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溢嘉《人生沒有最好,不錯就好》:大江健三郎因靈魂的不斷拷問,勇敢承擔起做為一個父親的責任

王溢嘉《人生沒有最好,不錯就好》:大江健三郎因靈魂的不斷拷問,勇敢承擔起做為一個父親的責任
圖為日本小說家大江健三郎。|Photo Credit: Hitoshi Yamada / NurPhoto / Corbis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大江健三郎後來說,自己的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時間用來閱讀,三分之一的時間用來寫作,還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則給了兒子。他說自己對待光的方式,就跟他對待小說一樣——每篇小說都要不厭其煩地修改多次。

文:王溢嘉

大江健三郎被拷問的靈魂

在人生的旅途,總是會有大大小小的災厄不意從天而降,讓人措手不及。特別是原本應該值得慶賀的喜事突然翻轉成莫大的災厄時,那對心理所產生的衝擊,還有接下來要如何應對,對每一個人都是莫大的考驗,也會是一個很有啟發性的故事。小說家大江健三郎就以他敏銳的心思、細膩的情感和動人的筆觸為我們說出他的故事:

大江健三郎出生在日本四國愛媛縣的偏僻山村,但喜歡閱讀,在考進東京大學法文系後即開始寫作,並成為受矚目的作家。從大學時代起,他的作品即已顯露對弱勢與苦難的特別關注,一再藉社會事件來呈現存在的荒謬與巨大的徒勞,反思什麼才是「靈魂的救贖」,而有存在主義小說家之稱。

大學畢業後不久,他和同學伊丹十三(後為日本知名導演)的妹妹伊丹由佳里結婚。原本懷著無比興奮和期待的心情,準備迎接第一個孩子的出生,想不到妻子生下來的竟然是一個嚴重殘障的嬰兒,後腦部有個肉瘤,就像長了另一個腦袋,屬於嚴重的發育畸形,看起來相當駭人。

醫師告訴他們夫妻,嬰兒必須進行手術治療,但是風險很高,即便手術僥倖成功,也會有智力障礙等後遺症,甚至還有可能成為植物人。在大江健三郎還來不及反應時,他妻子由佳里就堅強地下定決心絕不放棄,請醫師立刻為孩子進行手術。經過多次的腦外科手術,醫師雖然已盡可能地把腦瘤切除,但孩子還是留下了智能與語言發展障礙的問題。

就在這段期間,夫妻倆的內心一定是七上八下、飽受煎熬。大江健三郎曾在不同的文章裡描述他有過的想法和心情。他說在為孩子辦戶籍手續之前,對母親說他想將孩子命名為「烏鴉」(烏鴉在日本是吉祥之鳥,在中國卻被認為會帶來厄運,想以「烏鴉」為名顯然是有特別的意涵),他母親聽了大怒,轉頭就走。第二天,他向母親道歉,說他決定將孩子改命名為「光」。

這個為重度殘障的兒子命名上的轉折,也許反映大江健三郎複雜而矛盾的心情,但也是他從小說家西蒙妮.維伊所寫的世界創生寓言中所得到的靈感:有一隻烏鴉靠啄食落在地上的豆子維生,但是天地一片漆黑,無法看清楚。烏鴉心想:「這世界上如果有光,我覓食起來該有多方便呀!」說時遲那時快,世界在一瞬間便充滿了光亮。維伊因而說:「只要我們真的如此希望、期待和祈願,它們就會實現。」大江健三郎的「烏鴉」與「光」,應該是來自這個寓言給他的感觸,他希望、祈願自己和兒子能像烏鴉般從一片黑暗中看到光,上蒼能為他們帶來吉祥,讓他們獲得光明。

雖然如此期待,但看著稚嫩的兒子一再接受手術,想到兒子和他將來必須面對的苦難與命運,大江健三郎還是滿懷惆悵。當他們所住的廣島舉行反核大遊行時,他也去參加了,一群原爆犧牲者的家屬在會後到河邊追悼死者,為他們放水燈—將死者的名字寫在燈籠上,隨水漂流而去,祈禱他們的靈魂得以安息。大江健三郎心情混亂地悵望河水,竟在一個燈籠上寫下「大江光」,讓它隨水漂流而去,心裡暗暗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就這樣死去,彼此得到解脫。

事後,大江健三郎懷著罪惡感告訴母親這件事,他母親聽了大驚,說:「這不是一個父親應該做的,你得與光共生! 」他在愧疚之餘,想起小時候有一次患重感冒,擔心地問母親:「我會死嗎?」母親堅定地說:「不會!我不會放棄你,即使你死了,我也會再把你生出來。」他又問:「那不是成了另一個孩子了嗎?」母親回答:「還是你,我會把你知道的所有事情和讀過的所有書都教給那個孩子。」母親那堅決而單純的心意讓他感到愧疚與感動,也激勵他走出絕望,而決心要讓光活下去,和他一起共生。

在下定決心這樣做後,他寫了一部長篇小說《個人的體驗》,說它是「明顯植根於充滿苦澀的經驗之上的作品」,小說的主角雖是一個外號叫「鳥」的男人,但說的其實是他自己。「鳥」因為愛人生下一個有腦部疾患的新生兒,而陷入驚惶、恐懼、痛苦、掙扎之中,他想要逃避責任、擺脫噩夢,甚至謀劃要將嬰兒置於死地的方法,但罪惡感卻又如影隨形般,讓他彷如跌入精神的煉獄中,飽受靈魂的拷問。

但到最後一章,卻忽然產生轉折,「鳥」終於想要「結束一直倉皇奔逃的男人的生活」,而決定把嬰兒送到醫院去接受手術。還好,嬰兒的病情沒有預想中嚴重,將來智商可能很低,但最少能夠開始像一般人般的生活。「鳥」也重新承擔、忍耐命運給他的生活考驗,而失去了「鳥」這個充滿孩子氣的外號。

《個人的體驗》出版後頗受好評,但有些評論者認為對「鳥」最後的心理轉折描寫得過於簡單而突兀,大江健三郎卻認為現實人生(或者存在主義小說)經常就是這樣;他還為此而寫了另外一個私人版的不同結局:深夜,當「鳥」搭計程車來到墮胎醫師的門口後,他體內奔湧著喜悅的熱血,像個正義的劍客去敲擊醫院的大門。來開門的醫師一臉不悅,「鳥」聲音如歌說:「請把孩子還給我吧!因為我想應該帶他去做手術,爭取讓他存活下來。」但醫師卻冷淡地回答:「孩子?這事情已經結束了,正在送往火葬場的路上。您知道,在這個現實的世界裡,很多事情是沒有可能重新來過的。」

這樣的結局比原來公開的版本更具有張力,更「合理」也更具有啟發性,也許還能獲得更多的「肯定」;但卻不是大江健三郎所想要和所體認的人生。他像小說裡的「鳥」,在幾經掙扎後,突然勇敢而欣喜地承擔起做為一個父親應有的責任。要照顧這樣的一個孩子,需要比一般父母付出更多的心血,但大江健三郎已無怨無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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