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工」還是「休息」：與旅德藝術工作者瑪塔・薩拉短談「休息的工作」

文：張健文（德國柏林自由大學視覺人類學博士生、《澳門論壇日報》駐柏林文化評論員）

疫情期間，柏林人（包括不同國籍的柏林居民）一面嚴守抗疫措施，但同時也非常關注人身自由，同歐洲其他大城市份相比，柏林未有強制市民個人出入家居的自由。在發達國家及地區討論後疫情社會發展方向的趨勢中，柏林不論在政治、民生，乃至藝術方向也有廣泛的討論。當中包括柏林市政府補助的公開藝術活動「『休息在格爾』：公共空間的藝術關係系統」（Arbeitspause im Görli: Künstlerische Beziehungssysteme im Öffentlichen Raum），由波蘭藝術家瑪塔・薩拉（Marta Sala，簡介見拙文末段）、德國藝術家約翰娜・希哈特（Johanna Reichhart）、西班牙藝術家馬科斯・加西亞・佩雷斯（Marcos García Pérez）、智利展覽建築師科斯坦薩・洛西（Costanza Rossi）合辦。

活動名稱直譯起來顯得累贅，不過從主題「休息在格爾」或即可窺見德文的語境：德文「Arbeitspause」意即工作的休息，既可指休息，也可指停工，這裡在歐洲語文中的「工作」也涵蓋沒有金錢交換的付出；另外，「Görli」是西柏林有名的格爾利茨公園的暱稱，這座公園也是柏林（非公式）的其中一個大麻賣出點，也是柏林少有有警車在園內巡邏的公共場所。柏林有鼓勵藝術家在園內創作以吸人遊人的計畫，而「休息在格爾」就正是受柏林腓特烈洞暨十字山區（又譯腓特烈斯海恩-克羅伊茨貝格，前者是東柏林的城區；後者即為西柏林的部份，以其土耳其特色而著名文化基金補助的藝術活動之一。

發起這個項目的藝術工作者借用希臘建築學者斯塔夫羅斯・斯塔夫里德斯（Σταύρος Σταυρίδης）提出的「Institution des Gemeinschaffens」概念，英文為「institution of commoning」，而「commoning」暫時有「社群共造」、「共惠」（鄒崇銘）或「公用」（洪慧芳）等譯，以重新共同生活為理念，打破疫情以來更趨嚴重的都市宿寞，在柏林疫情基本受控情況下儘量利用露天的公共空間，思索藝術工作者乃至其他行業人士實踐「commoning」的理念。活動分五次於九月、十月初柏林尚未回冷前在格爾利茨公園公開舉行，首次活動以「Common Ground」為主題，舉行了一場公開讀書會，內容上沒有形式或建構上的組織或限制，「工作」或「休息」也沒有界限。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作為其中一名參與者，筆者整理了以下同活動策劃人之一瑪塔．薩拉的一段對話：

張健文：這次項目似是對疫情危機的一種直接回應，這次「危機」、多次「禁令」（Lockdowns）以及其產生的各種存在問題（existenzielle Fragen）影響、關及到包括藝術工作者在內、具不同生活模式的人。德文「Arbeitspause」直譯到廣東話就是「工作嘅休息」，也就是生命中工作期間的、工作之間的長、短停頓，所以它可指涉的範圍較廣，既可以是英文說的「leisure」（餘暇），也可以是具災難意味的停工。是甚麼讓妳去「工作」，使這一「工作」式的「休息」得以實現，讓妳的創意和藝術生產率（Produktivität）得以提高之餘，又能兼顧讓人對「休息」意識更加關注

瑪塔・薩拉：首先，我未必會說這是對疫情危機的一種直接回應，而是說嘗試為社區、共同的（the common）及其共同生活（commoning）去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我很慶幸，甚至應該說這是一種特權（Privileg）能把疫情不看作為危機，或許很多人會跟我有同樣的想法，因為在柏林這樣富有的城市，我們可以說是能活在這樣相對的平靜中，是一種奢華。

再者，或者有必要在這一項目中、這一藝術實踐中的特定背景內去定義，甚至重新定義「休息」（筆者註：德文「Pause」，名詞起首字母須大寫）。畢竟，德文「工作的休息」這一用語中，「休息」的條件是「工作」，「休息」的意味須要在時間定義上、空間定義上、情感定義上得到釐清。同時，這也涉及到「休息」的源頭，也就是「工作」究竟有沒有真切地把我們這一藝術「工作」，或是所有藝術「工作」包括在內，因為常常藝術工作甚至根本不會得到「做些甚麼認真的事情」這一認同。

這裏，「工作」作為激情（Leidenschaft，筆者註：同「耶穌受難」語源相同）、作為「愛」，或作為「職業」也可圈可點，德文的「Reproduktionsarbeit」（註：直譯「生育工作」，如養兒育女）即為一例。加上如藝術工作、家政工作、甚至是愛等各類「工作」定義的互換性（Austauschbarkeit），以及其他跟資本主義系統內生產率作出的比較，都似乎是危險的，因為如果我們把愛看成是「工作」，那一位母親擁抱孩子，又或者是跟自己所愛的人造愛，如何能作出回報上的計算？

另一個問題是，人們如何「擔負」還沒有結束的疫情所帶來的「休息」。「休息」會根據不同的個人情況而帶有不同的意思。「休息」可以是災難，也可以是餘暇。有著官方所定義的「藝術工作者」身分，禁令期間我也所惠於德國聯邦政府的救濟補助金。不過說到疫情及禁令誘發的情感崩壞——我要重申我們能有這樣正面思考的條件確實是一種「特權」——除了讓人重新思考藝術創作或一般生活中的「休息」，也讓人去追溯「餘暇」（Freizeit）的意義。跟人類生活的其他生產活動一樣，藝術不只是藝術工作者單獨創作，然後藝術消費者單獨享用。藝術也是社會生活（gesellschaftliches Leben），是作者與觀者之間的社會互動。