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南藝大造形藝術所長陳蕉:我對於當代人的「過動」很有意見,真正的遊牧者應是不移動的人

【專訪】南藝大造形藝術所長陳蕉:我對於當代人的「過動」很有意見,真正的遊牧者應是不移動的人
Photo Credit: 漫遊藝術史提供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疫情的環境,並沒有過多地改變我過去接近藝術的模式。而且,我認為,這次的傳染病,它提供我們一個機會,去回看一直以來我們所習慣的加速生活。

文:漫遊藝術史編輯部

陳蕉老師,目前任教於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同時也是造形藝術所的所長。老師於7月初,在漫遊部落格刊登的熱門文章〈藝術如何尋回消失中的公共性?〉,呼應去年底於中央大學帶來的演講「另類的公共藝術」,開啟了我們對於公共藝術、檔案藝術更多的認識與想像。

訪談陳蕉老師的時間,恰好是台灣處於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武漢肺炎)三級警戒的七月,小編透過Google Meet與老師進行遠線的視訊談話,有了一個難得的訪談經驗;訪談過程,除了從老師這裡挖一些藝術品的分享,也順著當下的疫情環境,想知道陳蕉老師如何從藝術的面向,看待我們所處的例外狀況。

photo_e6b0b4e8b0b7_cropped-copy
Photo Credit: 漫遊藝術史提供
專訪漫遊藝術史撰稿人陳蕉老師。
  • Q1:在做藝術史(學)的研究過程,讓您開心或覺得困難之處為何?

對我而言,藝術研究的過程中,閱讀他人的理論,並從中發現有趣的創造性觀點時,會讓我感到開心;但同樣地,其困難之處也在於,如何讓這些滋養與靈感,與對於藝術史、藝術理論或美學等的運用,於詮釋閱讀作品時,創造出一個有趣的觀點,而非只是成為知識的堆砌與整理。讓理論研究成為一種創造,是我最感興趣,也最覺困難之處。

我相當幸運,在南藝大造形藝術研究所任教。我所面對的學生,都是創作者,當我以所學的藝術理論,啟發學生的創作思維時,我也在進行某一種「創作」。那是一個很有趣的互動關係與環境。

  • Q2:哪些類型的藝術最觸動到您?又〈藝術如何尋回消失中的公共性?〉所提到的《鬼魂系列》如何吸引您?

其實沒有任何特定的類型,有趣的藝術,都能觸動到我。

例如上次演講中提過的Adam Chodzko的《鬼魂系列》(Ghost Series,2010)。那是一個有趣的「檔案式」作品。與檔案有關的作品,要做得好,並不容易。不少藝術創作者,嘗試觸碰歷史檔案有關的議題,但真正做得好的,並不多。原因在於,他們大多直接利用「檔案」,白紙黑字的檔案。

因此,我們經常就在展場中,看到一個一個的檔案櫃或無數的文件。作品因此變得很枯燥。檔案的形式,其實可以是千變萬化的。它甚至可以是一個「活檔案」,而不只是我們既有印象中,放在櫃子中的「archives」。

回到《鬼魂系列》,它處理的是200多年前的囚犯船,以及那些病死的囚犯,後續被埋葬於死人島(Deadman’s Island)的一段歷史。《鬼魂系列》取用一個歷史事件,具備著檔案性。但創作者並不是要求觀眾去閱讀歷史文件資料。

相反,藝術家化身船夫,划船載著一位參與者,穿越那段當年死後的囚犯也曾穿越過的渡旅。讓他以這樣的方式,體驗一段歷史檔案,並藉此重新發明了「檔案」。或著說,重新去創造一個讓人「接近檔案」的方式。

Chodzko也提供人們對於某種「離世經驗」的想像,創造了一個有別於我們過去所習慣的視覺經驗、觸覺經驗、環境經驗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經驗。他以創造性的手法,處理檔案,我認為這是這件作品的成功之處。

1
Photo Credit: 藝術家Adam Chodzko官網
  • Q3:公共藝術做為以感性喚醒歷史與人的關係,還有什麼例子能與漫遊藝術史的讀者分享嗎?

Janet Cardiff(1957-)與其伴侶Georges Bures Miller(1960-)在德國卡塞爾的舊火車站所作的《舊火車站漫遊》(Alter Bahnhof Video Walk,2012)會是個不錯的例子。

這個舊火車站是二戰時,德國納粹運送猶太人,前往集中營時的車站之一。但藝術家並未選擇去再現一個過去的歷史影像。而是,他給參與者一個iPod,指引他一個相對的位置。在過程中,螢幕內有一幕幕藝術家在同一個車站現場和角度,所設計的預錄橋段。這些影像與猶太屠殺歷史,幾乎無關。它們多半是一些看似與日常無過大差異的小事件。

螢幕中的場景,與參與者此刻正經歷的現場、觀看角度重疊時,參與者在兩相對照下,所產生的直接落差,會讓參與者與影像中的人物們,產生一個「共地不共時」的感受。

(小編:聽起來很像是哆啦A夢的一個道具。)

此件藝術作品有趣的地方是,它並不是去再現一個過去的歷史情境。畢竟,我們終究無法再現歷史。藝術家所創造的「共地不共時」經驗,讓人與一個事件的發生「視角」,全然重疊,藝術家在讓參與者心有所感的同時,活用檔案,卻不致淪為說教。

  • Q4:在老師刊登於漫遊的兩篇文章都有提到藝術創作將空間、物與人相互聯繫起來,而在疫情底下,您認為藝術能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公共性被縮減的當下,藝術還能夠串聯空間、物與人的關係嗎?

過去一年半以來,我們能看到各國文化單位鼓勵美術館以虛擬的方式,讓觀眾接近展覽,它的正面意義在於,這降低了觀眾進到藝術世界的實體門檻。雖然說,實體的存在,對我而言,還是很重要,尤其是我們今天所大量使用的智慧型手機、遠距傳輸,讓我們的身體「消失」。物質被非物質所取代。在這些環境背景之下,如何找回身體,是一個關鍵。

然而,我這麼說,並不是認為「實體」與「虛擬」,只應存在一種。而是,兩者可以各自提供一個讓人接近一件事情的不同方式,它們提供不同的經驗。

(小編:關於「兩者可以各自提供一個讓人接近一件事情的不同的方式」,能請老師提供一個藝術品的例子說明嗎?)

疫情之下,或許給了我們一個機會,重新認真看待網路藝術。1990年代,一位網路藝術家Olia Lialina(1971-),她的網路藝術經典作品《我的男友從戰場回來》(My boyfriend came back from the war,1996),讓觀者透過虛擬的網頁空間操作,體驗超文本(Hypertext


猜你喜歡


如何喚起全民「數位韌性」意識?《全球串連早安新聞》專訪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從國家、企業、民眾三大構面提供建議方案

如何喚起全民「數位韌性」意識?《全球串連早安新聞》專訪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從國家、企業、民眾三大構面提供建議方案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全球局勢迅速改變,數位韌性越顯重要,從個人、企業乃至於國家,如何保持數位主動性防禦,即時修復受損,甚至從被攻擊中成長?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執行長黃勝雄,與我們分享他的觀點。

收聽完整訪談

美中科技戰吹響關稅壁壘號角,接著新冠變種病毒造成塞港、斷鏈,再到俄烏戰爭加劇能源、通膨問題,以及近期部分地區緊張的政治關係。各種大環境衍生的灰犀牛(gray rhino)風險,凸顯國家政策乃至於企業對策在數位科技扮演要角,如果能加強「數位韌性」(Digital Resilience)累積籌碼,將更有餘裕面對未來各種政經事件的衝擊。

不過究竟數位韌性的概念是什麼?甫成立的數位發展部部長唐鳳指出,「韌性指的是在任何時候遭受到不利的影響,透過完善機制的即時應變並快速恢復;甚至從被攻擊的經驗中學習、強化自身體質」。另外,我們採訪到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執行長黃勝雄,他用更好懂的概念譬喻,電腦備份以前靠人力執行,可能有資料遺失或備份不完全風險;但現在透過自動備援或容錯機制,等於強化電腦的韌性之後,一旦當機就會自動把資料存放到別的系統,讓業務保持可持續性及順暢性。

台灣數位基礎建設程度名列前茅,但是連帶的資安攻擊也不少

了解數位韌性的內涵之後,我們接著要問,在強化韌性的反應能力之前,台灣的數位化基礎建設究竟是否到位?

根據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公布的2022年台灣網路報告,顯示台灣網路使用率與相關應用服務逐年成長;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公布的2021年世界數位競爭力評比,台灣名列第八名,領先東亞其他鄰國如中國、日本、南韓。至於企業方面,星展集團公布的企業數位化準備程度調查,台灣有高達95%的中大企業已制訂數位轉型策略,位居領先群。

shutterstock_680075014
Photo Credit: Shutter Stock

也因為隨基礎建設聯網程度越高、數位化越普及,電腦系統遭受駭客攻擊或網路病毒感染的機率也越高。黃勝雄以台灣為例,台灣資訊系統平均一年收到的攻擊通報,累計高達150萬筆,舉凡像是前陣子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台,超商門市電視螢幕出現不雅字眼,以及外交部、國防部網站遭入侵,就是資訊系統被攻擊的明顯作為。

台灣在數位韌性做了哪些努力?主動式防禦讓敵方承受昂貴代價

既然台灣經常遭受外來駭客攻擊,多年來對資訊安全議題越來越重視,不過在提倡數位韌性的時候,比起資安防禦又延伸出哪些新的思考面向?黃勝雄指出,「如果考慮到國家的數位韌性,最重要關注兩種狀態,一個是極端的被攻擊情境、第二是面對戰爭的緊急狀况。」

JOHN7930
Photo Credit: The News Lens Brand Studio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黃勝雄執行長

第一項極端被攻擊狀態,黃勝雄把網路流量耐受力,比喻為河道疏浚工程。假設一個工程能承受50年河川淹水情況,假設某一年突然河水大暴漲,能否有別條河道能疏浚;同理,資訊系統在平常也要針對極端的被攻擊狀况,列出多個腳本進行演練,在日後遇到突發攻擊,才能有配套措施加以應對。

第二種則是當發生戰爭時,台灣能否持續保持數位基礎建設的韌性。例如當我國網路基站遭受攻擊時,是否能夠即時運用海底纜線或低軌衛星,來保持對外通訊的暢通。因此在尚未開戰之前,台灣更該盤點戰爭情况超前部署,黃勝雄提出一個概念「主動式防禦」,也就是當敵方在尚未攻擊前,我們可以預先做足完整的準備方案;當敵人開始攻擊時,我們的數位建設就能發揮韌性實力,迫使對方在啟動攻擊之後,也要付出相對昂貴的代價,使潛在的攻擊者降低攻擊的意願。

從國家、企業、到個人層次,分別如何強勁「數韌力」?

如果平時就要培養數位韌性思維,甚至展開具體防禦行動,從國家政策、企業策略、乃至於個人行為,可以怎麼培養數位韌性力?黃勝雄針對這三大構面,分別論述當前台灣在數位韌性主題有哪些實際作為。

國家政策方面,近期數位發展部的成立,就是把資安核心業務加以整合起來,進行跨部會橫向溝通,有助垂直施展資安政策,協助各部會在依循資通安全管理法的架構之下,更能全面落實資通安全政策。另一方面,針對國際資訊戰接二連三的攻擊,我國政府除了對國內民衆宣導,黃勝雄也建議可以向外多對國際社群進行宣導,展示台灣資安政策的積極作為,號召更多民主陣營的夥伴,一起對抗無所不在的資訊烏賊戰。

至於從企業的角度來看,台灣超過九成以上是中小企業,除了運用有限資源打造基礎防線來抵擋網路攻擊,黃勝雄特別提到,台灣網路資訊中心負責維運的「台灣電腦網路危機處理暨協調中心」可以給民間企業提供免費、最新的網路樣態這類資訊,或是協助引薦公私部門的資源給一般企業,協助企業主更快瞭解當前的攻擊手法,進而在事前、事中、事後做好資安防護。

shutterstock_1823071271
Photo Credit: Shutter Stock

最後構面是民眾的個人層次,如何在日常生活培養數位素養,提升資訊解讀的能力?黃勝雄點出一個有趣現象,他說,「我們對資訊的過濾機制,不是來自資訊本身,而是來自傳送資訊的人,也就是你對他/她的信賴程度。」換言之,要對親友在群組傳送的訊息應保有更高警覺性,培養媒體識讀能力,或是從生活小細節,確保3C科技產品帳密不會輕易被盜用,自然讓想要癱瘓系統的攻擊者,同樣要付出較高的代價而不能得逞。

數位韌性的建構,與數位轉型一樣,它是階段性持續優化的過程而非結果,因此不會有停止的一天。黃勝雄最後強調,目前台灣在資訊技術及法律規範會持續擬定更完善的整合方案,並鼓勵中小企業、一般大眾對資安議題,在有限的範圍內,經常瞭解外面的世界發生哪些事情,不僅能免於成為資訊戰的受害者,同時持續充沛自我數位素養,每個人都可以為數位韌性工程做出貢獻。

國科會科技辦公室 廣告


猜你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