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家書》導讀:從康熙皇帝的儲君教育手冊,看岡田英弘的「新清史」觀

《皇帝的家書》導讀:從康熙皇帝的儲君教育手冊,看岡田英弘的「新清史」觀
康熙帝戎裝像。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皇帝的家書》是日本歷史學者岡田英弘的代表作。岡田英弘深入研究台灣故宮收藏的康熙親筆滿文書信,重建滿洲帝國西征蒙古的具體過程,並進一步還原康熙個人的真實性格與家庭情感,不論是在宏觀的歷史視野,或是微觀的史料分析上,都有著獨到的見解與豐富的成果。

文:陳國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導讀】

《皇帝的家書》最早在一九七九年由日本中央公論社出版,列為「中公新書」第五五九種,原書名是《康熙皇帝的書信》(中譯),很快就售罄了。二○一三年維持原書名,但做了大量的增補,收到藤原出版社的「清朝史叢書」系列,作為首冊。二○一六年二版初刷,換了一個新的書名――《大清帝國隆盛期的實像:自第四代康熙皇帝的書信所見,一六六一—一七二二年》(中譯)。作者有交待更換書名的原因是為了方便做版本的區隔。

這本書的根本目的是在將一批滿文通信檔案,透過翻譯、研究與敘述,介紹以下精彩的故事:康熙三十五年、三十六年,皇帝帶領大軍出塞征伐噶爾丹(一六四四至一六九七年)。皇帝不在時,與留守北京的皇太子胤礽之間保持緊密的通信。史料原文以滿文書寫,多年來都收藏在台北士林外雙溪國立故宮博物院。作者岡田英弘以鋪陳康熙皇帝(一六六一至一七二二年間在位)率兵出征的歷程為脈絡,隨時帶入父子兩人紙上互動的譯介與說明。不過,胤礽的來信(奏摺)只作要點敘述,但是皇帝的書信(在胤礽摺尾的硃批或者單獨發送的上諭)則大多由岡田譯成日文收入原著,現在則以中文和讀者見面。二○一三和二○一六的版本則增加出處與若干參考或補充的資料,讓書的內容更加豐富。

胤礽出生後的第二年(一六七五年)即被立為太子。經過三十多個年頭,在康熙四十七年至五十一年(一七○八至一七一二年)間,兩度廢立,導致諸皇子覬覦大位,暗地較勁,最後由雍親王取得大位的波譎雲詭。

康熙皇帝自己以虛歲八歲的孩童登上皇帝寶座,事先沒有得到該有的培養與教育。靠著他個人的自我期許與堅毅不拔的決心,自我鞭策、邊做邊學,想來感慨良多。因此他在自己也不過是二十二歲的年紀就立了太子,一路呵護、細心教養。他讓皇太子留守京師,處理一般日常事務,當然是不可或缺的訓練,而藉由書信往來,也可以掌握太子的心性與能力。但是康熙皇帝也沒有忘記親情。就是因為在台灣收藏的這批父子通信的檔案中,岡田看到中國歷史中少見的帝王情感,更何況其背景又是撼動東北亞歷史的重大事件,於是才催生了這本書。

「新清史」的先行者

這些年來,以漢族之外的中國少數民族及周邊民族作為焦點的清史研究,被一些人用「新清史」作標籤,廣泛地論辯。其實,要瞭解清朝,特別是清朝的盛世,如果只從漢人的角度去看,或者只從所謂的「滿漢之爭」的角度去看,顯然不免會遠離真相。在追求歷史真實的期望下,本來就應該擴大視角做觀察與分析。因此上個世紀末從美國開始的「新清史」風潮,可以說是學術發展的必然。

這樣的一個不可迴避的研究方向,岡田英弘老早就在實行了。一九七九年,在他為本書最初的版本所寫的序文中,他就這樣說過:「要理解十七世紀的東亞史,不只是中國的史料,還必須要利用以滿洲、蒙古、西藏等語言所書寫而成的史料,做出綜合性的判斷。」

出生於一九三一年的岡田英弘,早在一九五七年,就以二十六歲的年輕學者的身分,獲得重要的「日本學士院賞」。還有,早在國立故宮博物院正式向公眾開放其珍藏的清宮檔案之前,他就已經數次造訪台灣,查閱史料。如他所記,他在一九七四年初度與這批康熙父子通信的文獻邂逅。為了尊重典藏者,他一直等到故宮將該批史料出版之後才讓本書問世。那是一九七九年。前一年,他和妻子宮脇淳子前來台北參加在圓山大飯店舉辦的「國際清史檔案研討會」。會議由陳捷先老師主持,我幫忙帶著同學做會場的服務工作。

會有這個會議,是因為國立故宮博物院前此幾年,在美國魯斯基金會(Henry Luce Foundation)的贊助下,陸續將館藏的清代奏摺影印複製出版。這一年,該基金會再提供一筆經費,促成會議,將成果與利用的概況向世界公開。在那次會議中,岡田英弘發表的論文題目是〈康熙皇帝眼中的外蒙古〉;宮脇淳子的題目是〈清初之蒙古研究〉。

讀者在眼前這個譯本的「後記」(頁四三五)中可以看到岡田回憶參加這次會議的一個小插曲。他說小他二十一歲的妻子當時還只是大阪大學碩士班二年級的學生,因為她的老師的推薦而獲邀與會,應該是旁聽的身分,卻「因為主辦單位的失誤,讓她成為報告人」。其實,主辦單位不是失誤。陳捷先老師認為岡田先生的學養與業績都佔有很高的地位,因此將當年也恰好二十六歲的宮脇淳子改列為論文發表人。陳老師是一番好意,而宮脇女士的表現也很好,我們很快就接到記者想要訪問她的請求電話。

征伐噶爾丹

業師史景遷在一九六七年時發表了一篇綜論康熙皇帝一生的小文章〈康熙帝的七個年代〉,替康熙皇帝的人生做了一個概要性的素描。所謂「七個年代」(seven ages)或許也可以說是「七段人生」,典出莎士比亞創作的喜劇《皆大歡喜》(As You Like It)。當中第四段的人生為「軍人」時期。康熙三十五年兩度、三十六年第三度御駕親征準噶爾領袖噶爾丹,皇帝當時年紀為四十三、四歲,出長城、渡黃河、奔馳戈壁大沙漠,指揮調度十萬大軍,終於獲得蒙古與西藏各部族的服從,並且迎來噶爾丹亡故的訊息。至於雙方的恩怨情仇,說來話長,不過書中都有交待,此不多言。

康熙皇帝意圖誅滅噶爾丹的決心極度堅定。例如在下面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十六日向皇太后請安的摺子中,他就提到:「去年出塞,自仲春至仲夏之中,自秋杪之月至冬之末,今復春將盡矣。遠在原野,不克侍左右而問安者,亦只為此一噶爾丹耳。」

此外,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初五日,諭皇太子時也說:「朕到寧夏已將近十日,每日議籌兵馬錢糧,毫無閒暇。途中晨披霧露,日冒塵砂,嘴懶得說話,手為繮鞭磨起趼。來此數千里外,亦為此一餘孽噶爾丹也。」

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十五日(一六九七年六月三日)前夕,人在內蒙古包頭的康熙皇帝終於收到噶爾丹的死訊。根據大將軍費揚古(一六四五至一七○一年)的報告:噶爾丹是在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十三日(一六九七年四月四日)上午發病,當晚死亡,隨即火葬。至於是什麼病因,並不知情。這裡的兩個日期相差正好兩個月,一直以來都成為學者質疑的對象:如果噶爾丹真的是在三月十三日離世,而清軍要花兩個月的時間才能向皇帝報告,情報能力未免太差。雍正年間編輯的《聖祖仁皇帝實錄》則將噶爾丹的死期記到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十三日(癸巳,一六九七年五月三日),往後拉了一個月。

台灣重要的清史專家莊吉發先生就有高見。他說:康熙三十六年(一六九七年)四月初九日,撫遠大將軍費揚古以滿文奏報準噶爾部首領噶爾丹「在三月十三日早晨生病,晚上就死了,是什麼病不知道」。但與《聖祖仁皇帝實錄》一對照,遂發現噶爾丹的死亡日期從三月十三日被《聖祖實錄》改為閏三月十三日,同時也明載噶爾丹係因飲藥自盡而亡。他推測:《實錄》修改噶爾丹的死期並將死因由病死改為飲藥自盡,應該係編纂者配合康熙皇帝御駕親征的時間,暗示噶爾丹乃因懾於皇帝天威而自行了斷。

岡田英弘也質疑:他不明白皇帝是根據什麼理由,確信噶爾丹的死因為服毒自殺。岡田英弘認為噶爾丹二十八歲以前在西藏為僧,深受達賴喇嘛的重視,授予尹咱・呼圖克圖(Ensa Khutuktu)四世的名號。後來雖然還俗,始終也還具有高僧轉世的活佛身分。自殺也是一種殺生的行為。哪有一位活佛,會犯下這種破戒的行為呢?因此,岡田認為皇帝之所以堅持自殺的說法,應該是想要抹滅這位可恨之敵身上所有的活佛神聖性吧!岡田的主張也為宮脇淳子所採用。後者的《最後的遊牧帝國:準噶爾部的興亡》一書也同樣強調噶爾丹原被認可為活佛轉世,不可能自殺。與岡田英弘的說法如出一轍。

近年來出版的《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收錄更多康熙父子的諭奏往還。從這些檔案來看,其實康熙皇帝在獲得訊息之初就直接說噶爾丹係自盡而亡。例如在一件皇太子奏摺摺尾的硃批中,康熙留下文字指出他在詳詢噶爾丹陣營的特遣人物齊奇爾・寨桑後,直接指出:「可見噶爾丹之死,是服毒自殺沒錯。究竟是眾人下毒,還是自己服毒,就等車木布藏布來的時候,再從容地詢問答案即可。」

至於噶爾丹亡故的日期則恐怕還要再研究。我個人主張以閏三月十三日為是(費揚古的奏報漏寫了「閏」字)。為什麼呢?我們抄錄在前兩段康熙皇帝表達征討噶爾丹之決心的文字,產生的時間都在三月十三日與閏三月十三日之間,當時康熙都還沒有得到噶爾丹死訊的跡象。不過,史料也證實康熙要等到四月初九日以後才獲得報告,因此也無法排除三月十三日的可能性。所以,就讓歷史保留一個爭議的空間吧!

父子之間親情的差異

收錄在《宮中檔康熙朝奏摺》的康熙與皇太子胤礽通信的滿文奏摺與硃批及諭旨,最早被譯成滿文以外文字的就是岡田英弘的日文翻譯。對中文讀者來說,目前也可看到蒙古教授齊木德道爾吉的漢譯(他還將原件滿文作羅馬字母拼音轉寫)。但是,即使四十多年來有新的史料出土,《皇帝的家書》一書重點在揭露皇帝對待家人溫情的一面,確實還是發人所未發。

康熙皇帝人在長城外時,在諭旨(含硃批)中不時問候皇太后(順治的第二位皇后,不是康熙的親生母親)、諸妃與諸皇子。除了透過胤礽,他也經常用漢文寫信給總管太監顧問行,然後由顧問行以口頭面稟的方式向皇太后請安、轉述他遠征途中的景況。為此,在親征噶爾丹途次,康熙皇帝也提筆書寫漢文短信。這些漢文短信多數典藏在台北故宮博物院,也有幾張收在北京的第一歷史檔案館。確實,皇帝的硃筆經常流露出他對皇太后、皇太子、宮中女眷以及沒有跟在身邊的兒子們的關切,因此透過胤礽或者顧問行把他的活動,逐一轉告。

然而,皇太子只是公事公辦,他的報告中沒有多少的感情。皇帝不只一次提醒胤礽太少給他寫東西。其實胤礽的奏摺偶爾也寫得很長,但是就只為報告政務,少有表達親情的文字。他倒是不時進獻食物或者食材,著人送往征途。作兒子的寫信給皇帝爸爸,除了請安,總不能撒嬌吧!要一個負有國家責任的成年皇儲用文字來表達親情,看來並不容易。

一般人說父慈子孝。但是皇帝、皇太子都不是一般人。同時康熙望子成龍,責備求全,雖然努力施恩,但是還是不免是位嚴父。這樣,親密的父子關係畢竟很難落實。皇帝自己也知道。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年)皇帝出京而患病,皇太子及皇三子自京師前去駐蹕處請安。當時皇帝就指出過:他感受到皇太子對他的病情並不關心。

岡田英弘的歷史觀

岡田英弘(一九三一至二○一七年)在二十六歲時獲得日本學術院賞,當時他對整個東亞歷史的看法已然建立。往後數十年的歲月,他不斷將他的看法精緻化,並且加以闡揚。

岡田英弘的歷史觀在日本本國有怎樣的影響?很難三言兩語道盡。不過,在中文世界,他其實長期被忽視;乃至於有人在述說「新清史」如何如何時,也不見得帶到他的名字或想法。但是數十年來,他不就一再強調:清朝不是(不只是)中國!清朝的皇帝是中國(漢人的生活領域)的皇帝、滿洲八旗的盟主、蒙古的大汗,後來再加入了西藏(藏人稱大清皇帝為文殊師利菩薩)與準部、回部(合起來即是乾隆年間以後的新疆)的君長。

我們平常說的清朝皇帝,其實是多個民族的「共主」,而大清這個國家是在皇帝的「人身結合」(personal union)下所構成的帝國。皇帝以不同的身分對不同的民族扮演區隔開來的角色,五族之間雖然沒有絕對到不可逾越的界線,但是基本上是井水不犯河水,因此雖然共同參與帝國事務,但也維持各自的文化傳統與生活。這樣的一種狀態,其實也就是「新清史」的主張:在漢人文獻之外,必須關注其他與大清相關的語文資料與歷史事實!

當然,以大清皇帝為共主,在「人身結合」下共同組織成一個帝國、尊重各民族的傳統與文化的作法,只適合於盛世。當明君不再、外敵侵擾、國事蜩螗之時,為了鞏固領導中心、凝聚國家力量,卻由漢人主導(因為人口最多),從對抗太平天國、捻亂、回亂的十九世紀中期開始,逐步將五族摶揉成一個類似「民族國家」的國家。因此之故,辛亥革命雖然以「推翻滿清」為號召,但是建立中華民國的口號卻是「五族共和」!其發展的脈絡源起於道光、咸豐之後。在那之前,實況大不相同。要徹底瞭解清朝,尤其是清朝前兩百年的歷史,切勿受囿於後期的視角。

岡田英弘這樣的想法在他的許多作品中都可以讀到。例如一九九五年,他來台灣參加由自由時報主辦、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協辦的「馬關條約一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了〈台灣的歷史認同和清朝的本質〉一文。「台灣的歷史認同」權且不說,該文主要的內容其實就在講「清朝的本質」,闡釋他的歷史觀點。二、三十年過去了,依然擲地有聲!大意已如前述,有志者不妨也找來和本書一起閱讀,應當更能了然於心!

相關書摘 ►《皇帝的家書》:繼承蒙古帝國的大清帝國,是漢滿蒙回藏五大種族的「共主邦聯」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皇帝的家書:康熙的私人情感與滿洲帝國的治理實相》,八旗文化出版

作者:岡田英弘(おかだ ひでひろ)
譯者:廖怡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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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親情、軍事、政治、謀略
史上獨一無二的皇帝教養書

康熙皇帝與皇太子之間的往來書信,
不只有著傳統帝王難得一見的真實情感與教養心得,
信中涉及滿洲、蒙古、西藏之間的複雜關係,
更是探究滿洲帝國如何主導東亞歷史的關鍵所在!

  • 國立故宮博物院珍藏,康熙滿文書信直譯首度公開!
  • 「岡田史學」代表作,日本出版四十年來廣受好評!
  • 本書涉及敏感的滿蒙藏歷史,台灣中譯本為全球獨家!
  • 結合滿蒙藏多語言史料,呈現漢字文獻中缺乏的歷史面向!
  • 市面唯一從一手史料出發,還原康熙皇帝真實性格的權威之作!
  • 台灣重量級清史與滿文專家——莊吉發——權威推薦!
  •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員——陳國棟——專文導讀!

康熙的親筆家書,是充滿情感的儲君教育手冊!

西元十七世紀後期,邁入中年的康熙皇帝決定親征蒙古,平定瓦剌蒙古諸部的紛爭。在三次親征的近三年期間(康熙三十五至三十六年,西元一六九五至一六九七年),康熙雖然長途跋涉、軍務繁忙,仍不忘與遠在北京的家人保持聯繫。為此,他持續親筆以滿文寫信給北京的皇太子——二阿哥胤礽。這些信件證實康熙與太子之間的往來頻繁,屬於皇帝的私人家書,限制外臣閱讀,前後多達三十餘封以上。

在這些家書中,康熙除了關切太子的生活作息與工作狀況,更寫下戰爭過程與戰事之餘的日常生活見聞,其中包括了康熙平日狩獵的成果、在蒙古高原所見的人文風光、觀察平民生活而領悟的治國心得,以此作為教育太子的難得材料,是充滿情感的儲君教養手冊!

岡田英弘認為,康熙早年沒有得到皇族該有的培養與教育,而是憑藉其個人的自我期許與堅毅不拔的耐力,鞏固其皇帝之位。因此,康熙登基後,在二十二歲便立二皇子胤礽為皇太子,對其細心呵護、積極教養;即使出征在外,仍不忘透過書信教育皇太子,身為儲君所應該具備的帝王教養與關於滿洲帝國的治理準則。

因此,透過康熙的親筆家書,不僅能得窺傳統漢字史料中極為難得的帝王情感與私人生活,更可以從中認識巔峰期的滿洲帝國與蒙古、西藏之間的複雜關係,甚至還能見到西方——遠道而來的耶穌會士的影響。

康熙親征蒙古,體現了滿洲帝國作為「共主邦聯」的歷史實相!

十七世紀後期,滿洲帝國以「共主邦聯」的形式,統治著東亞大陸上不同的族群勢力,包括滿洲、蒙古、西藏與關內十八省的漢人居住地。康熙皇帝對滿洲人而言,是部族會議的議長;對蒙古人而言,是繼承成吉思汗的大汗;對西藏人而言,是佛教中地位最高的「施主」;對漢人而言,則是儒家傳統的皇帝。

因此,康熙作為各族群的共主,負有協調族群關係與維持帝國和平的責任。一六八八年,瓦剌蒙古諸部之間發生紛爭,最終導致準噶爾部入侵喀爾喀部,後者請求滿洲帝國援助。因此,康熙御駕親征,率領軍隊深入蒙古高原,懲罰準噶爾部及其領導者噶爾丹,此即康熙三次親征蒙古的開端。

本書是結合宏觀歷史視野與微觀史料分析的重量級作品!

《皇帝的家書》是日本歷史學者岡田英弘的代表作。岡田英弘深入研究台灣故宮收藏的康熙親筆滿文書信,重建滿洲帝國西征蒙古的具體過程,並進一步還原康熙個人的真實性格與家庭情感,不論是在宏觀的歷史視野,或是微觀的史料分析上,都有著獨到的見解與豐富的成果。

本書的日文版發行於一九七九年,一開始定位為歷史普及作品,四十年來廣受日本讀者好評;二○一三年改版,除了修訂內文,更增補及新譯相關清代文獻,包括滿、蒙、藏語等難得一見的紀錄,內容更加豐富多元。本書便是採用二○一三年增補後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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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王祖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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