意義,反映出一九五〇年代「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對現代性秩序的厭倦與質疑,以及一九六〇年代嬉皮士(hippie)的理想主義浪潮和反戰訴求。在這個脈絡中,搭便車作為一種帶有反抗主流邏輯的文化符號,也開始在文學、電影文本的散布之下被浪漫化,並逐漸成為搭便車次文化群體的認同標誌原型。

這個時期對便車文化進行描寫的文學作品,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傑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的《在路上》(On the Road)。在這篇小說之中,凱魯亞克以自己的經歷為基礎,細膩地描繪這群被視為代表「垮掉的一代」形象的人物:他們散漫、不追求明確目的、不受世俗價值拘束,而且愛好冒險。在這個時期,搭便車的文化意義帶有自由樂觀的色彩,和《憤怒的葡萄》之中角色們無助的面容形成了強烈對比。

然而冷戰時期的美國政府,其實並不樂見年輕人的搭便車文化連結上冒險、自由、公民權利等概念,對於便車次文化強化社群感的潛能也有所顧慮,尤其搭便車還讓這些叛逆青年的行蹤動向變得更難掌握捉摸。或許是因為這些原因,從一九六〇年代末開始美國聯邦調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便與保險公司聯手進行了一系列的宣傳,將搭便車與犯罪事件連結在一起,某些州甚至明文立法禁止搭便車。這些制度內外、有意或無心的裡應外合,加上新聞媒體不斷渲染和搭便車有關的殺人事件,使得美國境內的搭便車風氣開始出現了衰退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