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南藝大造形藝術所長陳蕉：我對於當代人的「過動」很有意見，真正的遊牧者應是不移動的人

文：漫遊藝術史編輯部

陳蕉老師，目前任教於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同時也是造形藝術所的所長。老師於7月初，在漫遊部落格刊登的熱門文章〈藝術如何尋回消失中的公共性？〉，呼應去年底於中央大學帶來的演講「另類的公共藝術」，開啟了我們對於公共藝術、檔案藝術更多的認識與想像。

訪談陳蕉老師的時間，恰好是台灣處於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武漢肺炎）三級警戒的七月，小編透過Google Meet與老師進行遠線的視訊談話，有了一個難得的訪談經驗；訪談過程，除了從老師這裡挖一些藝術品的分享，也順著當下的疫情環境，想知道陳蕉老師如何從藝術的面向，看待我們所處的例外狀況。

photo_e6b0b4e8b0b7_cropped-copy — 專訪漫遊藝術史撰稿人陳蕉老師。

Q1：在做藝術史（學）的研究過程，讓您開心或覺得困難之處為何？

對我而言，藝術研究的過程中，閱讀他人的理論，並從中發現有趣的創造性觀點時，會讓我感到開心；但同樣地，其困難之處也在於，如何讓這些滋養與靈感，與對於藝術史、藝術理論或美學等的運用，於詮釋閱讀作品時，創造出一個有趣的觀點，而非只是成為知識的堆砌與整理。讓理論研究成為一種創造，是我最感興趣，也最覺困難之處。

我相當幸運，在南藝大造形藝術研究所任教。我所面對的學生，都是創作者，當我以所學的藝術理論，啟發學生的創作思維時，我也在進行某一種「創作」。那是一個很有趣的互動關係與環境。

Q2：哪些類型的藝術最觸動到您？又〈藝術如何尋回消失中的公共性？〉所提到的《鬼魂系列》如何吸引您？

其實沒有任何特定的類型，有趣的藝術，都能觸動到我。

例如上次演講中提過的Adam Chodzko的《鬼魂系列》（Ghost Series，2010）。那是一個有趣的「檔案式」作品。與檔案有關的作品，要做得好，並不容易。不少藝術創作者，嘗試觸碰歷史檔案有關的議題，但真正做得好的，並不多。原因在於，他們大多直接利用「檔案」，白紙黑字的檔案。

因此，我們經常就在展場中，看到一個一個的檔案櫃或無數的文件。作品因此變得很枯燥。檔案的形式，其實可以是千變萬化的。它甚至可以是一個「活檔案」，而不只是我們既有印象中，放在櫃子中的「archives」。

回到《鬼魂系列》，它處理的是200多年前的囚犯船，以及那些病死的囚犯，後續被埋葬於死人島（Deadman’s Island）的一段歷史。《鬼魂系列》取用一個歷史事件，具備著檔案性。但創作者並不是要求觀眾去閱讀歷史文件資料。

相反，藝術家化身船夫，划船載著一位參與者，穿越那段當年死後的囚犯也曾穿越過的渡旅。讓他以這樣的方式，體驗一段歷史檔案，並藉此重新發明了「檔案」。或著說，重新去創造一個讓人「接近檔案」的方式。

Chodzko也提供人們對於某種「離世經驗」的想像，創造了一個有別於我們過去所習慣的視覺經驗、觸覺經驗、環境經驗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經驗。他以創造性的手法，處理檔案，我認為這是這件作品的成功之處。

Q3：公共藝術做為以感性喚醒歷史與人的關係，還有什麼例子能與漫遊藝術史的讀者分享嗎？

Janet Cardiff（1957-）與其伴侶Georges Bures Miller（1960-）在德國卡塞爾的舊火車站所作的《舊火車站漫遊》（Alter Bahnhof Video Walk，2012）會是個不錯的例子。

這個舊火車站是二戰時，德國納粹運送猶太人，前往集中營時的車站之一。但藝術家並未選擇去再現一個過去的歷史影像。而是，他給參與者一個iPod，指引他一個相對的位置。在過程中，螢幕內有一幕幕藝術家在同一個車站現場和角度，所設計的預錄橋段。這些影像與猶太屠殺歷史，幾乎無關。它們多半是一些看似與日常無過大差異的小事件。

螢幕中的場景，與參與者此刻正經歷的現場、觀看角度重疊時，參與者在兩相對照下，所產生的直接落差，會讓參與者與影像中的人物們，產生一個「共地不共時」的感受。

（小編：聽起來很像是哆啦A夢的一個道具。）

此件藝術作品有趣的地方是，它並不是去再現一個過去的歷史情境。畢竟，我們終究無法再現歷史。藝術家所創造的「共地不共時」經驗，讓人與一個事件的發生「視角」，全然重疊，藝術家在讓參與者心有所感的同時，活用檔案，卻不致淪為說教。

Q4：在老師刊登於漫遊的兩篇文章都有提到藝術創作將空間、物與人相互聯繫起來，而在疫情底下，您認為藝術能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公共性被縮減的當下，藝術還能夠串聯空間、物與人的關係嗎？

過去一年半以來，我們能看到各國文化單位鼓勵美術館以虛擬的方式，讓觀眾接近展覽，它的正面意義在於，這降低了觀眾進到藝術世界的實體門檻。雖然說，實體的存在，對我而言，還是很重要，尤其是我們今天所大量使用的智慧型手機、遠距傳輸，讓我們的身體「消失」。物質被非物質所取代。在這些環境背景之下，如何找回身體，是一個關鍵。

然而，我這麼說，並不是認為「實體」與「虛擬」，只應存在一種。而是，兩者可以各自提供一個讓人接近一件事情的不同方式，它們提供不同的經驗。

（小編：關於「兩者可以各自提供一個讓人接近一件事情的不同的方式」，能請老師提供一個藝術品的例子說明嗎？）

疫情之下，或許給了我們一個機會，重新認真看待網路藝術。1990年代，一位網路藝術家Olia Lialina（1971-），她的網路藝術經典作品《我的男友從戰場回來》（My boyfriend came back from the war，1996），讓觀者透過虛擬的網頁空間操作，體驗超文本（Hypert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