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爾弗格森《末日》:美國政府需要足夠的盟友,否則,二次冷戰可能就是一場贏不了的戰爭

尼爾弗格森《末日》:美國政府需要足夠的盟友,否則,二次冷戰可能就是一場贏不了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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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要理解眼前的災難,就得以歷來災難為師。從地質災難到地緣政治災難,從生物災難到科技災難,本書追溯各種末日浩劫的前因後果,既檢視人類社會應對災難的歷史,也分析政治領導者、官僚體系與社會網絡,如何影響災難的嚴重程度。

文: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

不結盟運動復甦

說真的,在COVID-19疫情的大流行下,不只是美國,甚至包括中國與歐盟在內,世界舞臺上所有重要角色的弱點全都已經暴露無遺。但這也不算令人驚奇,畢竟就跟前面章節所提過的一樣,瘟疫對於大帝國多半只有壞事,如果帝國的邊境弛怠就更是如此,奧里略和查士丁尼治下的羅馬帝國可為見證。城邦和小型民族國家就比較容易限制疾病擴散。因為當新的病原體四處流竄,帝國的規模會抵銷防疫的效益。不過像台灣、南韓、新加坡、紐西蘭和(一開始的)以色列這些能夠有效應付疫情的小國家,卻永遠只能算是現代的城邦,它們天生就缺乏成為強權的條件。

所以問題依舊:碰到真正的危機時,哪一種大帝國才能得益於「小才是美」這項道理呢?在防堵瘟疫這一面向上,相較於美國效能漸減的民主制度,中國日益綿密的國家監控似乎真的比較優秀。但另一方面,只要看看香港的命運,就會明白跟中華人民監視帝國靠攏的後果,打消任何不切實際的遐想。此外,比起美國這種本就需要權力分散的聯邦體制,中國這種一黨專政國家在面對全球疫情所引起的離心力時,至少在理論上應該會遭受更深層的威脅。

就像季辛吉的觀察一樣:「沒有任何國家可以完全靠一己之力克服病毒……,這場疫情造成了一種時空錯置,在經濟繁榮仰賴全球貿易和人口移動的時代,城牆又重新蓋了起來。」畢竟無論台灣還是南韓,都不可能一邊隔絕世界一邊維持繁榮。「要解決當前的迫切需求,」季辛吉寫下,「終究必須靠全球性的合作眼光與計畫……,按照馬歇爾計畫和曼哈頓計畫的發展經驗,美國應當有更大的作為,才能維護自由世界秩序的原則。」

不過很多人都覺得這是在做夢,因為在多數國際關係學者眼中,川普政府的名譽早在COVID-19疫情之前就已經掉到谷底。這位總統像大鐵球一樣,一股腦地把維持全球局勢安定所需的每一寸體制,從廣為人知的世界貿易組織,到最近的世界衛生組織都給砸了一遍,《伊朗核問題協議》和《巴黎氣候協定》更是被轟個粉碎。儘管就川普政府進行與中國「戰略競爭」的核心戰略而言,這些機構和協定能有多大用處,也可以合理地打個問號。

如果先不管神話中的自由國際秩序跟總統發的推文能有什麼關係,而是單就戰略目標來評論川普政府的作為,那我們就會看到大不相同的局勢。在與中國的戰略競爭上,川普政府已經(或有機會)在四個領域達成一定的成果。

第一個領域是金融。多年來,中國從未認真考慮開放人民幣自由兌換。由於中國有錢人對海外資產的需求備受壓抑,這件事本來就不大可能。最近,北京正大量放貸給開發中國家,試圖提升自己的金融影響力,其中有不少(但不是全部)都是藉由一帶一路倡議來進行。COVID-19疫情所引發的危機,讓美國有機會重申自己在全球金融上的領導地位。針對二○二○年三月的全球流動性大危機,聯準會和許多外國及跨國金融管理當局簽訂了貨幣互換協定(swap lines)和附買回協定(repo facility),提供他國央行取得美金的管道。

美國原本就和歐盟、英國、加拿大、日本與瑞士簽有貨幣互換協定,此時又多納入了巴西、墨西哥、南韓等九個國家。在危機的高峰期間,未清償的交換額度曾高達四千四百九十億美金。另外,新的附買回協定也讓一百七十間外國中央銀行能獲取短期的美金金流。在危機期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雖然同屬多邊機構,但川普政府顯然無意打壓)也要應付上百個國家的援助請求。他們取消了阿富汗、海地、盧安達、葉門等二十五個低收入國家的六個月償還期限,二十大工業國也同意凍結七十六個貧窮國家的雙邊債務。

隨著眾多國際債權人紛紛準備,好面對來自阿根廷、厄瓜多、黎巴嫩、盧安達和尚比亞等國家的一連串債務違約、重組或重新安排,美國的地位也變得比中國更加鞏固。二○一三年以來,中國金融機構宣布出借給各種一帶一路計畫的總金額共有四千六百一十億美金,這讓中國成為新興市場最大的單一債權人。這些毫不透明、沒有公開合約條款的借貸也曾引起某些西方學者質疑,當中最活躍的就是目前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卡門.萊因哈特(Carmen Reinhart)。

為美金在國際支付體系中的地位哭喪是一回事,想方設法宰了它又是另一回事了。就像亨利.鮑爾森等人所指出的一樣,一九四○年代的美金早已準備好取代英鎊成為國際準備貨幣,但二○二○年的人民幣連自由兌換都還嫌太早。中國和歐盟的央行數位貨幣實驗,對美金霸權無法構成明顯的威脅。就像某位智者的觀察一樣,承載臉書鴻圖的數位貨幣天秤幣(Libra)「想取代美金,就跟世界語(Esperanto)要取代英語一樣難」。二○二○年年中,我們頂多只能說美國採納這種金融新科技的腳步,還追不上亞洲、歐洲甚或拉丁美洲。但光從東京和首爾就有這麼多人深深懷疑北京的金融野心,就很難想像「東亞數位貨幣」這個計畫,可以得到人民幣、日圓、韓圜和港幣的支撐力量,成為美金以外的主要貨幣。

第二個美國有望(雖然不大確定能否)重申霸權的領域,則是SARS二型病毒的疫苗開發競賽。根據米爾肯研究所(Milken Institute)的調查,本書寫作當下就有超過兩百項疫苗研究計畫正在進行,其中五種疫苗已經進入第三期的人體實驗。包括牛津 — 阿斯利康(Oxford/Vaccitech,即AZ疫苗)和莫德納(Moderna, mRNA-1273)在內,共有八支研究案獲得了川普政府「曲速行動」所提供的資金。雖然進入第三期的疫苗中有三種是中國疫苗,但這些都屬於不活化的全病毒疫苗,使用的醫學技術比莫德納要舊。

根據《自然》期刊在四月份發布的調查:「大部分確認進入研發的候選疫苗都位在北美,一共有三十六項(四十六%),相較之下中國與包含澳洲在內的亞洲其他地區,以及歐洲則是各有十四項(各占十八%)。」

中國競爭者當然有機會克服萬難做出疫苗。但別忘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疫苗安全和管理常常出問題,其中最近一次就發生在二○一九年一月的江蘇省,讓許多兒童接種到過期的小兒麻痺疫苗。更前一次則是在二○一八年七月,有二十五萬劑白喉、破傷風和百日咳疫苗被發現有瑕疵。十四年前,中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的前局長鄭筱萸還因為收受八間國內製藥公司的賄賂被判處死刑。目前看來,中國和俄國疫苗都是用一九五○年代的方式在研發和測試,隨附的風險也如出一轍。

第三個領域是二○二○年開打的「科技戰」。川普政府要求盟國不得使用華為5G硬體的壓力,已經開始生效,讓美國得以在此追過中國。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也就是梅克爾總理所屬的政黨)的諾伯特.洛特根(Norbert Röttgen)協助起草了一份法案,該法案將禁止任何「不可信賴」的公司參與「網際網絡的核心和周邊產業」。英國首相強生對華為的看法,也在共同創辦中國研究小組(China Research Group)的保守黨議員尼爾.歐布萊恩(Neil O’ Brien),以及另外三十八名倒戈的同黨後座議員努力之下變卦,搞得《中國日報》(China Daily)的編輯群暴跳如雷。

更重要的是美國商務部在五月十五日發布了一系列禁令,後來又在八月十七日改得更嚴格的規定,導致華為無法從任何地方取得內含美國技術或智慧財產權的先進半導體,其中也包括世界最先進的半導體製造商台積電所生產的晶片。對於華為所屬的海思半導體,這些新規定或許也是致命的打擊。

最後,美國在人工智慧與量子計算領域的領導地位目前看來氣勢也不錯,但川普總統決定限制發放H—1B簽證給程式工程師及其他專業勞工,將會威脅乃至於損害這份地位。有份二○二○年的研究顯示,雖然「中國是頂級人工智慧研究者的主要來源……,但這些研究者多數都會離開中國,到美國讀書、工作、生活」。

牛津大學一份有關科技戰的調查總結道:「二○○三年以來最常被引證的一百項專利中,沒有一項來自中國……,一個會審查網路又用社會信用制度鼓勵溫順從眾的監視國家,實在不容易培養創意。」北京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院長閻學通認為,二次冷戰只會有科技競爭,而不會有一次冷戰那種危險又昂貴的邊緣政策和代理人戰爭。如果他所言不假,那美國一定勝券在握。

川普政府實在很難稱得上是「自由世界秩序原則的守護者」,他們也從沒把這當成人生意義。不過平心而論,這個政府在完成他們設定的目標,也就是和中國的戰略競爭這方面,著實採取了一些很有效的步數。只是這套戰略也有一個潛在缺陷。美國在第一次冷戰時採取了那麼多圍堵策略,最大的成就其實是在限制和逆轉蘇聯擴張的同時,並沒有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在這方面,川普的戰略競爭是否沒那麼成功?有可能。

首先,俄國政府已經磨亮了資訊和網絡戰爭的劍陣,如今中國也學會了這門足以撕裂美國政治和經濟體系的功夫。

接著,如果南中國海或台灣海峽發生傳統戰爭,美國可能會陷於劣勢,因為面對中國的各種新武器(比如世界上第一款可以投入實戰的反艦彈道飛彈,俗稱「航艦殺手」的東風二十一D型),美國搭載F—35戰鬥機的航艦戰鬥群就會非常脆弱。美國遭遇海軍潰敗和外交屈辱,恐怕沒有那麼難以想像。一旦這些災難發生,無論傷亡多寡其嚴重性都遠非COVID-19所能比擬。

川普的戰略競爭沒有那麼成功的第三個原因,就是美國的外交辭令缺乏具體有力的行動支持。二○二○年夏天,中國強行對香港實施了新版國家安全法,摧毀掉這片土地的自治權,更無疑違背了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裡,保障香港在二○四七年以前享有「一國兩制」的條文。單單是把中國的各種機關單位列到美國商務部的貿易黑名單上,完全無法遏止北京此等倒施逆行。靠參議員義憤填膺地威脅要加大經濟制裁範圍也不夠。

國務卿彭佩奧還在二○二○年豁出去對台灣展現友好,在一月公開向蔡英文總統道賀連任。就連理察.哈斯這種簡直可以幫東岸建制派戰略代言的老共和黨人,都主張要結束「戰略模糊」的態度,承諾保護台灣。他在二○二○年九月表示:「想釀成大災難的話,就等中國對台灣下手再來決定要不要介入吧。」 只是如果北京決定對台灣發動兩棲突擊作戰,美國的反擊又能有多強悍呢?中國社群媒體上的民族主義寫手就公開鼓吹武力犯台,來解決華為拿不到台積電晶片的問題。有一篇討論這個主題的長文就高喊:「兩岸統一,把台積電拿過來!」

一統台灣始終是習近平的春秋大夢,也只有這樣他才能理所當然地萬世千秋。此時此刻他或許正在忖度,趁著美國剛從外出限制政策的衰退中復甦,以及國內衝突在大選造成的嚴重分歧下又不見和緩,二○二○年底或許就是最適合強行統一的時機?儘管五角大廈一直很懷疑中共有沒有本事順利入侵台灣,但人民解放軍的兩棲作戰能力正在快速增強。

哈佛大學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就提出了充分的理由,警告政府「扼殺華為」的企圖,可能導致和一九三九年對日制裁相似的後果。該次制裁在一九四一升級為石油禁運,再加上其他的經濟壓力,終於導致日本帝國政府決定偷襲珍珠港放手一搏。萬一是美國突然失去台積電的貨源,劇本就要反過來了。台積電在亞利桑那州的新基地需要好幾年才能完工,而且產量仍舊無法取代台灣的大型廠房。

雖然我們都記得冷戰曾有過趨緩的低盪時期,但也不能忽視衝突加劇的可能。生活在一九五○年代末至一九八○年代初的人,總是擔心著邊緣政策會引發末日大戰,在恐懼之中載浮載沉。就像波頓書中所透露的一樣,川普總統有時傾向於採用非常粗糙的緩和政策,且他的政府中也有一些要員認同這個方向。

二○一九年底,美中雙方簽訂了第一階段的貿易協定,時至二○二○年中仍不時會傳出一些相關喜訊。然而大量的證據指出,北京並未履行進口美國產品的承諾。不過國務卿彭佩奧的發言倒是愈來愈兇狠。二○二○年六月十七日,他和中共外事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在夏威夷會面時,毫不妥協地嚴厲措詞確實引人注目(如中國官方公報所載)。時隔不過兩天,他就前往哥本哈根的民主高峰會(Copenhagen Democracy Summit)發表演說,呼籲歐洲人關注中國威脅,所以這或許正是他想要的效果。

(中略)

相比之下,要在二○二○年的美國政府和中國政府之間選一個,在許多歐洲人看來就像是選擇要下油鍋還是上炭火;就算沒那麼嚴重,大概也是被丟進鍋子還是水壺裡煮的差別。前面的科爾伯民調也指出,「德國大眾傾向在華盛頓和北京之間保持平衡。」新加坡政府甚至把話說白:「我們企盼不會被迫在美中之間做出選擇。」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外交政策》撰文寫道:「在亞洲國家眼裡,美國只是在此地區有著重大利益的常駐勢力。另一方面,中國卻是擺在家門口的現實。我們不希望被迫在兩者之間做出選擇。不管是華盛頓試圖制止中國崛起,還是北京想在亞洲建立專屬的地盤,只要有一方想強迫亞洲國家二選一,雙方就會持續較勁數十年,危及備受期待的亞洲世紀……。這兩個超級強權之間的較量,很難像冷戰一樣,以其中一方的和平垮臺告終。」

李顯龍最起碼說對了一件事:兩次大戰都以英國方擊敗德國方落幕,不代表二次冷戰也會像一次冷戰,以美國方的勝利為終點。冷戰常被人看作是兩極體系的對立,但實際上冷戰一直是兩個超級強權集團,以及中間的不結盟網絡所組成的三體問題。說實話,戰爭一般來說很少會如克勞塞維茲所說,只是場對立雙方要征服彼此的競爭,真正的戰爭通常都是三體問題:贏得第三方支持的重要性並不下於擊敗敵軍。

現任和未來幾任美國總統要面對的最大問題,就是有很多過去的盟邦正認真思考還要不要在二次冷戰中選邊站。美國政府需要足夠的盟友,更不用說中立國的支持。如果沒有,屆時二次冷戰可能就是一場贏不了的戰爭。

相關書摘 ►尼爾弗格森《末日》台灣版序:也許台灣之於美利堅,更像蘇伊士運河之於1956年的大英帝國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末日:致命瘟疫、核災、戰爭與經濟崩盤,災難對人類社會的啟示》,廣場出版

作者: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
譯者:盧靜、廖珮杏、劉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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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爾.弗格森展現跨學科書寫的天賦,結合經濟學、歷史學、管理學、反烏托邦文學、網絡與傳播理論,細數人類歷史上曾經面對過的末日威脅,並從前人的成敗經驗找出應對之道。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在下一場災難來臨前,打造更堅韌的抗災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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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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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場)末日【立體書封300dpi】
Photo Credit: 廣場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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