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試圖在六中全會推出「第三個歷史決議」，讓他成為另一個毛澤東

對於中共領導人來說，意識形態與歷史的詮釋權，向來是遂行政治鬥爭、推動重大政經作為或是追求黨內歷史定位的前提。毛澤東與鄧小平都曾在劇烈的政治鬥爭後提出「歷史的總結」，同時宣布自己時代的來臨，習近平現在也在做同樣的事情。

由於習近平期待在明年中共二十大攀上權力巔峰，論述政治工程近年一直在進行，從十九大的政治報告的新時代、中國夢與兩個一百，去年五中全會的「2035年榮景」、「確保2027年實現建軍百年奮鬥目標」，一直到前陣子中共百年黨慶所高舉的歷史使命，最終目的其實已經昭然若揭，日前傳出習將在六中全會提出新的歷史《決議》可視為最後一塊拼圖。

毛澤東與鄧小平的「歷史決議」，背後各是為了什麼？

具體來說，「歷史決議」是中共內部取得歷史與意識形態詮釋權的重要象徵。這種「後設敘事」的文本，往往出現於重大的歷史轉折時刻；除了清理政治鬥爭的戰場外，同時也預告新的政經發展階段的到來。

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做了中共歷史上第一份歷史決議，即《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其後，鄧小平在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中共第二份重要歷史決議。雖然兩個決議的時空背景與政經條件有所不同，但背後的政治邏輯與權力套路倒是十分相似。

毛主導的決議，是與先前國際派的左傾盲動冒險主義進行清算與戰場清理，在經歷長征、遵義會議與延安整風後，毛澤東已徹底從王明、博古等人手上奪回黨政軍的主導權，為了替自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新民主主義」鋪陳、揭開國共二次內戰的序幕，毛用這個決議向世人宣布中共的歷史走向了新的階段，昨日種種譬如昨日死。

鄧主導的決議，則是透過給予毛澤東「建國有功、文革有罪」所謂「七三開」的歷史定位，對文化大革命的批判，除了試圖掃除了個人崇拜與大權壟斷的問題，這就意味把只會高舉毛澤東「兩個凡是」的接班人華國鋒，直接打成教條或「本本主義」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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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言之，這種「扛著紅旗砍紅旗」的操作一如當年的毛澤東，因為毛指責黨內國際派沒有從中國實情出發，實事求是對待革命情勢，這是對馬列主義的一種曲解與庸俗化。

更關鍵的是，鄧小平的決議，本質上也替自己過去被冠上的「走資派」的帽子平反，因為尊重私有財產以及市場機制也是昔日中共高舉的路線，不論是建國之初的新民主主義、八大時提出的「中國當下的主要矛盾是日益增長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生產力之間的問題」、為了挽救大躍進所提出的「三自一包」都擁有同樣的認識，把毛澤東神格化，不僅有利於鞏固自己的話語權，也可讓改革開放暢行無阻。

抹去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讓自己的作為更加合理化

值得關注的是，習近平近年來在外交內政上的作為，似乎是挑戰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外交上不再循著韜光養晦或睦鄰外交的態度去面對美國與周邊國家；不再以戰略機遇期的視野看待中國昔日在後冷戰時期的政經紅利，取而代之，則是打造新的紅色供應鏈；對台政策直接揚棄「寄希望台灣人民」方針，取而代之的則是更有侵略性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在個人權力安排上，拋開了集體領導與隔代接班的潛規則，積極在國家主席與總書記任期中大作文章；最後索性以「共同富裕」或「國進民退」為名，整肅中國的市場經濟與私有財產。這種作法，猶如1953年毛澤東發動「社會主義改造」一般，透過大規模的工商業國有化與農業集體化的方式，直接撕毀所謂「新民主主義」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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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野心還不只如此，為了讓自己享有和毛澤東同樣的歷史高度與政治地位，新版本的歷史決議中，中共更打算重新定位昔日的「歷史錯誤」，包含三反五反、反右鬥爭、大躍進與文革的性質與政治意義。道理不難理解，習近平如果平反了這些黨史爭議，也意味直接抹去或稀釋了鄧小平路線的政治意義，讓習的時代直接銜接到毛時期，也讓自己當下的作為顯得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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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